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

唐朝离婚制度：从宗法束缚到法律保障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

《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双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子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得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如今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犯"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一）唐代婚姻制度中，对于婚姻的成立，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原则，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

第二，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

第三，对婚姻的缔结有限制，规定同姓不婚，违者各徒二年。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严禁与逃亡女子为婚，监临官不得娶监临女子为妾，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均处以刑罚。

第四，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有妻更娶："诸有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惩治乱妻妾位："诸以妻为妾"，"徒二年"。

（二）关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唐律规定出妻、义绝、和离三种类型。

1、出妻即"七出"，唐律的"七出"自是源于礼制，但在内容上有变动，在顺序上也有较大的调整。《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而依唐代律令，七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七出是法律赋予男子单方面的权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置子女卑幼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父母，有时并不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下面分别介绍出妻的七个法定条件。

无子。在古代家族社会，血缘是联系族人的纽带，婚姻的目的、功能和最高价值被界定在"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宙，下以继后世"的范围内，在儒家经典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舜悖礼擅娶也不为过。娶妻的目的就是生育出承祖传宗的男性继承人，这也是妻的应有职责。这一礼制观念历代相沿，至唐未改。唐律强调妻的这一生育职责，将无子出妻列为七出首，实是将生育责任片面归于妻。

淫佚。淫佚即纵欲放荡。按照《大戴礼记·本命》的解释，礼设淫去，是因为其乱族，古代中国是一个血缘聚居的家族社会，它强调血缘的纯正和亲疏远近之别，由此决定家族内部的等级以至推衍出社会的等级。淫佚乱族，此为家族大忌。当然这一禁条仅仅是对妻而言的，对夫并无丝毫的要求，它标志着夫及其家族对妻的性专权。

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弛、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

【一】宗法制度下的婚姻契约

唐律强调"父母之命"的权威性，将婚姻视为家族利益的载体。当子女尚未成年时，婚姻往往由长辈主导，"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这种制度延续至宋代，直到《宋刑统》仍保留"父母主婚"原则。即便卑幼已自行订婚，仍需遵从长辈安排，否则将面临杖刑。这种规定既维护了家族秩序，也强化了丈夫对妻子的控制权。

【二】七出制度的演变

唐律对"七出"的排序进行了调整，将"无子"置于首位。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冲击。唐中期以后，农业生产力提升，人口增长，家庭结构趋于多元化。原本以生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开始瓦解，"无子"成为离婚的合法理由。但这种改变并未消除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反而加剧了性别权力的失衡。

【三】三不去原则的桎梏

唐律确立"三不去"规则，赋予丈夫无限的离婚权力。曾为舅姑服丧三年的妇女，即使犯了"七出"条款，仍无法离异；娶时贫贱后富贵的女子，即便有"恶疾"也难以离开；无家可归的妇女，更被视为不可再生的"弃妇"。这种制度实质上将婚姻视为财产关系，将女性视为可随时处置的资产。

【四】义绝制度的残酷现实

唐律规定"义绝"包括殴杀、奸杀、谋害等严重犯罪。当一方犯下此类罪行时，另一方有权依法强制离婚。这种制度体现了法律对暴力行为的零容忍，但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历史上不乏因家暴导致妻离子散的案例，但法律始终未能给予受害者应有的救济。

【五】法律保障与社会变革

唐律在维护宗法制度的同时，也展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的豁免权，为婚姻自由提供了法律基础。这种制度在唐后期逐渐演变为"收养制度"，允许妇女在特定条件下获得新生。尽管如此，法律始终未能真正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本问题。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反思

唐朝离婚制度折射出封建社会的深层矛盾。当法律试图通过规范婚姻来维护秩序时，实际上加剧了性别权力的不平衡。现代法治社会应当借鉴唐律的智慧，建立更加公平的婚姻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在法律框架内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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