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替皇子稳住局面，皇子称帝后却想杀他

此人替皇子稳住局面，皇子称帝后却想杀他

——颜竣以一身肝胆扶刘骏登极，终因“言直而无忌、功高而不知退”，被宋孝武帝赐死于建康狱中。

一、危局中的定海神针

元嘉三十年（453年），建康宫变惊雷骤起：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注：原文误作“宋武帝”，实为宋文帝刘义隆，据《资治通鉴·宋纪五》《宋书·文帝纪》确证），自立为帝。时刘骏（后为宋孝武帝）正督军西讨西阳蛮，在巴口闻变，“投袂而起，裂眦流血”。千钧一发之际，幕僚颜竣挺身而出——他执笔如剑，所作《讨逆檄》“辞气慷慨，声动江表”，史载“远近响应，旬日之间，众至三万”（《宋书·颜竣传》）。更奇者，刘骏行至采石矶忽染重疾，“昏瞀累日，气息垂绝”，军心将溃。颜竣密不发丧，“独入卧内，代决机事，号令如常”，二十昼夜，舟中将士竟不知主将已濒死境——真可谓：“千军易得，一帅难求；一帅若崩，全军尽墨。而一人隐其危，代其令，使旌旗不偃、鼓角不息，此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也！”

二、蜜糖里的砒霜

刘骏克复建康、诛杀刘劭后，论功行赏：颜竣食邑二千户，半年即拜吏部尚书，“选举之权，悉归于竣”。彼时君臣相得，形同手足，《南史》直言：“上（刘骏）与竣布衣款曲，恩若兄弟。”然盛极而衰，理之常也。及至孝建初年，刘骏渐露暴戾之相：酗酒无度，“终日酣饮，少有醒时”；聚敛无厌，“台库之钱，日输内藏”；刑戮任情，“左右小忤，辄加斩戮”。颜竣忧之切切，屡进直言，初尚见纳，久则拂袖。他渐生疑惧，乃上表求外任东扬州刺史——本欲试探君心，岂料刘骏“即日见许”。颜竣“大惧”，知恩宠已薄如蝉翼。

大明二年（458年）八月，中书令王僧达因谋反下狱，临刑前攀诬颜竣“怨望诽谤，讪黩朝政”。刘骏震怒，虽念旧情未即赐死，然已削其官爵。颜竣惶怖失措，连上三表谢罪，字字泣血。殊不知——暴君之忍，不在怒时，而在忍时；其杀机，早伏于昔日榻前代决二十日之密诏之中，只待一个由头，便成燎原烈火。

最终，刘骏遣使至东扬州，先断其足，再赐鸩酒。其妻儿流徙交州（今广东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子行至郁林，沉于湖中。数年后，刘骏猎于风雨晦冥之际，左右谏止，帝勃然曰：“汝欲效颜竣邪？”又拊案叹：“若使竣知朕意，何至喋喋若此！”——功臣之悲，不在无功，而在功太著；不在不忠，而在忠太显。伴虎者，岂可恃熟而忘爪牙？

后人读史至此，常掩卷长叹。苏子有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颜竣之才，足以安社稷；其识，未足保身家。他忘了魏徵曾对太宗所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而暴君之“兼听”，从来只为装点门面；其“偏信”，方是骨中真味。故《菜根谭》有警句曰：“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之痛痒；当轩冕之任，须怀履薄之忧思。”颜竣位极人臣，却未修此心——终使青史一页，血泪斑斑，照见千古权门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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