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初都不能荡平匈奴,唐朝刚刚建立为何就能平定突厥

汉初不能荡平匈奴，而唐初却能迅速平定突厥，其根本原因在于：突厥内乱频仍、天灾人祸交加，而唐朝则政通人和、君主雄略，此消彼长，胜负已分。

突厥之衰：内忧外患，自毁根基

世人常以汉匈对峙为镜，以为游牧强敌皆如铁板一块。殊不知，突厥之于唐初，早已非冒顿单于时之匈奴。彼时匈奴政令统一、兵锋锐利，而突厥在颉利可汗治下，却如朽木将倾。

政令混乱，首为祸根。

颉利可汗慕华风而用赵德言，此人不通大道，徒效中原繁文缛节，使突厥素来简朴之政法，反成苛细之桎梏。百姓不堪其扰，怨声暗起，正如《道德经》所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恰如吕洞宾尝言：“外饰愈华，内真愈丧。”

赵德言之术，不过皮相之学，未得黄老清静无为之旨，徒令可汗威仪日增，民心日离。

经济凋敝，雪上加霜。

突厥本以掠夺为生，李世民即位前后，连年大雪，“积雪数尺，牛马十死七八”，饥荒遍野。颉利不思赈恤，反加重税，诸部离心。昔者冒顿控弦三十万，尚知“以战养战”；颉利坐拥广土，却不知蓄养民力，岂非自取其败？

于是薛延陀夷男率先举义，七万帐落揭竿而起。回纥菩萨以五千精骑破突厥十万之众，正应了那句古语：“上下同欲者胜。”贞观二年，奚、霫、契丹等十余部纷纷叛离，突厥如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唐室之兴：君明臣贤，乘势而起

汉承秦弊，天下疮痍，高祖虽有志，然民生凋敝，不得不行和亲以息烽烟。唐则不然，虽亦经隋末大乱，然太宗英断，内修政理，外察敌情，待机而动。

尤为关键者，突利小可汗与颉利内讧，竟至兵戎相见。突利被辱，愤而请附大唐。太宗不费一矢，而敌自裂。此正如张三丰真人所悟：“柔弱胜刚强，不在力而在势。”唐军未出，突厥已自溃其腹心。

昔苏子瞻《赤壁赋》有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用兵之道，亦贵因势利导。太宗观突厥之乱，如见隙而入，贞观四年命李靖北伐，一战擒颉利，东突厥遂亡。非唐兵独强，实因突厥自败其道。

故曰：国之兴衰，不在疆域之广狭，而在人心之向背、政令之清浊。汉初休养生息，是不得已而守；唐初雷霆出击，是顺势而为攻。二者时势不同，举措各异，然皆合乎“知止而后有定”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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