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农业发展状况如何?:水利兴修八百渠,曲辕犁下万顷金,斗米五文丰年景,盛世根基在农桑。

诸位看官,说起唐朝农业,常有人只道“开元盛世”风光无限,却不知这风光的根子,全在田间地头。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唐人深谙此道——王权稳固如磐石,社会安定似春水,农夫们便有了心思琢磨新工具、挖新水渠。曲辕犁一出,翻土如切豆腐;筒车一转,引水似有神助。这可不是瞎吹,单看天宝年间那八百五十万顷良田,硬是比西汉巅峰还多出几十万顷,官仓里堆着九千六百万石粮食,长安米价低到斗米十三文,青州、齐州更是五文一斗,够你买碗面还剩仨铜板!这般光景,岂是偶然?
唐初那一百三十年,官府修水利修得跟过年似的,前前后后一百六十多项工程,从南到北遍地开花。贞观年间,福建莆田的百姓在官府带领下,筑起诸泉塘、永丰塘、横塘、国清塘,一口气灌了十二万亩良田;开元二年(714年),山西文水又引文谷水开凿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润泽田畴数千顷。这等手笔,正应了《管子》那句“地者政之本也,朝者野之本也”——土地是国策的根基,朝廷的安稳全靠田野的丰收啊!更妙的是,唐人不光修大工程,还琢磨出连筒、桶车、筒车等新玩意儿。那水转筒车最是机巧,以水为力昼夜不息,省下多少人力?至今西南山乡还见它吱呀转动,恰如韦应物《观田家》所咏:“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水利一兴,南方更是后来居上——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加上大修塘堰,江南粮仓便撑起了半壁江山。
曲辕犁横空出世,算是唐朝农具界的“黑科技”。它比前代直辕犁轻便灵巧,转弯不伤苗,老农扶犁哼个小曲儿就能耕完一亩地。再配上筒车提水,效率翻了几番。这般革新,结出的果子硬邦邦:谷子麦子播种收获比竟达二百倍之高!换算下来,撒一斗种能收两百斗粮,反观十三世纪的英国,播一公斤种子才收三公斤,差了六七十倍。你道这数据可敢乱说?《通典·食货志》白纸黑字载着天宝八年仓廪之实,九千六百万石存粮压得官仓吱呀响;《元和郡县图志》也明记莆田诸塘溉田十二万顷。开元十三年(725年)的物价更是佐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米贱如土,足见仓廪之实。
粮丰则民安,户口自然节节高。武德年间全国才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涨到三百万;神龙元年(705年)陡增至六百一十五万户、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口;待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八百九十一万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口登顶——这还只是官府簿册所记。实情如何?杜佑在《通典》里掰着指头算:逃户隐漏怕不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六七千万人实打实活在这片土地上。耕地随之猛增,天宝时实有八百至八百五十万顷,然须警醒:这般开垦虽超西汉,却也埋下水土流失的隐患,安史乱后便见端倪。
究其根源,四字可解:政通人和。隋朝科举开的头,唐朝接着育人才,朝堂清朗如秋水;社会安定了,百姓敢开新田;曲辕犁、筒车一推,产量蹭蹭涨;再加隋炀帝挖的大运河,南北粮船穿梭如织。这般光景,恰似《齐民要术》所启的农桑智慧,在盛唐开花结果——贾思勰若地下有知,定当抚掌笑曰:“吾道不孤!”然盛世终有尽时,农桑之基若失呵护,再高的粮仓也架不住战马铁蹄。诸君且记:稻粱满仓非天赐,全凭人心向耕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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