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戏谑,而是命定的相守:他一生未脱贫籍,却以贫为纸、苦为墨,写就了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夜,山东淄川蒲家庄商人蒲槃梦见一瘦骨嶙峋、身披袈裟的病僧,胸前贴着铜钱大小的膏药,径入内室。惊醒时,第三子呱呱坠地;月照榻上,“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果见婴儿胸前青痣如钱,分毫不差——这并非志怪附会,而是蒲松龄四十岁后在《聊斋自志》中亲笔所记的“宿命开篇”。他自解:“或曰:吾前世为僧,故今生苦行。”此说虽出己心,然非妄语:清初士人困于科场、老于塾馆者众,而能将困厄升华为千古奇文者,唯留仙一人耳。
蒲松龄19岁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连捷,“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然此后屡赴乡试,竟四十余载不第,直至71岁方成岁贡生。其间,父亲弃儒从商,家道中落;25岁分家,得薄田20亩、老屋3间,“门无扉,窗无棂”,借堂兄门板为户;240斤粮,仅够妻儿三口度三月。至30余岁,父殁母存,四子渐长,真可谓“家徒四壁妇愁贫”(蒲松龄《日中饭》)。他自嘲《祭穷神文》:“穷神穷神,我和你有什么情分?……难道我们是缠绵的情人?”——此非哀鸣,实乃反讽中的深情:穷神不弃,恰如影随形;他亦不弃穷神,终以四十年舌耕笔耘,在西铺毕家坐馆近四十载(1670–1709),于油灯豆火间,写就《聊斋志异》四百八十余篇。
私塾先生,清代底层读书人最普遍的活路,却也是最卑微的职业。蒲松龄在《闹馆》中借教书先生之口自况:“刮风背学生,下雨垫猪圈,客来擦桌烧火……”虽带夸张,却非虚言。当时塾师年俸多不过八两银子,而《红楼梦》中刘姥姥估算:“庄稼人过活,二十两才够一年。”他常卖文糊口:代写婚书、祭文,酬不过一斗米、一只鸡、两瓶薄酒;税吏“敲比”催征,他卖尽缸底存粮、妻织之布、甚至耕牛;见市售青鱼垂涎,“安分忘馋嚼”;除夕祭灶,《甲寅辞灶作》叹“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灶王爷前无肉可献,只得打趣:“君其勿怒,我实无肴;若诉天庭,恐君亦焦!”——此等文字,岂止幽默?分明是以血泪酿就的东方黑色喜剧。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天末怀李白》)蒲松龄一生三苦并臻:生活贫苦、功名苦涩、著述艰苦;而其苦,又深嵌于明亡清兴之大变局中——他生于崇祯末世,长于顺治乱后,盛年值康熙盛世表象之下,实则文字狱渐起、士林噤声。正因不得登庙堂,方能俯身闾巷,听狐鬼谈人情;正因久困穷神怀抱,才懂寒夜叩门者的体温、典衣沽酒者的指颤、饿鹰扑食般争粥的稚子眼神。所谓“缠绵”,不是屈服,而是以全部生命与命运对视、对话、对舞。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蒲松龄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享年七十六。身后无显宦之荣,唯《聊斋志异》手抄本悄然流传。三百余年过去,世人早忘那些考官姓名,却记得一个在淄川老屋灯下,与穷神执手相看、笑骂由心的柳泉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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