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释义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隋末考取明经科,入唐后为国子监祭酒。此时他年事已高,只是总揽大纲,由当时专治一经的经学名家分头编撰,最后由孔颖达总其成。
义是对诸师原文的解释,疏是对原注的解释,汉代以来经学家对诸师作过反复解释,有义也有疏。但章句繁杂,儒学多门。太宗令孔颖达整理的是: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各位中南北风格不一,孔颖达名义上不分南北,其实是以南学为主。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即以所选家的本子为标准,以原有注文进行解释,即使其它本子中有更好的注释也不用。
这不是义气用事,而是把整理经文作为手段,把统一思想作为目的缘故。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凡儒生谈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力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十二经,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隋唐经学的发展趋势是汉学向宋学过度。孔颖达"疏不破注"是传统的汉学风格,与这个趋势不协调;但他对注疏作阶段性清理和总结,为经学新阶段的到来做了准备。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通过"疏不破注"的严谨方法,将儒学各派的经注统合为一,实现了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历史跨越。这种统一不仅解决了经文异文的问题,更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孔颖达采取"以注定经"的策略,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经典纳入统一框架。他选择王弼注《周易》、孔安国注《尚书》、毛传《诗经》、郑玄注《礼记》、杜预注《左传》作为基础文本,通过"义"与"疏"的系统梳理,将各家异说整合为规范解释。
这种做法体现了"疏不破注"的核心原则,即尊重原注权威性,同时通过疏解补充阐释。正如《尚书·大禹谟》所言:"惟乃丕显昭烈,克明峻德。"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既保持注疏的完整性,又通过系统编纂实现思想统一。
《五经正义》的颁布具有深远制度意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后,儒生应试必须遵循此本,形成了"以经定教"的规范。这种制度确保了儒学的正统性,使"汉武独尊儒术"的政策得以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的统一工作并非简单复制,而是通过"疏不破注"实现思想整合。正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夫道之大体,莫善于《易》。"他通过严谨的经学考据,将儒学从"百家争鸣"推向"独尊儒术"的新阶段。
《五经正义》的编纂为后续经学发展奠定基础。它确立了"经注合一"的学术传统,为宋代理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朱熹所言:"经是理,注是事,疏是情。"孔颖达的统一工作实现了"理"与"事"的结合。
同时,这种统一也推动了儒学内部的整合。尽管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但儒学内部仍存在分歧。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通过系统整理,使儒学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完成了从"诸子百家"到"儒学正统"的转变。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不仅是经学整理的典范,更是儒学正统化的里程碑。其"疏不破注"的严谨方法,既维护了经学的权威性,又促进了儒学的思想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解决了经文异文的问题,更确立了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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