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榷茶的背景

宋代榷茶的背景

首先，隋唐以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茶业成为一个新兴的重要产业，其社 会经济政治影响日益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必要的推动力是商品增值，也就是买进与卖出之间存在差价。商人从事商品贸易，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因此必然要贱买贵卖。在古代，与粮食产品不同，我国的产茶区主要集中在南方， 而茶叶的消费区，除了南方之外，还有广大的中原地区和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 地区。由于这种产销之间存在的巨大空间距离，使得茶叶贸易多为远程贸易，形 成高额利润，从事贩卖茶叶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茶业既然如此暴利，但是在唐代之前，我们发现并没有多少关于茶的文献记 载，茶叶的消费也一般局限于产茶区及其附近和宫廷御用。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得南北之间的经济往來更加 便利，大大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也是茶业经济能够在唐代兴起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条件。而茶叶对于古代不甚发达的交通来说，其便携性更为其在商品经济的 发展中崭露头角发挥了优势。

除了茶叶买卖容易形成高额利润，刺激茶叶贸易发展之外，茶叶巨大的市场 需求量也是茶叶交换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茶叶分为不同的品级，既可为生活日用，又可为点缀优裕生活的奢侈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从唐代起，饮茶 逐渐成为普遍风气。正如时人李珏所说：“茶为食物，无异盐米，与人所资，远近 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饮茶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盛行, 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不仅中原地区如此，少数民族也酷爱饮茶。早在唐代中叶，“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 北宋熙宁七 年(1074年)，熙河经略使王韶建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

高额的利润，广大的需求，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使得茶叶贸易自唐代开始迅 速发展。茶业经济的兴起，引起了唐政府的重视。于是自唐德宗贞元九年(793 年)开始正式对茶叶征收茶税，介入茶叶的销售领域，把茶叶纳入政府管制之下， “是岁，得民四十一万”®,有力的解决了唐政府财政上的困境。榷茶的巨大利益， 是北宋政府重视榷茶的动因之一。

其次，宋朝自立国起，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境地。宋代是历代土地兼并最激 烈的一个朝代，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指出：“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 守财尔。”然而，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 谓之产去税存。这样的封建赋税制度鼓励了兼并，同时使得田赋越来越少。而在 另一方面，宋代却是历代政府开支中最大的朝代，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 一些列措施，逐渐造成了冗兵、冗员、冗费的局面。自雍熙用兵以后，更有了巨 额的边费，而此后对辽夏的岁币更是让宋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仁宗庆历以后， 每年入不敷出，差额在三百万以上，以后每况愈下。以至于从来做为“军国之资” 的两税正赋，己不能填补庞大的政府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急需寻找出 路，而征榷的巨大利益，恰恰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茶叶在宋代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由于自唐末以來，中原混战，政 权更迭，使得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势力趁机迅速扩张起來。契丹盘踞北方，从 后晋手中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党项崛起于西北，控制河西。这种情势下，中原政 权丧失了牧马的场地和马匹的来源，在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少数民族侵犯时，更 加被动。于是，买马成了宋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起初，茶叶在宋代政府买马的 交易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先是，以铜钱给诸蕃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 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在用马匹换来铜钱后， 将其铸造为兵器，反过来威胁中原，所以后来以钱易马就渐渐被茶帛等实物代替。 于是，茶叶与军队装备挂钩，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以上是宋代榷茶制度产生和存在的背景所在。但是，北宋初年决定实行榷茶 还具有当时的特定原因。北宋榷茶开始于建隆三年(962年)，根据《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侍郎，湛奉诏榷茶于蕲 春，岁入倍增”。建隆三年，北宋刚刚承袭了后周，还没有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的局 面，摆在北宋政府面前的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不管是稳定新生的政权，还 是以战争来结束分裂，都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榷茶对于财政的意义，前面己经 论述过，非常重大。而且，建隆三年的蕲春榷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但是，财 政目的并不是宋初榷茶的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就当时来说，北宋境内产茶的淮南 四十州并没有榷茶，而榷茶于蕲春，以及《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榷茶》 所载的“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余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 利，故置场以买主，自江以北皆为禁地”，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防止南方商人操纵 中原利权。对于这一点，亦可见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二年(961年)七 月乙未条：“……江北置折博务，禁止商旅过江，诏谕唐主，恐其挟中国之势，有 所侵扰也。”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时局环境所决定的。

都知道南宋的商业很繁华，那南宋时期老百姓都很有钱吗？

我们不妨从几个侧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宋代是中国古代财政负担最重的主要王朝。

说财政负担最重，首先，宋的疆域在主要王朝中几乎是最小的（北宋先后设立过35个路，但实际上有意义的不过20多个，南宋则只有17路），疆域小意味着财政收入来源少；其次，宋是历代主要王朝中开支最庞大的，因为两宋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官员队伍，不仅实职多，而且拥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与实职的虚职、候补和祠禄官，甚至一个州既有知州（实际的市长）也有刺史（名义上的市长），一个县既有知县又有县令，当然，只有实任才有实权，但只要是官都要发工资，官越多人事成本也就越大；第三，宋代是历代养兵最多的，禁军、厢军在北宋熙宁年间曾达到创纪录的111.2万，而这些兵又没有什么战斗力，打仗时不得不“堆人头”或者再招募新的“使臣效用”或“武功队”，这样一来开支当然就更大；第四，两宋因为外战不利都有每年对外的“岁贡”、“岁赐”，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绸缎，可不是吴钩等人所谓“小意思”，而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

简单说，宋代的情况是收入渠道少，支出渠道多且开销大，那么怎么办？吴钩等人说“做买卖”——那么我们来看做买卖。

第二、宋代对商人的不友好。

宋代因为疆域狭小，负担沉重，因此采取了历代几乎最严厉的专卖制度（榷制），汉代开始的榷酒、榷盐铁，唐代开始的榷茶，榷丝，宋代一律照用不误（专卖税是宋代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且宋代税官收税只限五里，五里外就归另一个税官负责，这导致商路越长成本越高，且越是小本经营，生计就越艰难。不仅如此，宋代还在不同地区发行不同货币，比如在边境地区发行别处用不了的铁钱，在四川发行几年后就全部作废的“交子”纸币，这也让长途经商变得举步维艰。

第三，因为开支巨大所以赋税沉重。

宋代田赋沿用唐末两税法，但两税法本意是把所有的税种合并为一年两税，其余不再征收，而宋代却是征完两税再征名目繁多的杂税，而且为了方便自身，制订了“鼠雀耗”（额外多征收一些粮米以防被老鼠麻雀偷吃）、“支移”（税赋是要运输的，要求老百姓支付运费）、“折变”（要求老百姓支付现金，然后制订统一的兑换率，这个兑换率总是比市场价更对官方划算）。至于明明未成丁或已年迈却继续征收丁钱（挂丁钱），借口“花钱向老百姓买布”实际上却从老百姓头上收买布钱的“和预买本”（后来布不再买但钱却一直收下去），以及连宋朝财政官员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经制钱”，等等，加上两宋“不抑兼并”，上至官僚下至乡绅都疯狂兼并土地，令许多农民无力生存，只好流入城市——于是宋代又成为第一个对无地城市人口收“坊郭钱”和“科买钱”的朝代。

第四，无力负担，或兵或贼

如此沉重的压榨令许多宋代贫民无力负担，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去当兵，宋代许多官员也明确论述，“多一兵即少一贼”，把招兵当成扶贫救济，而非国防事业。

这样弄来的兵有没有战斗力且不说，因为当兵是有其它目的，所以积极性不高，而政府和社会也瞧不起他们，为防止逃跑在他们脸上刺字（这是罪犯的待遇），而因为兵越来越多财政同样养不起，所以不断降低单兵待遇。

兵也当不下去那就只好做贼了，所以两宋享有平均年农民起义（“盗贼窃发”）最高的光荣纪录（总看过水浒传吧……），为此宋深感不安，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制订“窝藏重法”，从重处理“盗贼”，5年后又“别立重法，宋神宗熙宁年间改订《贼盗重法》，几年后又再度加严……从仁宗开始在京畿、京东、河北三路设置”重法区“，规定“重法区”对“盗贼”惩罚加重（原来的《宋刑统》已经很重，此后“重法区”不断扩大，至元祐年间已扩大至当时全部24路中的17个，几年后还补充个“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的条款，南宋更“严盗贼法”，把全国都定为“重法区”——如果老百姓真那么富有、幸福，他们吃多了撑的还是皇帝大臣们吃多了撑的？

你们觉得这样的“富有幸福”如何？反正你们乐意就去梦想着穿越，我是恕不奉陪的。

茶政的基本信息

贡茶 一种无偿征用或定额实物税。贡茶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当时作为贡送的礼品。
唐代贡茶分为两类：
①专设官焙（官办的制茶工场）所制造的御用珍品。
②规定特定的地区所进贡的茶。是一种实物纳税制度。自唐代起，贡茶成为定制。宋代茶园多为民间经营，仅福建、江西设有官茶园和官焙制造贡茶。
其时斗茶流行，福建所产建茶取阳羡茶和顾渚紫笋茶而代之。元朝的贡茶始于武夷置场官工员。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清代在杭州西湖龙井设有御茶园等。
茶税 又称茶课。是一种以实物或货币纳税的制度。唐代后期，财政困难，因此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茶税。兴元元年（784）罢茶税。
贞元九年（793）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长庆元年（821），茶税率增为15%，武宗会昌年间正税之外，又加一种“塌地钱”，实为过境税。
唐宣宗大中初年立茶法，取消横税，保护纳正税商人。自唐代起，历朝相因，茶税成为国库的主要收入之一。
宋代，茶叶实行官买官卖，既榷茶又征税。元承唐宋，强征茶税，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后的近40年内，茶税增加了360倍。明代茶政以榷茶易马为主，收税为辅。清朝亦征重税。
榷茶 一种官营专卖制。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改茶税为榷茶，并设榷茶史，规定茶的种植、制造、销售全部归官府掌握，旋即夭折。宋代在绝大部分产茶区实行唐代始创而未行的榷茶法。宋代的榷茶为“榷法”，与唐代比较，更为具体完备。京师(开封)设有总管全国茶盐贸易的机构——榷货务。自宋太宗雍熙年间至仁宗至和二年（984～1055），茶法屡变。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罢通商法，恢复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的榷茶制度。四年，行卖引法，即商人高价买茶引，凭引向园户购茶(自付茶价)。严密的卖引制度由此开始，元明清三代皆行卖引制。自咸丰(1851～1861)以后，普遍改为厘金税，这样榷茶之制就改为民间自由经营。
边茶 对边疆地区的茶政。历代王朝对于好饮茶而又不产茶的边疆地区的控制，主要通过两种办法：①对茶叶供给采取限量、直接分配的办法，以求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②实行茶马互市，即以少量的茶交换多数战马。最早见于唐朝，但未成定制。自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在蜀置买马司，设官茶场（后二者合为茶马司），规定以四川的茶叶交换“西番”各族的马匹，这才确定为一种政策。宋代以后，除元朝外，明清两代都沿用宋制，在四川、陕西等地设立专门管理茶马互市的机构——茶马司。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废茶马司，茶马互市也随之淘汰。茶马互市在中国历史上对繁荣农牧业经济，促进民族团结，曾起过积极作用。
“饮茶盖起于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北人饮之，殆在其后，外蕃有此物，尤为晚焉。前引《封氏闻见记》谓“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因而外蕃饮茶，必在北人之后。同书又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

茶政的茶政与茶法

茶叶，在唐以前并无税制，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发展，茶农一获利，统治阶级赖以自下而上的各种法律、税赋、机构就随之而来，并成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压迫和剥削茶农，限制茶叶生产发展，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
一、茶税与茶法
我国茶之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国库拮据，政府以筹措常平仓本钱为借口，“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征税以后，发现税额十分显著，以后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列为主要税种之一，并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据新旧《唐书》记载，茶于中唐立税以后，税额并不因国库收支的好转而有所减免，反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万缗。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除正税以外，又增加一种“过境税”，叫“塌地钱”，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贩，使茶税斤两不漏。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内容是：
1、茶商贩送茶叶沿途驿站只收住房费和堆栈费，而不收税金。
2、茶叶不准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众长途贩私，皆处死。
3、茶农（园户）私卖茶叶100斤以上处杖刑，三次即充军。
4、各州县如有私砍茶树，破坏茶业者当地官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
5、泸州、寿州、淮南一带税额追加50%。
我国茶叶专卖制度和税法，发展到宋代，更为严厉，并成为发展茶叶生产一大障碍，曾诱发多次茶农起义。据文献记载，宋朝的茶税法，先后改革多次，即所谓“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这些改革，换汤不换药，都是坚持国家专卖。后又经元、明、清，改“榷茶制”为“茶引制”，直到清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际国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才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民间逐步恢复自由经营。所以，茶叶专卖的税制和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亏者总是百姓。 所谓榷茶，即茶的专营专卖。这一政策始于中唐时期，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之王涯奏请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衽统制统销，同时将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一法令刚一颁布，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十一月就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所杀。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所以，唐代实行榷茶历史不到两个月，真正厉行“榷茶制”的，是从北宋初期开始，首先在东南茶区沿长江设立八个“榨货务”（官府的卖茶站），产茶区设立十三个山场，专职茶叶收购，园户（茶农）除向官府交纳“折税茶”以抵赋税以外，余茶均全部卖给山场，严禁私买私卖。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这时官府不直接买卖茶叶，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货务”交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购买定量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茶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准许销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则只能在本地销售，有效期为三个月。这种“茶引制”，使茶叶专卖制度更加完善、严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间，才改“茶引制”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销售或易货地点。“引岸制”即为凡商人经营各类茶叶均须纳税请领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口岸）销售和易货，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引岸制”的特点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的销量品种，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对不同茶类生产、加工实行宏观调控，做到以销定产。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向朝庭贡奉各种乡奇特产，是封建社会早有的定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关于中国最早贡茶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西南巴、蜀等国向武王进贡盐、铁、茶、蜜的史实。
到了隋代，炀帝杨广在江都（江苏扬州）得了头痛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闻之，携天台茶专程去扬州为隋炀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后。炀帝大喜，遂令全国大行茶事，推动了隋代王公贵族饮茶之风大兴。
初唐时，各地继续以名茶作贡品，其中不乏贪图名位、阿谀奉承之人为了个人升迁而向皇上纳贡。但随着皇室饮茶范围扩大，贡茶数量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首先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据《长兴县志》记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兴盛期长达600年，其间役工3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30间，烘培工场百余所，产茶万斤，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
唐代诗人，曾做过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贡顾渚茶》的长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生产贡茶庞大的规模和茶农的艰辛。诗曰“……动生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相当普及，“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赵佶，爱茶至深，亲撰《大观茶论》，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贡茶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保留顾渚紫笋贡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设立规模更大的贡茶院。据宋子安写的《东溪试茶录》（1064年前后）记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焙。录南剑，又免五县茶民，专以建安一县民力裁足之。……庆历中，取苏口、曾坑、石坑、重院属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继还在江西、四川、江苏、浙江设御茶园和贡院院，生产极其费工费时之“龙团凤饼”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时期，贡茶制继续实行，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四川蒙顶甘露，杭州西湖龙井，江苏呈县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铺大方都被当朝皇上饮定为“御茶”。西湖龙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狮峰、至胡公庙前品尝了和尚献上香茶，十分高兴，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都是百姓的苦难。杭州诗人陈章写了一首《采茶歌》充分揭露贡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凤凰岭上春露香，青裙女儿指不长。
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壮。
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目前中国茶的种植面积第一、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这是中国茶叶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实写照。2006年全国茶园面积为2175万亩，比上年2028万亩增长7.2%。全国茶叶总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大关。全年茶叶平均单价为24.8元/公斤，全国茶叶农业总产值为248亿元，比去年219.2亿元增加13.1%。我国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叶强国。
1：生产主体以茶农为主，生产方式各有侧重。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国茶叶生产的基本特点，我国茶叶生产主体主要有：一家一户的茶农；茶商或茶叶大户；委托加工基地；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场。我国茶叶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特点是：中高档茶、名优茶以手工为主；中低档茶、大众茶以机制为主。
2：区域分布明显，茶区快速发展。我国红茶区主要在广东、云南；乌龙茶区主要在福建；花茶区主要在福建、广西、湖南等；名优茶区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产区已经成为我国茶叶发展的新亮点，如新昌的龙井产区，平江的银针产区，安溪的乌龙茶区，云南的普尔茶区等等。由于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及各地大力调整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新型茶区正在快速发展，如山东日照茶区、陕西午子茶区及湖南、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新茶区就是这几年新发展起来的。
3：产品结构变化加快，新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市场趋势表现在：普通红茶、中低档红茶继续下降，高档红茶有一定市场。花茶在经历了长足发展后总量正在减少。绿茶快速增长，绿茶中，名优茶发展快。乌龙茶快速发展，保健茶生产增长，市场稳定。传统茶叶创新速度加快。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总体结构不断优化。
4：经营企业数量多，龙头企业少；产品多，名牌少。茶树种植以农户为主体，平均每户仅1亩左右，能制茶或开个茶庄就算一个企业。全国仅加工茶叶的茶厂6.7万家，平均每个茶厂年加工茶叶仅15吨。加工企业由于规模小，导致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经营企业中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没有知名品牌，出口茶叶只能以原料茶为主，受制于人，难以开拓市场。中国有近千个茶叶品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凤毛麟角，象“立顿”这样的世界级品牌，对中国茶产业来说，现阶段就是一种奢求。由于生产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原料、感观品质等很难保持稳定。有的纯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卫生指标不合格，农残超标。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由于我国茶叶经营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者普遍对管理重视不够，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受过管理专业培训，家族管理盛行，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现有企业潜力难以发挥。

宋朝在经济方面是怎么做的？

在经济法方面,宋朝对盐?茶?酒等产品控制较为严格?宋朝池盐生产为官营,有“官办官卖”和“通商”两种形式?海盐生产多为民营,其运销多为官运官销?

宋朝制订的榷茶法加强了对茶叶生产与经销的控制,为国家增加了赋税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马等军需物资的供给,同时也具有加重对生产者?消费者和茶商的变相掠夺?

对于酒的控制,法律规定酒曲一律由官府制造,酿酒者必须向官府购买,严禁民间私造,凡民间私自造曲酿酒,或超出规定地区酿酒销售都要处以刑罚?

宋朝在北方边镇设置榷场,作为官办贸易的场所,与辽金西夏进行互市贸易,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物资交流,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可以控制重要物资外流?

宋朝的市舶法也称市舶条法或海舶法等,据有学者考证其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外贸法规?主要包括对外贸易主体规定?商船出入境管理规定?行外贸许可证管理制度?针对进口货物的管理规定?此外,宋朝还对货币金融和财政税收予以立法调整?

总之,宋朝经济立法较为完备,为宋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其中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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