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中之治是谁创造的?正是晚唐那位被百姓唤作“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他硬是在大厦将倾之际,用短短十五年撑起一片“中兴”曙光,让衰败的唐朝喘了口气。

话说唐宣宗李忱登基时,唐朝已病入膏肓。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简直像被蛀空的朽木。可这位皇帝不一般——他早年装傻避祸,登基后却勤政得近乎痴狂,每天鸡鸣就上朝,批阅奏章到深夜。头一招,先贬谪李德裕,终结牛李党争四十年的内耗。你瞧,朝堂上终于没了“党同伐异”的乌烟瘴气,清流能安心干事了。
更妙的是他重拾佛教。武宗会昌年间灭佛,砸寺院、逼僧尼还俗,民心尽失。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一登基,立马拨乱反正:修佛寺、度僧尼,既笼络了信佛的朝臣,又赢了百姓口碑。政治上他效仿唐太宗,把“治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刻在屏风上,日日自省。经济上更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减免苛捐杂税,遣散宫女充实民间,还严查贪官。田野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虽咏开元盛世,却恰似大中年间的写照),百姓腰包鼓了,连东南财赋重地都少了几分怨气。
对外更是扬眉吐气!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率义军收复安史之乱后沦陷的河西十一州,吐蕃、回鹘闻风丧胆。史书豪迈记载:“克复河湟,拓疆三千里外。告成宗庙,雪耻二百年间。” 宦官势力被死死按住,神策军一度重归朝廷掌控。短短数年,阶级矛盾缓和,海内粗安,史家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唐鉴》语)。难怪《旧唐书》宣宗本纪赞叹:“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 这哪是回光返照?分明是枯木逢春!
可惜啊,好景不长!大中十一年(857年)后,宣宗竟迷上长生术,整日求仙炼丹,“颇好神仙”四字,道尽明君暮年的荒唐。宦官趁机卷土重来——薛元赏等忠臣被贬,神策军重归阉党掌控,连东南财赋之地都任其巧取豪夺。更致命的是纵容贪腐:荆南节度使杨汉公贪鄙成性,宣宗非但不惩,反擢为同州刺史。各地藩镇有样学样,贿赂宦官成风,兵变如野火燎原。
大中十二年起,南方乱成一锅粥:容管、岭南、湖南接连爆发军士逐帅;大中十三年(859年),武宁节度使康季荣因刻薄士卒被逐,裘甫更在浙东揭竿而起。《新唐书》一针见血:“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 这哪是“中兴”?分明是暴风雨前的死寂!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冷眼洞穿:“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 与《资治通鉴》的盛赞判若云泥——前期百吏奉法、海内安靖,后期却暗流汹涌,恰似华屋下的蚁穴,无声无息蛀空了大唐根基。
回望大中之治,宣宗前期如明灯照亮残唐,后期却蒙尘自误。他被称“小太宗”,却难逃历史铁律:盛世非一人之功,衰亡亦非一日之寒。 百姓思咏“大中之政讫于唐亡”,可裘甫起义的烽烟,已为五代乱世埋下引线。这教训何其深刻——纵有“克复河湟”的豪情,若不能根除贪腐、制衡宦官,再美的“小康”也不过是沙上之塔。南怀瑾先生曾叹:“历史从不重复细节,却总重复逻辑。”大中之治的悲欢,不正是这逻辑的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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