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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教授 王财贵教授演讲系列——2006年9月北京人大演讲

2015-12-30

王财贵教授  2006年9月北京人大演讲

(财贵按:二00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上在北京代表台湾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与「四海经典推广中心」发起「全球读经──论语一百」的宣言。下午,受邀赴北京人民大学,为其一年一度的「孔子文化月系列讲座」开讲本年度的第一讲。到了会场,主持人向我要讲题,我想,今天适逢孔子诞辰,早上又刚面向世界发起人人展读论语的呼吁,在此经典沦丧,圣人离忧已久,而读经风气勃兴,儒家德慧即将来复,世纪文化再造有望的日子里,就临时给了「经典、儒家、读经」这个题目。时听讲者约四五百人,我本来是随兴而讲,并没有事先备稿,也没有打算事后流传,因座中有从天津来见面的清羽先生和小楼小姐,听后觉得颇为受用,他们既录了音,带回天津以后,由小楼将全程录音转为文字,发在「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上,我重新看了一回,觉得还能向这个时代表达一些意思,所以就略作修饰,交给本刊刊出。因为是口语所转,行文难免辞繁不杀雅俗无忌,望读者不见怪也。)
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
人民大学以学术和党政界的龙头地位,每年秋季,从九二八开始的一个月,选定为「孔子文化月」,热烈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来表示尊重民族圣人,宣扬民族文化的心意。这个活动,对学生乃至于社会的影响力,应该是很巨大的,其用心令我敬佩。两年前,也是在「孔子文化月」中,我第一次来到人民大学,作了一场演讲,并接受了人民大学的好意,应聘为本校「孔子研究院」的研究员。很惭愧,两年来,并未曾尽过什么力,今天又是今年的「孔子文化月」活动的第一天,我恰好在北京,校方让我来作系列讲座的第一场演讲,也算是一种报答了,人民大学可不要说我接了聘书没尽责,炒我鱿鱼,让我下岗哦!(笑)
今天是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早上,我参加了北京四海经典教育推广中心所举办的「全球读经──论语一百」的发起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轻蔑圣人,忘记经典的时代,因而我们这个民族,也成了缺乏智慧,丧失信念的民族。凡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年青人,都应对此问题做深入的反省和自责。所以我今天临时订了一个题目:「经典、儒家、读经」,用这三个观念,试图来反省我们民族的处境,指出时代的方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愿以这三个观念,和大家共勉。
首先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经典」。什么是「经」,什么是「典」,为什么有「经典」,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经典,更要在这个时代重新提倡经典?我们对一个观念的了解,往往可以从它的字义了说起。我们先看「经」这个字:有文字学家认为,「形声必兼会意」,就是读作什么声音,是与其意义有关的。如「江」「河」就是形声字,一半是形,一半是声,形代表本质,声指示读音。「江」「河」的形符是三点水,代表与水有关,它的读音一个是「工」,一个是「可」,「工」和「可」两个声音和意义有什么关系呢?「江」、「河」都是大川大水,大河流动的声音就是「可可可(hohoho)」,大江流动的声音就是「工工工(kongkongkong)」,所以借用「工」和「可」的声音,这声音也表示了相当的意义。更典型的,譬如论语的「论」字,从「言」,「仑」声。「仑」的本义是「集册」,「编集简册」,而引申为凡是有次序有文理的事物,所以如果加「言」为形符,就成为论说的「论」,整顿丝线,加「纟」作形符,成为经纶的「纶」;指水中的纹理,成为沦涟的「沦」,而安排人世的关系,便成人伦的「伦」,这些字都以「仑」作声符,而都与「文理次序」有关,可证「形声」之「兼会意」了。
那么,看「经」这个字,其形符是个「绞丝旁」,我们就知道与丝线有关,其次,看其声符「巠」,中间有个「川」字,是水,而「巠」就是水脉,山有山脉,水有水脉,就像人身上有血脉一样。脉是从这里通向那里的轨道,所以「巠」和交通来往有关。如果形符是双人旁,就是「径」,路径,也就是你出入的道路,这样也有通往的意思,把形符换成「走马旁」,写成「径」,更有直通的意思了。所以「经」这个字,从形符看,和丝线有关;从声符看,则有「直通」的意思。
「经」字的本义,在《说文解字》上说:「经,机纵丝也」,是说织布机上的直线、纵丝。布本是由纵线横线交织成的,直线叫做「经」,那么横线呢,就叫做「纬」了。经纬同样是织布机上的丝线,只是方向不同,就成了两个概念。两相比较下,「经」这个直线就显出某些特色来,首先,它比纬先摆上去,有了「先在性」;而既摆好了经线,便决定了这匹布的质量,所以经有「主导性」;再来,经在织布的时候,几乎是不动的,由纬来动,因此经有「不变性」,也就是「永恒性」。它先在,它主导,它永恒。因为经线有这几个特色,把它抽象化普遍化后,就有「经常不变,天经地义」的意思。进一步,凡是记载人类永恒的智能,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著作,就渐渐称为「经」了。
而「典」字,是个会意字。会意字就是由两个字合成一个字,而字义也是这两个字的合义。「典」字的上半部是「册」,下半部是「几」。「册」是个象形字,像竹简用线穿起来,是古代的书籍模样。其下是「几」字,也是个象形字,是高脚的桌子的图像。「放在高几上的简册」,应当是贵重的文件,所以有个成语叫「高文典册」。引申为所有贵重的事物,如「典礼」、「典藏」。所以「经典」合辞,就是永垂不朽的高文典章。
中国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称为「经」的书,首先提到「六经」的是庄子,庄子不是儒家,是道家,既然道家的学者都把孔子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称为六经了,可见在春秋时对「经」用法已经非常确定,就是把人间非常基本的、很高明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叫做「经」。春秋以后,一直到汉朝,又有所谓「纬书」,就是辅佐经书的书,每本经都有纬书,称为「六纬」。后来,几乎只有儒家的书才称为「经」,从六经到五经到九经到十三经,都只算儒家的书,而且是环绕着孔子所传的「六经」的书,才称为经。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本书之称为「经」,有它特别的意义。
纵使是中国人对外来书籍的翻译,也对有特殊的含义的书,才叫它做「经」,有特别尊重的意思。中国的四库全书里面有所谓「经史子集」,「经」摆在最前面。我们翻译印度传来的大藏经,里面含有三部分,叫三藏——经、律、论,也是把「经」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知道,这个次序不是一时的好玩,乃是有意的排列,把价值性最高的排在前面。
可见整个学术史当中,大家有个共同的观念——「经」有特别的意义,并不是任何书都能称为「经」,在中国只有儒家的基本著作称为「经」。其它纵使很重要很有名的书,也不能称为「经」。譬如在唐朝,皇家信奉道家,尊崇老子,就把老子的书称为「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并不是宣扬「道德」,我们常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老子这本书之所以称为「道德经」,因为它有五千言,如果写在竹简上,就很笨重,因此把竹简分成两卷,第一卷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字是「道」,因此就把这一卷称为「道经」,下一卷开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但不能称为「上经」,因此取第二个字,就叫「德经」,合在一起,就是「道德经」,老子就「成经(成精)」了(笑)。道家的第二把交椅人物庄子,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因此他的书,升格为「南华真经」,庄子也「成经」了。
虽然在历史中、民俗中,尊重道家、尊崇老庄的人,有时称《老子》、《庄子》为「经」,但是,请看纵使在没有礼法的当代,每个大学的课程表,如果讲老子庄子的课,课名叫「老子」、「庄子」,很少叫「道德经」、「南华真经」的。可见,你就是贵为皇帝,想要推崇某本书称为「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翻译佛典,经、律、论的称呼,其层级是很严格的,三藏之「经」,模拟于四库的「经」,大体上,「经」就是佛之所说,「论」是菩萨所论,这是不能乱的。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很多,只有一部可以称「经」——六祖坛经,这是对禅宗六祖慧能特别的尊崇,这是佛教界共同的认定,不是随便称的。至于「三字经」、「女儿经」、「茶经」、「马经」等之等称「经」,那是好玩,不算数的。在中国,圣人所说为「经」,后世学人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所以《春秋》是经,而有左氏、公羊、糓梁等传,虽然后世也把这些重要的传升格为「经」,故有了「十三经」,但所有学者都知道,它的价值毕竟是次了一等的。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很实事求是,很现代化的。千古之下,凡是有思考的人,在心里都要有这种分类的习惯,现在我们说国家最高的典范叫「宪法」,以下的各种规范叫「法律」,宪法模拟于「经」,法律模拟于「传」,宪法和法律的层级本来就不一样,法律不能违背宪法。那么中国的子史集和传不能违背经,佛教的律论不能违背经,其中有大道理在。
如果我们读书人没有这种认识,就代表我们对于价值层级的分别模糊了,所以,我们重新要提醒「经」字的原始意义,摆好它在人们心中和文化史中的位置。
这样提倡是不是封建了呢?就是反动了呢?是不是又定于一尊了呢?我们且先来考虑一下:我们现在不是敬佩西方人吗,西方人很多是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他们的教里最高教义在《圣经》,后代不论有多么伟大的神学家,着了多少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都不足以称为经,所以基督教天主教只有一本永恒的「经」,叫做「holy byble(圣经)」。可见西方人并不是胡涂的存在,他们的强盛是有相当道理的。
我们不是要现代化吗,我们不是要学西方吗,这是我们需要学西方的地方,而西方人的这种精神,恰好符合中国的传统,可见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唯独到了「现在」的中国,这个价值观模糊了。我们常感叹现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混淆,不需要从其它的地方看,你光看对于书籍分类观念的漠视,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子孙必定价值混淆。
心灵是有层次的,生命是有境界的。但我们受五四以来的宣传,他们不相信有圣人,他们不尊重经典。他们所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接受古人的思想,我们不可以受古人的欺骗。现在先不说古人有没有骗我们,我们先看「不可以随便接受任何思想」,这种观点却是好的,是对的。我们不可以道听涂说,这也是孔子的思想啊!
什么叫「道听途说」?就是在路上听来一个道理,你还没有把听来的道理好好搞清楚,甚至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是真是假之前,就来现买现卖,传播这种道理,这种人孔子骂他是「德之贼也」!这种人在孔子看来是小人,一个不长进的生命,伤害品德的人。可见孔子也是实事求是,也是追求清明的认识的人。
所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教我们要重新衡量经典的价值,要我们重新把中国的古书、中国的传统都要拿来掂掂他有多少份量,不可以蒙着头,听到古人说——儒家的书是最有意义的——就平白接受。这种怀疑的心态,我认为是健康的。
但是我们追究一下,五四的人为什么要提倡这种思考模式——不可以随意接受古人既成的思想——他是不是要鼓舞我们的国民,都要有清明的心,都要去研究,然后才来判断我们的传统有哪些思想是值得继承宣扬的,又有哪些书籍是不值得尊重传习的?他是不是这样想的呢?现在,据我看起来,不是!
如果他讲任何思想都需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判断,那是好的,可以让我们国民清醒。不过他们说「要对传统、对古来学派重新估价」的用意,事实上,是想要从根上去打掉我们对于经典对于传统对于儒家的信念,让我们远离经典、放弃儒家、打倒传统。他们提出的理由表面上好像光明正大,但暗地里,他们的心态却是别有用意的,狠毒的。
作为年轻人,当代的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我们才能真的不受古人的欺骗。古人有没有欺骗我们,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是受了五四那帮人的欺骗了!假如你不承认,那我问你,我们对儒家了解多少?我们对经典了解多少?在我们心中现在还有没有「经典」这个观念存在?假如你认为任何学术都是平等的,诸子百家都一样值得研究,假如你这样认为,那你就是被欺骗了,被欺骗的心灵而不知道反省,你将一辈子胡涂,你将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刻的了解。
也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并没有使中华民族富强!假如这样想,你又被欺骗了。因为一个文化一个传统一种智慧,它并没有保障你随时一定富强康乐,但是他答应你,假如你一直照着这样做,你将富强康乐。
中华民族到了近一百年来,清末民初以来就一直衰颓到现在。请问中国的衰颓是因为孔子、老子希望你衰颓吗?还是因为这些圣贤之书本来是保障你的光明的,但是人性总有堕落的一面,这些经典还没有能够把人类堕落的一面完全的教化好,尤其在已经渐渐丧失了经典智慧的时代里,人心会更加的败坏。中华民族自从满清入关,军事恐怖统治两百多年,早把中华民族的活泼生机扭曲扼杀殆尽了。清朝一代是违反儒家的时代,是不行仁政不爱民的时代,是压迫知识分子思想的时代,所以到了清朝末年,日本人还能以中国的汉学为本位,正常的吸收西方文化,中国人遇到西方文化,就不行了,不会思考了,急切了,激烈了,没有百年千年的眼光,完全动物性的反射反应,一面倒,一刀切。到了民国革命以后,五四文化运动,不但不知返本归根,而且变本加厉,以为彻底打倒经典,打倒传统,打倒孔子,中国就可以得救。将近一百年了,中国得救了吗?所以如果你不满于今天人性的败坏,你要仔细想想,是经典使你败坏呢?还是正因你丢掉了经典才导致了败坏?一个民族的衰颓,一个时代的腐败,为什么要怪罪于经典呢?为什么不怪罪于我们违反了经典的教导才这样的呢?这是一种颠倒。所以我常说,五四的思想是一种颠倒的思想,到处都表现得颠倒,今天我们要重新接受经典,就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气重新反省洗炼一下,不然,我们喊文化先进、文化复兴、和谐社会都是假的。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经典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放弃或继承经典,都要有正当的理由,这也是圣人的教导啊!孔子叫我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们可以随时检讨,随时调整方向,调整步调,我们不可以有固执,我们一定要开通啊!
所以我现在重新再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意义讲一遍,希望我们对经典有特别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由于我们一定要复兴文化,也不是由于我们一定要尊重古人,如果只能举出这样肤浅的情绪化的理由,那你也不是一个清明的人,正好是五四以来要批评的那种「封建」心态。
那我们要以什么心态面对经典的价值呢?其实很简单,刚才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天经地义,它永垂不朽,它历久弥新。而为什么它会永垂不朽呢,只有单单一个理由,就是它合乎人性!它是开发了人类理性的结晶!所以只要人性不变,人还是人的话,这些已经开发的成果,就永远成为人类生命方向的指标,凡有眼睛的人就会看到,所以每一代必定有有智慧的人来提倡。(鼓掌)
经典可以开发人性,协助确立人生态度,有了健全的人生态度,就有了端正的人品,并有求知的热诚,而成就个有德有才的人,这个人就可以运用他的德性和才华来面对新时代。如果一个人遇到时代的变化,就慌了手脚,好像近代的中国,不从人性的层面来思考中西文化的问题,他就只是看到眼前的西方是富强的,我们中国是衰微的,只用这种标准,就下结论:「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是的,好学本来就是孔子的理想,大方的人应该见贤思齐,要我们努力学西方,是没有错的。但如以为只要学习西方,中国就能得救,就有些天真了。不只如此,进一步认为我们如果要学西方,就一定要打倒中国,也就是说如果不打倒自己的传统,就不能学好西方。一推论两推论,推论到这里,这种头脑就不仅是愚昧,而且狂妄!
西方固然可学应学,但如果学得太认真,把其它方面疏忽了,忘记了,也不是恰当的,所以老子警告我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举一而废百,已经是很愚昧的了。而居然为了学西方,认为必定要打倒东方,那不是发狂吗?因为这两种情况都违背了人性,不了解人性的全面性。什么是人性的全面性?我们设想,一个中国人,能不能够一面承受中国传统文化,又博文广识,去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一个正常的小学生就可以明白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人性扭曲了,就会认为人和物一样,什么是物呢?就是物质性的存在,比如现在我面对各位,就不能面对墙壁,如果我面对墙壁,就不能面对各位,因为人的身体是物质性的存在,只能选择一边。如果现在认为人的心灵也是物质性的存在,你面对西方就一定要遗忘东方,转过头来看东方,就不能学习西方。「假如要学习西方,就一定要把东方打倒」,这样子的推论,合理吗?小学生都知道,不合理!因为人不是「物」,人是活的!
但是整个中华民族,自从五四到现在,已经经过八十八年,整个中华民族都笼罩在这种不合理的思考模式中,我们现在应该赶快猛然惊醒的。我在这里发出这样的提示,虽然道理非常浅近,但是非常重要,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模糊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要重新提倡中国文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要先明白:为何要复兴中华文化?
有些人认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文化丢掉了,不行。如果这样说,也是一种偏见。那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要复兴中华文化,因为我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怎么规定的呢?是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有的人倾向于中国传统,有「思古之幽情」,而有的人去西方游学之后,他就不须要有这种关怀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就是它符合人性。世界上有哪一种学问是合乎人性的,都是值得尊重的,有哪种学问比其它的学问更加符合人性,它就更有永恒普遍的意义。不论它到底属于哪一民族,哪一学派。
所以我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当然,我作为中国人更有一种义务——而是经过五四的提醒,我们应该突破这道防线,就是我不应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应再是墨守成规,被古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所以现在讲复兴中华文化有其更深的意义在,如果它是人心之所同,人性之所在,它就是永远的智慧,这些书就是永远的经典,我们应该随时接触经典,研读经典,实践经典,这是人性之必需。而不单单为了我们要脱困,也不是为了我们民族要复兴给人家看,更不是为了中国要起来领导世界。
所以一个君子,一个读书人,一个受孔子教导的人要知道,孔子不会为了这个时代没落了我才要担当,也不会因为时代没救了,我就去归隐。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有些道家之徒就为孔子感到惋惜,有时候难免讽刺一下,说「天下滔滔,江河日下,我告诉你,你这样努力是没有成果的,你还是跟我们隐居好了,过无忧的日子」,孔子说什么,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不跟百姓在一起,我还跟谁在一起呢?」,他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已经不可挽回,这我老早就知道啦。孔子既然老早就知道「道」不可能挽回,你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他不是愚笨吗?所以有人就评论他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各位,孔子行道,是为了应当行道,还是为了看到他的道可以挽救世界?当然,道是为了挽救世界,假如道可以挽救世界,那是孔子的期盼。但是孔子经过一辈子的努力,社会还是从「春秋」一直没落到「战国」。孔子成功了吗?没有!那你说孔子「天真幼稚」吗?朱熹说:「没有不晓事的圣贤」,所以我们要认清智慧的本质,认清什么叫「有道者」,什么叫「知德者」,如果我们可以认清这点,就不会像五四时代的人那么偏激,那么功利。
现在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已经日渐恢复,请问民族自信心从哪里来,难道是到处和人家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有骨气,我不怕你洋人」?如果只是这样,那这种骨气可能是意气、傲气。所以我们应该以圣人为师,应该回归经典。回归经典就是回归人性,以圣人为师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如果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那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将带动全人类理性的复兴、全人类智慧的复兴。这就是我所说的「经典」这两个字的原意,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经典,接受经典,传承经典,并立志做一个经典人物。(鼓掌)
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儒家。为什么只有儒家的书我们才奉为经典?首先,我们须明白,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儒家」,这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观念,因为纵使你不是很支持儒家,你也很熟悉。但,这么熟悉的词语,到底我们对他有多少认识?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儒家之徒的人,是真正了解儒家吗?而那些反对儒家的人,果真的了解你所批评的儒家吗?所以不管你发扬它还是反对它,都先要清楚明白才好。
当然要计较起来,有各种的说法,可以写一本大书,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有两个特色:第一,就是它很简单明了,第二,就是它是一个基础、一个根源。如果不这样认识,不管写多少书做多少解释,你还是不了解儒家,所以我们现在讲儒家的基本认识法:
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是这样说儒家的,他说:「诸子百家都是家,只有儒家不是家,它只是跟着诸子百家的惯例称之为『家』,叫做『儒家』,其实不可以把它当一个『家』来看待。用比较通俗的讲法,可以说『儒家无家处处家』。」
什么叫做「家」呢?「家」这个字的构成,是上面一个盖顶,下面一只猪。因为古时候家里都养一些畜生,畜生住在楼下,人住在楼上,当然不是很卫生了。所以,「家」就是说养畜生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说人是畜生。(笑)总之,这个「家」就是指人住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家族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家」就是指有人,而且可以有父子、子孙传承的地方。而这血缘性的家也可以引申为思想界的「家」,所以每一个「家」原始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子」,「子」是对男子的尊称,有学问有思想能够教导人的人称为「子」,用现代的话,叫做「老师」或「先生」。如果这个「子」真的学问大、影响大,他所教的学生又能发扬他的学问,继续传授,数代不绝,那他的徒子徒孙就会奉他们的原始师尊为宗师,这样就从一个「子」衍生成一个「家」了。所以孔子开创了儒家,所谓儒家就是奉孔子为宗师,以孔子的思想作为基本思想传授不绝的这批人。另外,有道家,有法家,有墨家等。道家以老庄为宗师,法家以韩非集大成,而墨家当然以墨子为宗师了,有一个墨子就有一个墨家。这样所以有了诸子,之后又成了诸家,就称为「诸子百家」。
这样来看,所有的「子」都有自己的学问和思想的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统统是,都称为子,后来他们也都成了家。但在诸子百家之中,依照中国读书人的惯例,一向都把儒家摆在第一位,而且往往对于儒家的评判有不同于诸子的地方。若以各家流传的书籍来看,儒家的书特别叫做「经」,其它的,都叫「子」,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等,到了宋朝,《孟子》和《论语》两书晋级为「经」。
刚才说「经」有永恒不变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检查一下,其书号称为「经」的儒家这个家,是不是也有特别的地方?它是不是和诸子一样,发出某一种思想,面对某一些问题,能够引导某一个时代,有某些人代代习传?如果是,那么大家都是子,你往东边走,我往西边看,大家的价值应都是平等的,你为何特别呢?但是儒家是不是这样呢?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做的功课,就是我们应该读遍诸子百家后,来做这个衡量,看看古人将「经」跟「子」区别开来,是有道理的还是没道理。只有经过这样自我的抉择,我们才真配称得上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轻易被五四迷惑了——当时他们告诉我们: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儒家之所以特别受尊崇,乃是因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自从汉武帝后,经典才变成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而儒家就一家独大了。
各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很聪明,有学问,会思考,这点是我们可以暂时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自从汉武帝之后两千年,中国的读书人都那么笨,都不会思考,都不会怀疑,都被董仲舒牵着鼻子走,唯有到了五四,才会思考,才会怀疑。像这样的论点,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接受呢?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就都无条件接受了,我就感到很奇怪很纳闷,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愚昧?为什么五四那些人为了表现他们聪明而否定了两千多年来的聪明,那种心态之是非,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不好好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不质疑一下,那里面可能有很大的误区!
难道中国的古人就没有聪明人,没有有骨气的人吗?我们只要读读历史,只要读读哲学史,就可以发现,那些历史上文化界的标竿人物,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怀疑精神,都不下于五四的这批人。所以各位,今天的中国百姓不知道儒家为什么有特殊性了,也不知道什么是经典了。我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功课,就是静下心来,先博览群书,读破万卷了,然后才来下自己的判断。是这种自己的判断比较可靠呢,还是你就宁愿被这个时代的言论所笼罩?甚至连对你洗脑都不用洗,只是处于愚昧中,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要重新思考问题。
我们中国人就在五四的笼罩中,忘记了自我的尊严,所谓「数典忘祖」。甚至我们连「数典」也不够格了,根本「典」在哪里也不知道,又怎么有「祖」可以忘呢?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我们读书求学,应该负点责任,至少为自己负责,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随便批判漫骂,因为你没有真正知道过,我们不要再作应声虫,不要再作五四的应声虫,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才有余力讲到文化的复兴。
让我们先认真的来看儒家吧,儒家真的就是这样奇特的家吗?它真的不只是为了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时代而产生的思想吗?要了解儒家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先这样问。因为,如果它是为一个问题而产生,为一个时代而说话,它就不能解决另外的问题,不能适用于另外的时代。但是我们读论语,就可以感受到某一种情怀,体会到某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愈深入其中,就愈能感受到这种情怀与态度,真的不同于其它的诸子百家,乃至于不同于世界古往今来的任何学问。
不要说得远,只说论语第一章第一句话就可以了。「学而时习之」,请问,诸子百家哪一家有告诉我们这样的?孔子一生的教学行谊,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编成《论语》,特意把这句话放在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第一句,应是有其代表性的。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遍读论语,会不会得到一种感觉:孔子教我们学而时习,原来是要我们学习孔子自己,有没有这种印象?应该不可能有,因为孔子绝不可能讲这个话。他的弟子称赞他为圣人,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做圣人,孔子也不会教人只学他就好。各位!这不是已经大大不同于任何诸子,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宗教了吗?
那么「学而时习之」到底学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现在,依照我的理解,我们不可能罗列出人间所有的学问,所以孔子没有说哪一种学问你该要学,也没有针对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问题要你去学。这就是圣人之言,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它的涵盖性是无缘无界的,它只是一个方向的指引。这种方向,叫做「智慧的方向」。作为一个人就是要「学」,「学」,本来就是人性深度的要求。一个想要对人性的深度有所开发的人,他必定是个好学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充实,我们的境界需要提升,我们就需要「学」。至于学什么?以我对孔子儒家的了解,凡是人类理性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这是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内涵。假如用这种观念面对人生面对学问,我们就没有限制,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新的观念,面对任何时代,我们都应有守又为的志气,总之,即是以「理性」作为人生的指标。所以,只要知道一个「学」字,我们就不至于像五四以来那样面对西方和面对自己的传统了。所以五四以来的思维,明明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学」。
本来,如果善读论语的话,只一「学」字,就包括了实践,就尽了德性的全幅,甚至就涉及了人生乃至天地的一切内涵。而论语的这一章,说了「学」之后,更进一步,还讲「时习」,那意义就表示得更为完整了。有关「时习」,也有几种解读法,其中有一种是比较通用的,就是应该「随时去实践」!吾人所学的不仅是知识上的了解,还要成为生命真实的表现。西方马斯洛讲人生最高的要求最高的价值是「自我实现」,他从心理学角度说一个人若能自我实现,是最大的幸福。而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说的「学而时习之」,无非就是要一个人自我实现,而且是深度的自我实现!这是人性本然自然的要求。假如谁说我没有这种要求,孔子会说你可能不是人,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做人的意义。
接着,孔子又说,「不亦说乎」,人的真正成长,必须从「人性」而开发,能够透悟人性,透悟了人生还有某些更深层的意义,所谓「下学而上达」,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从人事而达天理,那当然会触及更深的原理,进入更高的境界,而有日渐深刻的自我充实自我满足之感。所以,只要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了清楚的方向,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日新又新,层层递进,那是很可喜可悦的,所以说「不亦说乎」。而且,孔子说「不亦说乎」,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乎」这个语气词。孔子并没有说「学而时习之,必说!」如果孔子这样讲,就不是至圣先师了。「不亦说乎」,你不是会感到内心无限的喜悦幸福吗?最后那个「吗」?很重要。他是问你,要你自己感受,自己回答,不是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生命没有标准答案,他给我们指出方向,然后问:「你这样做了,不是会有这种感受吗?」所以假如说我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你真认为学而时习很苦,孔子大概也不会责备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感受。但是孔子问我们,等于是提醒我们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问:「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再问「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要我们「深刻反省」「切己体察」,在我们生命深处,有无这些现象发生。因为人性是「心同理同」,四海本是一家,有朋自远方来,以文相会,以仁相辅,当然是人生之大乐。而「古之学者为己」,学习,本来就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表现给人家看的,因此不会为了别人了不了解而有「愠」。这个「愠」字,用得很好,孔门弟子文学成就很高,如果仔细看论语,每个字都用得很「精当」,刚才说的那个「乎」把孔子说话的语气神态写活了,所以这个「虚字」是不可以省掉的。而人不知而不愠,用「愠」字,是指内心里的「郁闷」之感,连一点「郁闷」之感都没有,才可以称得上「不愠」的「君子」。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有抑郁症吗?「忧郁」,是从「愠」开始的,如果他是一个君子,应该是不会得抑郁症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中小学生就有忧郁症的倾向,有大学生想不开就跳楼的,劝他们赶快去读《论语》吧!(笑,鼓掌)
这是何等光明何等积极的生命!孔子只是教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尽量清澈明朗,我们的生活要尽量积极进取,而这个清明积极,本就是人类本性之自我要求。我们按照本性去做,就对得起自己。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假如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实践我们的本性,就是圣人,圣人也就不过如此而已。这不是很简单吗?但它又最难,孔子自己都说不敢当圣人的称号,甚至连君子之名也敬谢不敏,孔子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就是君子有四种表现,我连一样都做不到。连孔子都做不到的是哪四种了不起的德行呢?「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就这四项,就是说,用要求儿女孝敬我的心来孝敬我的父母,用要求属下事奉我的忠诚来事奉我的君上,用要求晚辈尊重我的态度来尊重我的长上,用要求朋友对我的情份,我先对它如此。孔子说,一个君子之人应该做到的这四件事,我连一件都做不到。
这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呢?这是一种「说来简单,做来难」的学问,那就是生命的学问,实践的学问。而所以实践的基础在哪里?它的基础并不是任何人强迫我们的,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圣人的教导,而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圣人何以有这样的生命。圣人怎样而有的呢?只不过是「从理性而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从良知而行」,只不过如此,论语每章每节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世界上有一门学问,是要我们把人做好,有一种学问,是要开发我们人性,那么这种学问你还去反对它做什么呢?它妨碍了我们什么呢?它不正是任何学问的基础吗?
何况,从「理性」「良知」而行,依理性和良知的本质,不只要求成就德行,也要求成就知识。举例而言,现在,我们不是要科学救国吗?你要学科学,先要了解为什么学科学,然后了解如何学科学,进一步了解科学这种学问在整个人性中占什么地位。这样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才能把科学学好,假如连这样的反省都没有,科学是没有根的。所以,我们学科学,首先应该确定它合乎不合乎人性,如果科学是合乎人性的,又在人性中占多少份量,要用多少比率的人生力气去努力,这样才是合理的,也才容易学成功。如果只是一味叫喊「我们要学科学!」「非把科学学好不可!」,全国学童把百分之九十的力气都投在科学上,请问这样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吗?所以,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有以开阔心胸,向我们认为是贤者的人去学习,这种学习精神是非常健康的,他不会只定一尊。
反而五四以来的教育,就定于一尊了,但不是定于孔子,也不是定于先秦诸子中的哪一家,而是定于以「科学」之尊,这就不合乎儒家的思想标准了。而不合乎儒家的思想,你科学就真能学好吗?我看,不但科学没学好,平白把其它的学问也丢弃了。如果我们跟从孔子的思想「见贤思齐焉」、「学而时习之」,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深刻的反省和恰当的应对。如果科学真是人性之所在,则西方有科学,我们中国照常可以有科学。但又必须知道西方的科学成就从哪里来,它从科学的教育来,所以我们对科学的教育应有相当的了解。至少我们应该跟着成功的人来学,所以我们应该跟着西方的科学教育,来教我们的国民。至于西方所没有的呢?西方没有中国儒释道三家,我们是否也要跟着西方,看见它没有,我们就该放弃呢?这不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所以,「学而时习之」这种儒家的基本人生态度就已经奠定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人都该面对他自己,面对他的时代,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他就可以日新又新。
所以,儒家并没有规定你的学问内容是什么,只是定下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又是一切学问的「本」,至少是一切求学的「正当态度」,孔子只给我们立下一个态度,没告诉我们具体的内容。如果论语中有些章句,只是当时特定事件的记载,我们也该从那些特定内容去体会背后的原理。所以假如记载的是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必日异常新,假如记载的是事件,这个事情固然有它时空因素,但我们可以从表面的事件去得到生命的消息,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事件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因事见理」,这样,古事亦可以为现代所用。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山东人,他讲的两千多年前的事,现在用不着了,这样的读书法,古人叫做「死于句下」,把书读死了。这样切断历史时空,我们就丧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孔子只是指点出你的智慧,指点的虽是孔子,但觉醒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学圣人并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一味墨守迂腐,也不是圣人之道。因此,孔子的思想并不限于一家,不限于一个时代,它只是一个「合理性不合理性」的考虑,于是,儒家就具备了永恒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新的,都以新的面貌出现,除非人性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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