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正在展开。英国记者斯坦因向毛泽东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需要警惕: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
这一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理想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当斯坦因问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内容时,毛泽东答道: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
值得警醒的是: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毛泽东深刻指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大雅·民劳》
谈到土地政策的变化,毛泽东解释道: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政策的制定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尊重群众的意愿,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淮南子·泛论训》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却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正确选择。
这场对话,展现了一个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民心的根本原因——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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