答案直截了当:会亡——不是亡于洋枪洋炮,而是亡于自己血脉里早已凝固的溃烂。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嘉庆,表面是“十全老人”功成身退,实则大清鼎盛之气已如强弩之末。康熙平三藩、收台湾、御沙俄,雍正整吏治、推摊丁入亩,乾隆前期承前启后,疆域达1316万平方公里,人口破三亿,史称“康乾盛世”。可《资治通鉴》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盛世之下,隐疾已深:乾隆六下江南耗银逾千万两,南巡仪仗所至,地方“供张华侈,动费数万”,小民“鬻妻卖子以应差役”;和珅当政二十余年,抄家所得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廷十五年财政收入,《清史稿》明载其“宠任冠朝列,权势震天下”,而买官鬻爵之风,自此席卷督抚州县。
嘉庆登基即诛和珅,充盈国库,然不过饮鸩止渴。白莲教起义自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蔓延川楚陕豫五省,清军鏖战九年,耗帑白银二亿两——此数竟与甲午战后《马关条约》赔款相当,而彼时白银购买力高出晚清三倍有余!更令人扼腕者: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二百余名农民竟攻破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直抵隆宗门,箭镞钉于门匾之上,至今犹存。《清仁宗实录》痛书:“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竟出我朝!”——八旗铁骑早已朽为纸糊甲胄,绿营兵丁“操演虚应故事,器械锈蚀不堪”,王朝肌体,已病入膏肓。
天灾只是导火索,人祸才是焚城烈焰。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黄河连年泛滥,江苏、安徽“赤地千里,人相食”的奏报频现朱批;而朝廷应对之策,仍是加征“河工捐”“剿匪捐”“赈粮预征银”。雍正推行的“摊丁入亩”本可纾民困,至乾隆朝却悄然异化为“丁随地起、地税叠加”,百姓田不足一亩,赋税反重于前。更兼闭关锁国,拒西洋新式农具、良种、水利之法于国门之外,江南稻作亩产停滞在明代水平,而人口翻倍,“人稠地狭,谋生愈难”(《清高宗实录》语),遂使“饥寒起盗心”成普遍现实。
于是白莲教、天理教、捻军、太平天国……如野火燎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沉痛指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非危言耸听——当朝廷视百姓为刍狗,百姓便视朝廷为寇仇。王夫之《读通鉴论》早有警世之语:“国祚之倾,非猝至也,积弊之溃,必有其源。”
戊戌变法百日而终,非因康梁才浅,实因帝制之根已朽不可培;清末新政十年奔走,亦难挽倾厦于将颓。苏轼《赤壁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大清之亡,不在1911年武昌枪响,而在1799年和珅抄家时那声叹息里,在1813年紫禁城隆宗门上那支颤巍巍的箭镞中——它早已不是王朝,而是一具尚在喘息的尸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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