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谡的是非功过,历来争议不断:他并非庸才,却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其才识可嘉,然性情浮躁终致街亭之败,实为“言过其实”之典型,亦折射出诸葛亮用人之失。

提起马谡,世人多因《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而视其为夸夸其谈、不堪大用的典型。诚然,街亭之败确系其军事生涯的致命污点——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命马谡守街亭要地,马谡却弃城上山,屯兵孤峰,被魏将张郃围困断水,全军溃散,致使蜀军战略优势尽失,北伐功败垂成。此事载于《三国志·马良传附马谡传》,史实无误。
然若因此断言马谡毫无才略,则未免以偏概全。史载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得诸葛亮器重。尤为可贵者,南中叛乱之际,马谡曾献策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此语被诸葛亮采纳,遂有七擒孟获、南中归心之举,为北伐稳固后方奠定根基。此非纸上空谈,实乃深远谋略。
更值一提者,马谡曾为诸葛亮设反间计,散布司马懿谋反流言,致魏明帝一度罢黜司马懿兵权,解蜀汉一时之危。此事虽细节在《晋书》《资治通鉴》中略有出入,但司马懿确于227–228年间被短暂夺权,与诸葛亮北伐时间吻合,足见马谡智谋非虚。
然而,才高者易骄,谋士未必能为将。马谡长于战略筹画,短于临阵应变。以参谋之才,骤任前线统帅,本就风险极大。诸葛亮明知其“素无统御之能”,却因私好其才而委以重任,实为用人之误。正如古人所叹:“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马谡之败,非全在其人,亦在用非所长。
白帝托孤之际,刘备奄奄一息,却特召诸葛亮,郑重告诫:“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此语出自《三国志·马良传》,确为史实。彼时马谡虽名不见经传,然已常与诸葛亮“自昼达夜”论兵,备受倚重。刘备久历戎马,阅人无数——关、张、赵、法、诸葛,皆其亲手拔擢,忠勇可鉴。其识人之准,三国罕匹。
刘备之所以专提马谡,盖因察其“好论军计”却未经实战,恰似战国赵括,空有韬略而无临敌之能。临终之言,非为贬抑,实为警醒。可惜诸葛亮未纳此谏,终致街亭之失,悔之晚矣。此正应了那句古训:“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为政》)
综而论之,马谡非庸碌之辈,实为有才而性躁、善谋而乏断之士。其功在南中之策、反间之谋;其过在街亭轻敌、违令致败。后世评之,当去小说之渲染,还史实之本真——既不神化诸葛亮之无过,亦不丑化马谡之全非。唯如此,方得历史之镜,照见用人之道与成败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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