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故宫的文物,最初由清室残余力量“看守”实则盗卖不止,直到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后,才真正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系统保护,此后历经战乱南迁、人扛马驮,最终由一代代故宫人用生命守护下来。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正式终结。然而,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后半部,维持一个形同国中之国的“小朝廷”。这一住,就是十二年。直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命鹿钟麟将其驱逐出宫,这段畸形的共存才告结束。
可这十二年间,所谓“文物看护”,不过是一纸空文。紫禁城名义上仍是皇家居所,内藏历代珍宝无数,但监管形同虚设,盗卖成风,堪称中国文物史上一段痛心疾首的“失控期”。
国民政府虽按约提供经费,却远远无法支撑溥仪及其皇族、太妃、太监们奢靡的生活。于是,变卖文物成了最直接的“开源”手段。溥仪指派其弟溥杰等人,以“赏赐”为名,每日携带大量书画古籍出宫,实则转手售予古董商。据档案记载,仅1922年至1923年间,经溥杰带出的字画便达千余件,其中包括宋元真迹、明清御藏,件件价值连城。
更令人扼腕的是1923年6月26日晚九点,紫禁城西北角的建福宫突然起火。大火持续整夜,静怡轩、延春阁、吉云楼等主要建筑尽数焚毁,百年古木化为焦土。而此处正是乾隆以来收藏各国贡品、佛像法器、唐卡字画的重地——那些封箱未启、自嘉庆朝起便尘封百年的奇珍异宝,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火灾原因至今扑朔迷离,但普遍认为,是因溥仪追查宫中失窃案,太监为毁灭盗窃证据,故意纵火。正如《资治通鉴》所言:“蠹生于内,害必及外。”内腐不除,终致燎原。
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率兵入宫,限溥仪半日内离宫。仓促之间,溥仪仅能带走部分金银细软与随身字画,大量文物得以留存。两天后,即11月7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对紫禁城进行全面清点。这项浩大工程历时一年有余,至1926年4月5日方告完成。今日故宫文物标签上仍可见“清室善后委员会”字样,正是那段历史的无声见证。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一天,不再是帝王之家的私藏秘地,而是向公众敞开的文化殿堂。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文物之美,本应属于天下人,而非一姓之私。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危急。为避战火,故宫文物启动南迁计划。一万六千余箱文物,分三路辗转西行,穿越炮火硝烟,途经上海、南京、长沙、贵阳,最终落脚四川巴县、乐山、峨眉。途中遭遇空袭、翻车、疫病,却无一箱丢失损毁——这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这些文物的背后,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老故宫人”。他们不是将军,也不是政要,却是用血肉之躯扛起文明命脉的脊梁。有人携箱逃难时妻离子散,有人病死途中,却仍将钥匙交予同事。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守护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根脉。
抗战胜利后,文物运抵南京。1948年底,国民党当局将其中2972箱运往台湾,其余大部分于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运回北京。另有2221箱至今仍存南京库房。至于未能搬走的大件文物,如铜缸、玉山,则留守故宫,由留守职工冒死看护。甚至有铜缸曾被日军运至天津塘沽,拟熔作军火原料,幸而日本投降,才得以重返紫禁。
至于那位被称为“故宫收藏神人”的项元汴——他并非民国人物,却是故宫书画收藏的灵魂之一。
民国学者翁同文整理库房时惊觉,近半数古代字画皆有“天籁阁”印记——那是明代嘉兴收藏家项元汴的藏书楼名。统计显示,故宫所藏4000余件书画中,出自其旧藏者竟逾2000件。可谓“半壁江山,尽归一人”。
项元汴生活节俭如农夫,却对收藏倾尽所有。他爱记账,每购一画,必标注价格,俨然账本;他也爱盖章,一幅画上常累累数十印,后人观之,或嫌其“喧宾夺主”,但正是这些印章,成为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
正如元曲《哨遍·高祖还乡》中调侃权贵般滑稽,世人笑他“抠门又爱盖章”,可若无这份偏执,多少名迹恐已湮灭于乱世?他的章,是占有,更是守护。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民国时期,故宫的文物是谁在看护?
答案是:前十二年,无人真正在乎;而后,是一群无名之辈,在烽火中用命护住了中华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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