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第二任皇后卫子夫自尽,并非失宠、失德或谋逆,而是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被诬陷行巫蛊诅咒武帝,卫子夫以皇后之尊毅然调发宫人助子平乱未果,见大势已去、清白难雪、君心尽寒,遂于未央宫椒房殿自缢——此非怯懦之死,乃绝望中的持节之终。

卫子夫出身平阳公主家歌女,元朔元年(前128年)立为皇后,时年约三十;其弟卫青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初露锋芒,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封长平侯;外甥霍去病更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封狼居胥,年仅二十二便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史载“卫氏支属五侯”,《汉书·外戚传》明言:“自子夫后,卫青、霍去病皆以军功显,然未尝干政,亦无结党营私之迹。”所谓“卫氏一家独大”,实为战功卓著、恩宠所系,而非权倾朝野、把持朝纲——这恰是江充辈欲除之而后快的真正原因:非因其专权,正因其不专权而得帝心久矣。
警醒处在于:当一个家族以忠诚立身、以战功报国,反成众矢之的,那危险从来不在宫闱之内,而在庙堂之上那无声涌动的倾轧之流。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年逾六旬,沉疴在身,又笃信方术。佞臣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遂借“巫蛊案”构陷东宫。他假称“宫中有蛊气”,持节入太子宫掘地搜查,“得桐木人四十余枚”——此事《汉书·武五子传》直书:“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然班固特笔点破:“实无其事,皆充所为。”太子惶惧,不得已矫诏捕杀江充,发兵守城,旋被诬为“谋反”。武帝震怒,遣丞相刘屈氂率兵镇压。混战五日,太子兵败出奔,后于湖县自缢。卫子夫闻讯,知帝已不信其子,更不信其人,遂交还皇后玺绶,自尽于未央宫——《汉书》载:“皇后自杀。”三字千钧,不言悲而悲彻骨髓。
深刻处在于:帝王晚年的猜疑,一旦与权力真空、小人煽惑、制度失衡三者共振,再坚固的母子之亲、夫妻之义、君臣之信,亦如薄冰覆于沸水之上。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虽咏荆轲,然卫子夫临绝之际,何尝不是以柔弱之躯,承万钧之压?她未披甲执锐,却以生命为子正名;她未登坛誓师,却以自尽为汉家纲常作最后证词。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叹曰:“子夫以卑微起,以贞烈终,其志洁,其行芳,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
巫蛊之祸平息后,武帝建“思子宫”于湖县,又作“归来望思之台”,追悔莫及。然逝者已矣,椒房寂寂,唯余史册低语:一曲《秋风辞》里“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苍凉,终成了卫子夫与刘据最沉痛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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