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高级公务员年终奖相当于一年工资

古代“公务员”的俸禄是多少

年终奖在我国很早就有。在东汉时期，当时三公和大将军领这一回年终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宋代官员的工资虽然很高，但年终奖却很少。清朝皇帝年底多用荷包赏赐大臣。民国时期，商店的伙计、公司的职员一般也都有年终奖。

古代“公务员”也是拿工资靠俸禄生活的，但古代“公务员”更看重补贴的丰厚。所谓补贴，则指正常工资之外的正当收入，不属于贪污腐败、巧取豪夺得来的灰色收入。在古代，公务员最典型的工资性补贴之一，是各式各样的“赏赐”，一直到清代都不绝。

以西汉为例，赏赐便有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勋赏赐三大类别，有的直接赏钱，更甚的则是赏缯帛、酒肉、车马，甚至连奴婢、房子都赏赐。朝廷一年有两次定期赏赐，分为春赐和腊赐。腊赐更实惠：除了钱、粮，连牛肉都赏赐。如“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在汉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赏赐便越多，很多时候得到的赏赐性补贴超过正式工资，官员仅靠赏赐便能致富。如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员。《汉书·张汤传》记载，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构陷，时任相当于今中央监察部部长的御史大夫张汤冤狱自杀，死后清查，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当时的1金为1万钱，张汤所任最高职位御史大夫月俸4万钱，“五百金”的家产仅靠死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0年。张汤生前不腐败，这些钱财大部分都是靠赏赐得来的。

但张汤所代表的是汉代的高级“公务员”阶层，朝廷的赏赐一般到不了下级官员之中，西汉、东汉皆如此。一般“公务员”不只工资低，补贴也很少，甚至没有。如东汉，当年最普通的“斗食”级“公务员”，月俸仅“十一斛”，相当于1100钱，而当时一个打工仔(雇工)月工资都有1000钱。因工资少，一些下级官员便向老百姓伸手，弄点补贴，逐渐发展成为腐败。

南朝时期有“杂供给”、“迎新送故”地方“公务员”比京官受青睐魏晋时代，官场实行“九品官人法”，对各级“公务员”的评议划分出9等考核标准。魏晋“公务员”低工资，一家老小怎么生活？靠的也是补贴和外快，综合起来，魏晋“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比汉代低多少，其补贴来源，一是如汉代一样有价值不菲的赏赐，二是在编制内的一至九品官员，可以合法地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还有50户到1户不等的佃户，这笔外快远远超过法定俸额。

在南朝，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京官)没有地方“公务员”(地方官)实惠，就是因为地方“公务员”补贴多。地方大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杂供给”，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征收，很多官员将之当福利补贴，甚至连鸡鱼肉蛋都向老百姓征收。南朝齐国吴兴太守谢朏，本为京官，就任吴兴太守后不思政务，整天就盘算着敛财捞外快，萧鸾(齐明帝)当皇帝的建武初年，他向吴兴老百姓征收鸡蛋，收受了数千只鸡。

公开收礼则是地方“公务员”工资补贴的又一重要渠道。南朝“迎新送故之法”规定，地方官员调进调出都得送礼，“饷馈皆百姓出”。“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为“送故主簿”。

“迎新送故”的数额，似乎没有统一规定，富裕的地方可能多送，穷地则少送。以相当于今市县一把手的郡县太守“迎新”礼金来说，有的数百万钱，有的几十万，最少的也有20万元。“迎新”礼金又叫“见资”、“行资”，应该比还资更丰厚，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时，名叫曹虎的官员出任雍州刺史，“得见钱五千万”。

所以，不少京官都希望出任地方官，希望多得外快和补贴。有的皇帝还把地方官的任命当作一种福利送给宠臣好官。如梁武帝时，扬州刺史府长史萧介比较清贫，梁武帝亲自给吏部尚书何敬容打招呼：“萧介清贫，可以处一郡。”

唐宋时期有“俸料钱”、“职田”宋咸平二年小县县令可享7顷职田到了隋唐，于东汉末年开始的“菜田”、“禄田”制度被进一步引入“公务员”工资收入体系中。隋朝，在禄米之外，又根据官员地位和品级的不同，提供相应份额的田地作为官员俸禄的补充，称之为“职田”。此外，又提供本钱(公廨钱)和相应田地(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经费，实则大半被当作了个人补贴。

唐代“公务员”的收入相对稳定，除了基本工资(禄米)、职田之外，还有以现金形式发放的“俸料钱”：月俸钱、食料、杂用等。月俸钱，就是每月官员俸禄的现金部分；食料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

古代公务员的补贴机制

古代公务员的补贴机制复杂而多元，既有明确规定的赏赐制度，也有灵活的民间交易。这种补贴制度在不同朝代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和阶级特征。

汉代的“赏赐”制度堪称古代补贴体系的典范。西汉时期，朝廷通过春赐、腊赐等形式，向官员发放实物和货币补贴。腊赐尤为隆重，不仅包含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还特别赏赐牛肉，这在《史记·孝文纪》中有详细记载："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这种以实物为主的补贴方式，既体现了朝廷对功臣的恩宠，也反映了官员在基层的生存困境。

魏晋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催生了独特的补贴模式。地方官员不仅享有"菜田"等土地资源，还能通过"杂供给"获取额外收入。南朝齐国吴兴太守谢朏的案例揭示了这种补贴的两面性：他通过"迎新送故"收取鸡卵，既是对权力的觊觎，也是对民众的剥削。这种补贴制度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巅峰，形成了"官民共济"的特殊格局。

唐宋时期的"俸料钱"和"职田"制度，标志着补贴体系的成熟化。宋代小县县令可享7顷职田，官员通过土地经营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这种制度将补贴转化为实物资产，既保障了行政效率，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财富。然而，这种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瓦解，最终演变为现代公务员的绩效激励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补贴制度往往伴随着权力寻租。张汤案显示，官员的家产多来自赏赐，而非官方俸禄。南朝"迎新送故"的实践则证明，补贴制度容易演变为腐败工具。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形成了"官僚资本"的雏形。

古代公务员的补贴与社会变迁

古代公务员的补贴制度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从汉代的赏赐体系到唐宋的职田制度，补贴机制不断演变，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脉络。

汉代的"赏赐"制度为官僚阶层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也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张汤案表明，官员的财富来源多依赖赏赐，而非官方俸禄。这种现象在魏晋时期达到顶峰，地方官员通过"杂供给"获取经济支持，形成了独特的"官僚资本主义"模式。

唐宋时期的"俸料钱"和"职田"制度，标志着补贴体系的成熟化。宋代官员通过土地经营获得稳定收入，这种制度将补贴转化为实物资产，既保障了行政效率，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财富。然而，这种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瓦解，最终演变为现代公务员的绩效激励体系。

古代补贴制度的演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缩影。从实物补贴到货币化改革，从土地分配到绩效激励，补贴体系的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塑。这种变化不仅塑造了古代官僚体系，也为现代公务员制度提供了历史参照。

在今天看来，古代公务员的补贴机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形式的薪酬制度都应建立在公平、透明的基础上。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古代官员的补贴制度虽已过时，但其蕴含的制度设计智慧，仍值得我们在现代管理体系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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