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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的新意义

2017-12-11
近年来,有关儿童及青少年读经的报道不断,各种争论也不断,形成了社会上令人瞩目的“读经现象”:即一场有语文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文化批评家、教师、出版商、教育基金会以及学生和家长们多方参与,有思潮、有纲领,也有争论和批评,自下而上,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活动。[1]历史往往有一些有意思的巧合,但是当前的读经问题,并不仅是民国初年读经运动的重复,也不仅是台湾过去读经争论的重复,而是有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代变了,相同的话题,也有了不同的涵义,需要不同的阐释。鲁迅先生民国时期有关读经问题的文章,以及徐复观先生在台湾参加读经讨论的文章,乎都不能完全解释和回应今天的需要。老题目新含义,也许这是中国思想史进程的一个特点。我的两个结论是:第一,需要有限读经;第二,当前读经的实质是回应转型时代,守护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

读经既不是“蒙昧”,也不一定“启蒙”

很多人看读经问题,无非是两个视角:要么,你是不是又要回到“蒙昧”?要么,你是不是对“启蒙”有益?一般人只说这两种,“救亡”与“启蒙”,其实,这个最流行的、有关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主流框架本身有没有问题,人们很少怀疑。但是二十世纪的问题,可能正是忽视了第三种思想类型。

第三种思想类型就是“正本”。

“正本”,就是对于文明生命根源的正其本质、正本清源。每一文明生命之根源,即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广义地说,都是正本的,即解决人道与人心的根本问题。

救亡、启蒙、正本,这三种思想类型的指向,无疑是有差异的。“救亡”,指向科学、富强、民族国家独立与解放。“启蒙”,指向理性、个人、民主、自由、平等,尤其是其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等价值。“正本”,指向仁爱、良知、诚信、责任、生命尊严、大道、上帝,东西方共有的做人的基本价值。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大问题是,人们忙于“救亡”、忙于“启蒙”,很可能忘记了还有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也忘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有人守护着的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今年是《新青年》九十年庆。最近我看《新青年》的材料,有两点体会,一是《新青年》不是一开始就要拿传统文化来开刀的,而是被当时的政府逼上梁山,逼他们不能谈制度,不能谈政治,于是就只好谈文化。谈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报纸被封,报人被杀害,据王沉森统计,1916年至1919年间,有二十九家报纸被封,十六名记者或主笔被判刑或枪毙。[2] 刻意不谈政治,地下火又越压越大,于是就把革命的火转过来点燃在文化的身体上,这在世界各国的社会改良中,只有法国这样做。用思想革命解决社会问题,中国二十世纪走了太多的冤枉路,一直走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后来才发现台湾和香港,都没有经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却都比大陆进步快;二是,新青年他们,有一种惟“新”主义,“新”东西拜物教。新国家、新民、新时代、新社会,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冲动,一种你死我活斗争对立的冲动。科学与民主,至今依然极为重要,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社会进步推动力。但是,科学与民主,并非一定要以摧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为代价、为前提。大家都越来越意识到,社会的演化,旧的与新的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成全的。文化传统、良俗美序、世道人心,在社会进步中也会长久地扮演积极的作用。台湾与香港,都是新的与旧的文化成份在一起和谐生长的社会。社会学家已经指出,一个良性的文化建构,是“前塑型文化”(以未来为目标的文化)、“同塑型文化”(以同时代需求为目标的文化)与“后塑型文化”(以过去传统为资源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过程。所谓“社会秩序”,更是“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一种充分的政治文明,其实并不像我们原来的革命传统所认为的,要破坏一切秩序,自由主义政治其实是很尊重社会长期所约定而成、持之有效的美俗良序。一个无序的社会,是积极的建设力量与消极的破坏力量相互抵消,虚热而无力的社会。

我们今天看,五四人有其天真、夸张与简单化。

所以,中国文化有一个“守护人”的角色,对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守护,被五四的人视而不见,抹煞了。

思想史上有所谓“黑夜命题”。朱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现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觉得可笑的。其实这里说的正是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如仁爱、良知、诚信、尊严等,没有这些,人类也正是生活在“黑夜”中。换句话说,在“去孔子化”时代里,人们的信仰生活也正是在“黑夜”里(中国人把孔夫子驱逐了,把孔方兄供起来了。李扬的电影《盲井》中的煤矿老板说的名言:“中国人什么都缺,就是人不缺。”正是典型的“黑夜”语言)。这句话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一点都不吓人。何况在西方,《新约》里就有一个守夜人之歌。黑夜还有多长?黑夜还有多长?(以赛亚神谕)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称我们的时代为“黑夜”。他通过荷尔德林说过,“诸神逃遁”和“上帝缺席”为标识的时代,正可以命名为“世界黑夜"(Weltnacht)(只不过,“黑夜”是辩证的,一方面是无神状态,另一方面又是白昼的准备,诸神的降临时刻)。

救亡、启蒙,都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进步意义。然而同样也值得思考的是,根据现代历史的事实,有时候,越“救亡”、越“启蒙”,不免越“黑夜”,这是许多现代思想家根本无法预见的。因为“启蒙”有一个根本宗旨,是把人性解放出来,其结果可能就是人性泛滥。经济学家说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时代是最动荡不安的,这是一个浅的观察。“救亡”与“启蒙”如何联手打造人性泛滥,这个历史的“无明”,经济学家是根本看不到的。这里有很大的危机。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两个文化之谜,一是王国维之死,一是李叔同之走。两人都是跟“启蒙”和“救亡”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用启蒙和救亡,无论如何也解答不了他们的谜团。前者是回应中国文化之灭亡的问题,后者是回应西方文化之兴起的问题,都与“黑夜”问题有关。

所以,读经与“黑夜”命题有关,完全可以在“救亡”与“启蒙”的思想框架之外来想这个问题。

读经与现代价值有重要联系

然而也不要讲得太远,回到世间法,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也是普世价值,这正是读经与现代价值有联系的根据所在。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打成两截的。譬如,现代价值最推崇人的自主。现代思想中的自主性原则,甚至可以作为整个现代价值系统的核心原则,决定性地关联着其他原则如民主、平等与理性等。而中国文化传统恰恰也是最重视自主,这即是中国代代相传的一个最普通的有关做人的话题:“立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文化传统中强调人要有志气,要自作主宰的思想,放在世界各种文明价值系统中看,都是极为突出的。我们看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又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表明自得、自觉才是真信,真信自己才是有力量、才是生命的美好1。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教条示龙场诸生》)陆九渊的话更可为典型,“昂首天地外,无我这般人”。曾国藩诗:“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熊十力说:“自性真实,无须向外觅天帝;自性自尽,无须悬想趋涅檠。”做人做得这样尊贵,这样不可一世,那是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即对人的生命、自我、人的在世性的尊重与关切的现代文化,因而虽然并不是权利自主,却是可以从道德自主向权利自主转化的。同时,一个深受儒家知识与价值系统熏陶的人,必定是一个容易进入现代独立自主生活之中,有持久的光源、充沛的力量,并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读经,无疑有助于加强这方面的资源,对于现代社会培养人的自主性人格,确实是有益的。 从政治学说来看,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过去以为孔子是提倡一种分配的平均主义,其实,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合法性上的公平,一种机会的、起点的均等呢?汉代的孔安国就是这样理解的:“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如果有谁制造或妨碍了这种公正与均等,那就可以以“经”的名义加以反对。这与现代政治哲学中公正优先的精神(尤其是罗尔斯的思想)不也是相通的么?孔子说的“富而后教”(《论语·子路》)、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孟子说的“制民之产”、“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与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经济思想是相通的2。而孟子说的

“君命可以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上》),与现代政治学中的民主思想,其实也是相通的。《尚书》中说的“人为万物之灵”(《泰誓》)、《论语》中说的“性相近、习相远”(《阳货》)、“四海之内皆兄弟”(《颜渊》),不正是可以作为现代平等思想的资源么?

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经典在这方面并不是主要的作用。政治文明的建设,要靠法治社会,法的力量、制度的力量,远大于经典的、文化的力量。因而,经典对现代性的文化可能作用更大。

儿童读经的现代意义

有人斥今天的读经为“蒙昧主义”。理由是,一、“强迫孩子在三至十二岁期间背十五万宇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这违反了教育即发蒙开窍的本来意义;二、妨碍了孩子们接触多元的文化,违反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三、作者认为这样的东西,得不到孩子们的喜欢,竞争不过西方少年儿童教育读物。3

首先,这样的说法缺少某种沟通的理性。

什么是沟通的理性呢?有—个理念就是,传统/现代并非二元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与现代打成两截、甚至相反的东西,这在中外学术界渐已成为一种思想共识。1这正是沟通的基础。

譬如儿童在十三岁以前,充分开发他的语言记忆能力,多诵读—些经典,这是中国的蒙学传统,但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也具有相当现代的合理因素。第一.充分尊重儿童生理阶段的特殊性。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学语言最快的时机是十二岁前.称为语言的关键期。此时的语言识记能力极强,能快速背诵。尤其是对语音韵律特别敏感。中国强调背诵的传统,与现代强调儿童识记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相互支援,共同肯定了以记诵为特点的学习是科学的方式。文言古诗的短小、韵律,适应了儿童心理特点,通过诵读的反复刺激,有助于早期语言能力的开发,同时也打下了文言语法与词汇的心理底子。

第二,哲学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对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大一部分,甚至很重要的一部分,应是默会知识(Tacik knowledge)的学习,即潜移默化的学习。看起来他学了并不懂的内容,看起来他真正记得的也并不多,其实这些将转变成一种“内隐记忆”,在心理背景中渐渐会产生作用。2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候过于用一些看起来很道理化的内容,去晓之、知之,反而可能会伤及学生的未知能力。所以,表面上是“蒙昧”的传统做法,其实是有其科学的合理因素的。

再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并非只有单一的交流功能。有些书面语言,具有某种高强度的“储蓄”功能,即存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丰富信息,而“储蓄”越早,“利息”越丰厚;“储蓄”的习惯越早养成,“理财”的本领越大。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和接受力,还是道德情操的幅度,文化心灵的动力,早开发早受益。梁启超早说过,文言的好处是“成诵易记”。这正是它“含金量”大、“提取方便”的原因。尊重文言的这一功能,也正是科学的态度。

第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又表明,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性格是不一样的。语言有雅俗之分。文言与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缺点是生动性不够,优点是距离产生美。相对而言,对于生活的通俗化、平庸化也有了一点的隔离效果,不至于一损俱损,遭生活的妖化。因此也相对地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和圣洁性。这对于用于教谕式、启示式的语言功能,有优于白话的效果。因而让孩子较早打下这种语言的底子,无疑是道德生活的童子功,精神成人的固本培元。

最后,文化学家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人性的善恶,其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你可以用游戏文化去建构—个暴戾的人,也可以用经典文化去建构一个知书达礼的人。未来的人性,在于今天的选择。并不是说现代语文教育必然建构不出知书达礼的人,而是说,正如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现代文化自身由于先天失调,在这方面缺乏自觉的反省,可能强化了其他内容,而弱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旨趣。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是想去建构符合进化的强大国家需要的进化的强大的人,但是恰恰缺乏反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守秩序的人,却被删除了。而有良知、守秩序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这一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因而,这既是千年文化经典在今天的正当性,又是它富有新意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社会是以人的自主性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现代教育终究还是要以启蒙式为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应从小抓起。这就注定了读经不可能成为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儿童读经的看法必然是:读经是现代教育重要的补充。与其他教育方式的关系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

我主张看待复杂的文化问题,不仅要有沟通的理性,而且要有区分的智慧。提倡者与反对者,都缺少“区分的智慧”。“读经”必然又是“有限”的另一个理由是,现代社会的情境不问。提倡者批评蔡元培下令取消读经,但是他显然忘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分化的、价值现成化、思想定于一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分化的、个人自主的社会。因而,蔡元培取消自上而下的教育部读经令,是具有教育理性的正当性的,是中国现代理性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由民间来做读经这件事,正体现了政府的归政府。信仰的归信仰,心灵的归心灵,这正是分化社会的理性。在社会与个人自主性充分提升的时代,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的今天。如果某人再提倡由政府来主持自上而下的读经,明显不合时宜了。

历史上有四次具有正面意义的读经运动

从经学史上看,真正有意义的“读经”,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历史上有四次具有正面意义的读经运动。第一次,是孔子孟子的读经。这个“经”当然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古今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经”,“经”虽然是汉代的命名,但“五经”是孔子孟子提倡习读的经典。先秦时代“经”的发生,就是回应政治无序、民不聊生的苦难现实。诸侯之间攻伐兼并、弱肉强食、饿殍遍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的时代需要道义权威、秩序、理想、人道,圣人应运而生,“经”应运而生。读经就是学圣人,学圣人就是救世。孔子孟子提倡读经,就是创造了一个以道为关怀的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以读经作为一代士人的思想训练和文化承担。这第一次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风雅的或者说一个学院派的事情。

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朝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的回应呢?是对秦始皇暴力文化的回应。这是由秦汉之间的儒生来主持的。所以西汉的那, 次,表面上看起来是汉武帝提倡的,其实骨子里是民间的。因为秦汉间的口号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什么孔子之十六世孙孔鲋(甲)抱礼器而归陈胜吴广?恰因为暴秦失去了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也就是抛弃了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汉代的儒生又是面对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强势,即一人专制的权力格局。有物必有对,汉代的儒生就要用一个东西去加以抗衡,这就是“道”,这就是思想史上所说的“道势相分”。“经”就是道的载体,经以载道。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士风特美,东汉的儒生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他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

第三次是宋明时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把隋唐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最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地盘。

中国经学史的常识,至少有上述重要的段落。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那时中国的“四书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和有些商贩,在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就像发现了东海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这个武器就是中国的人道的、人生的、人性的文化。所以说中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这里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把儒家的经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的《人权宣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法国《1793年宪法》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第六条(有关自由):

自由就是属于个人的不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行为的权利;……道德上的限制表现于下列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是有关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一个证明。

从历史上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读经是对于时代问题的回应。这个意思是说,从比较大的角度去看,读经不是复古,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不是提倡蒙昧和复辟倒退。但是我也不同意夸大它的意义,并不是自恋式的斯文重振、弦歌再起,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文化抵抗。“经”一方面是一个常道,读经与世道人心的重建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变数,每个时代的读经,都有对于时代问题的不同回应。

(摘自《读经》p3)  (大道家园读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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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得到广泛的响应。后经南怀瑾、杨振宁等倡导和推动,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乃至北美、东南亚华人社会均开展了儿童读经活动。《深圳特区报》(2004年7月14日)载文《读经运动: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6年来,台湾已有100多万儿童诵读经典,香港也有上万名少年儿童在学习中受益。据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120多万儿童先后投身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600万人,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2004年蒋庆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选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引发争论。本书收入了《新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以及《世纪中国》等网站共发表讨论文章约三十余篇。

[2] 江南:《<新青年>如何影响了旧中国: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王讥森院士》,《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9月22日。

1 焦循:《孟子正义》,“《诗·召南·小星篇》‘实命不同’,《释文》引《韩诗》云:‘实,有也。’即此有诸己者,扩而充之,使全备满盈,是为充实。”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这方面的一本好书是台湾学者侯家驹的《先秦儒家自由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

3 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南方周末》2004年7月9日。

1 最近的一个有力表述,是余英时《余英时作品序列总序》,《读书》2004年第5期。

2 参见[英]迈克尔·波兰尼著,许泽民译:《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二编《默会成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方明:《缄默知识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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