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行茶马贸易以茶驭番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明朝实行茶马贸易以茶驭番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茶叶药理功效之 多，作用之广，使得茶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 活的必需品。由于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 西北地区并不产茶，所需茶叶均需由内地中原及 江南地区输入。因为茶叶的奇特功效，使得茶非常 适合于从事畜牧业生产，以肉食为主食的少数民 族，长期饮用还会上瘾。同时，中原王朝地域多不 产马，在制御灵活机动的北方游牧民族时,马匹数 量的多虞与品种的优劣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关键，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出师之要，全资马 力。吐蕃地区拥有良好的孳牧条件，水草丰美， 多出良马，所以早在唐初，吐蕃各族部就有以 羊、马或其他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 活动。唐末，由于中原及吐蕃地区政治经济发展 的需要，官营茶马贸易兴起，茶叶也开始大量流 入吐蕃地区。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就有这方面 的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煮 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 ’鲁公曰：‘涤烦疗 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 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 此昌明者。’”至宋，由于茶叶的奇特功效及茶文 化的传播，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已把茶叶 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资料，以致达到了 “夷人不 可一日无茶的程度，顾炎武说“茶之为物，西 戎、吐蕃古今皆仰之。

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 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1,31吐蕃地区对茶的需求渐成规模。熙宁五年 (1072),宋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后， 由于与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南宋为金、蒙古)的 对峙，出于博(战)马及利用吐蕃诸部“所嗜为茶” 这一弱点而以茶为手段来羁縻吐蕃诸部的目的， 纳王韶议，宋在新建的熙河路设立六个买马场,1|4) 停罢其他边州买马，1151将市马贸易的重心完全转向 熙河吐蕃地区，河、岷、洮三州茶马贸易由此而兴。明代元后，蒙古余部退居大漠，力量依然强 大，“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61，经常南下骚扰、攻 掠。有明一代，蒙古鞑靼、瓦剌两部此起彼伏， 为明廷北方大患(明后期蒙古诸部逐渐转向西 北)，成为明王朝的头号敌人。

明因此设立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 肃、固原、太原诸镇，以御蒙古。同时，为巩固 西北防御，防止蒙古与吐蕃联合并斩断其联系， 孤立蒙古，明王朝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与蒙古为邻的“西番”地区采取怀柔政策，继承宋王朝 羁縻“诸番”的传统做法，利用“西番”诸部嗜茶如 命的特点，通过官营控制茶叶，既可达到“博马”的 目的,又可使“西番”诸部受制于中原王朝，同时还 可以获得大量的茶税，于是“以茶驭番”政策应运 而生(当然这也是明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之一)。 明都御史杨一清曾言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 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 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1171明梁材《议茶马事宜疏》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

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 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 而使彼有所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 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又大。而非可以 寻常处之也。”1181所以，“以茶驭番”的核心是控制 “西番”,离间“西番”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使“西番” 成为明朝对抗蒙古的“藩篱”，同时也可以获得巨 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在《洮州厅志》上说的更是 透彻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 三利。捐山泽之毛收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 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我不能叛，利二;遮 隔强虏，遏其狂逞，做我外篱，利三。由此可 见，明朝政府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茶马贸易 “以茶驭番”，是有其历史经验、现实基础及国防安 全战略需要的。

明代茶马市发展的特点

众合利达教育老师：简单的说明朝茶马主要是承袭唐宋，多一点政治性。下面是找到的一篇论文，希望对你有用。
一 我国古代在西藏、青海、甘肃、新疆等广大的西部区域,居住着藏、回、羌、蒙等少数民族群体和 部落。其主要经济产业为畜牧业,文化也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明王朝将这一区域的诸少数民族各部称为“番人”,或者“西番”,以与北部的蒙古各部“北虏”相区别。番人的饮食结构以青稞、肉类和奶酪等乳制品为主,这是其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而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祛湿热、醒 脑提神的药理作用,是西部诸族饮食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对高寒地带的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番无稷也,羌人以牛羊乳及芜根为食,以茶为饮,非茶则无以为饮,而食亦不多。” [1] (卷五八?陕西四) “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 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飧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穷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 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1] (卷六五?四川一)“西宁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国人民之于五谷,不可一日无者。” [2] (卷七八)作为生活必需品,诸番部都对茶有着迫切的需要。 明王朝幅员辽阔,边境线漫长,周边的少数民族诸部对其武装掠夺和侵袭多有发生,持续不断,北逃的元王朝蒙古族残余势力仍然十分强大,面临着极大的边防压力。明王朝虽然占有资源丰富的广大中原地区,物产丰富,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民族社会却不出产大批品质优良的战马,而在边患频仍的情况下,战马成为明政府极为重视的战略物资,亦存在迫切的需求。而西部诸番族部落却畜牧业发达,出产数量较大和质量较高的马匹,因此茶马贸易成为双方最佳的选择方式。 ? 5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政府充分认识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对茶的严重依赖程度,并加以利用,要求西部少数民族部落纳马,名之为“差发”。虽然在名称上带有明显的天朝大国的虚荣特征,而实质上却是经济性极强的商品贸易。明政府对西番诸部参与茶马贸易的意图十分了解,“番人纳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 茶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 [3] (卷三六九)明王朝亦将茶资源与国家政治相联系而加以重视,“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 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1] (卷六五?四川一)将茶资源 的获得与否和藏区群众的生死存续联系起来,并以对茶资源的垄断和支配作为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同时获得所需要的战略物资。 与对北部蒙古族诸部所采取的强硬军事对抗政策不同,明代对于西部少数民族主要采取怀柔羁縻的边疆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西部诸族军事力量比较弱小,不足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明王朝较好的利用了番部对茶的依赖和迫切需要,利用茶马贸易来控制和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番族由于对茶叶的需求,受制于明王朝,故而采取比较合作的态度,对明政府基本上是较为尊重和顺服的。 明王朝立国之初,即在诸番部沿边地区设立卫所,封授番族部落首领职官进行管理。“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 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 [4] (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且西宁、洮河等处番族,国初分散 部落,设有国师、禅师、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等 官管领” [5] (卷一一五,P1071)明政府希望通过加强行政设治、授予封号等手段,促进密切与番部的关系,对其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使其成为自己的藩篱,以减轻边防压力。 明人对这一怀柔羁縻的边疆政策有着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住扎,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 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5] (卷一一五,P1071)“给与金 牌,令其三年一次输纳差发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与王官王民无异。实欲借其为我藩篱,捍备北虏,即前汉断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来,河西虏 寇,不能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议其后也” [5] (卷117,P1115)明王朝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是建 立在其对茶资源的依赖基础上的,可以说,茶马贸 易的有无、运作正常与否都和明王朝对番部羁縻政策的有效性息息相关。茶马贸易因与国防政策的紧密关联而被提高到战略高度,由此备受明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藉此达到维持边疆地区的稳定。 二 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在借鉴唐、宋两个王朝经验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和健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在总的僵化体制下,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 马。” [4] (卷八○?食货志四)明代虽然与前代相比建立了较为完善严密的茶马贸易制度,但就其自身运作技术来说还基本是较为粗放的。这一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明政府设置茶马司和茶课司两个机构分别管 理具体的茶马贸易和茶叶征收,并在最初设立茶 局和批验所两个管理机构,后茶局废止,只存批验所,为检验茶引、茶由,征收茶课的机关[6](P189)。茶引和茶由为商人运输和贩卖茶叶的凭证,茶无引由则即视为私茶,货没入官,人即有罚。明政府在与番部接壤的西北边疆,南起四川雅州(今荥经县)迤北经青海、甘肃、陕西与广大藏、回、蒙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地带设置茶马司,在相邻的汉族产茶区设置茶课司,经营茶马贸易,行茶地区辐射方圆近五千里。 茶马贸易和王朝政治联系紧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明王朝初期,政府军事行动频繁,需要大批的战马,此时期的茶马贸易,明政府是积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洪武八年五月戊辰, “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初,上以西番素产马,其所用货泉与中国异,自更钱币,马之至者益少。至是乃命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将善加抚循,以通互市。马稍来集,率厚其直偿之。成又宣谕德意,自是番酋感悦,相率诣阙谢恩。而山后归 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售矣。”[7] (卷一○○)明初的茶马贸易对番部是比较优惠的,“厚其直偿 之”的原因主要是想利用丰富的物产资源来利诱和吸引诸少数民族部落归顺,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藩封体制中来。利用对茶资源的垄断占有而迫使其臣服,并通过贸易手段获得所需战略资源———战马。 ? 6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王朝将茶马贸易作为官营垄断贸易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茶马贸易的政策措施。明太祖时,为规范茶马贸易,曾制定金牌信符制,将四十一面金牌发放到藏边等少数民族部落中,作为进行合法茶马贸易的官方凭证。随着社会的变迁,金牌逐渐散落,金牌信符制随之废坏。明中期,有官员建议恢复金牌制。“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刘仑请复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纳马给茶。……总督尚书王以旗等亦以为言。”兵部议复的结果是如果严禁私贩茶叶,虽然不给金牌,也可以进行正常的茶马贸易,因此建议只发勘合,诏如拟行。遂于嘉靖三十年正月“诏给西番 诸族勘合” [3] (卷三六九)作为茶马贸易的有效凭证。参与茶马贸易的西部诸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属于比较粗放的原始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突出的表现是其对称量器具刻度的概念没有认知。“正德十年,以每年招易,番人不辩秤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小则商病,令酌为中制:每一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两为准, 作正茶三斤,篦绳三斤。” [8] (卷三七)针对少数民族群众不认识度量衡,只看包装外观大小确定交易额度的弱点,明政府制定了标准的茶包装规格,统一包装,使其无数量差别,从而保证少数民族部落在茶马交易中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方便了经营茶叶的商人。 西北诸少数民族性格犷悍,但民风淳朴,故而在茶马贸易中有时受到奸商的欺骗。对此,明政府也加以注意,谕令管理机构对欺诈行为严加约束。“永乐三年十二月乙酉,上谓兵部臣曰:河州、洮州、西宁诸处与西番易马,朝廷本推诚抚纳远人,皆与好茶。闻近时守边头目人等,多用恶谬茶欺之,甚者侵损其财物,彼虽淳厚,不肯陈告,然心未必能平。……仍榜谕边地官民,以朝廷怀远之意,今后马至必与好茶。若复欺之,令巡按监察御 史采察以闻。” [9] (卷四九)对于茶马贸易中的以假茶欺诈、以次充好,甚至侵夺少数民族财物的行为加以禁止,在要求经营茶马贸易的商人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政府加以行政干预。 明后期政府的茶马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最主要的就是毗邻川、汉易马茶叶产地的湖南地区出产的茶叶对茶马贸易的冲击。湖南茶产量大,价格低,吸引了众多的商人夹带和私贩。番族各部落获得低价的走私茶叶后,茶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参与茶马贸易的积极性不高。而川、汉地区 的茶叶因此积滞。加以“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 腹”,也影响了番族参与茶马贸易的积极性。万历二十三年,陕西巡按御史李楠鉴于以上原因,上疏请禁湖茶。而持反对意见的御史徐侨于万历二十五年请仍行湖茶。徐侨认为“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平,……湖茶之行原与汉中无妨,汉茶味甘,煎熬易薄;湖茶味苦,酥酪相宜,湖茶之行 于番情亦便。然湖茶可行,而假者不可不禁。”[10] (卷三○八)徐侨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审视湖茶对茶马贸易的影响,主张湖茶与汉、川茶并行,但要禁 绝湖茶中的假茶。徐侨的建议最终被接受,部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为辅,二者并行。 茶马贸易作为明王朝国家专营的垄断贸易,自然要限制民间社会插手其事务。然而茶马贸易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使得许多人不惜铤而走险,进行茶叶走私,以牟取暴利。明政府为此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以禁止茶叶走私。明太祖曾将贩运私茶的驸马欧阳伦处死,以维护国家禁止私茶法律的严肃性。明政府认为私贩茶叶将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因此不断派遣官员稽查整顿茶马贸易,以维护其正常运作。最初,朝廷选派行人赴茶马贸易地点巡视,后以行人职卑言轻,改遣御史,“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 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4] (卷八○?食货志四)御史 的选派、取回与再次派出,是明政府综合考虑少数 民族部落的民族情绪和茶马贸易的实际情况而主动调整管理策略的灵活性体现,表明了明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与关注。 明政府在茶马贸易中的种种管理政策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维护茶马贸易的正常进行,担负起政府应有的管理责任。明政府的管理在客观上虽然限制了贸易的自由进行,但也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时人这样评价道,“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华夷之情,贸迁有无;收商贾之利,减戍守之费;以夷所欲售,易中国所欲得,法无良于此 者”[11] (卷三?西番纪) 三 考察明代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茶马的比价问题。贸易中商品的比价最能体现贸易的性质和贸易双方的平等性。贸易双方必须遵守商品交易的等价交换原则。明后期,随着国家政治的日益腐败,茶马贸易日益衰落。“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 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4] (卷八○?食货志四)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整个社会逐利之风盛行,金钱崇拜日甚,茶叶走私这样利润很大的商业活动成为许多奸商和冒险者的现实选择。一些负责茶马贸易具体管理的官吏亦孜孜求利,参与其间,与私贩者相勾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使国法虚悬。茶马贸易的败坏,使得可以从非官方渠道获得大量茶资源的西番诸部敢于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明王朝用茶资源控制西番的制约作用被大大削弱。 明代的茶马贸易这一由国家垄断经营,却不 时为民间走私行为介入而影响破坏的贸易形式, 兼具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属性。因其与国家边疆政策的紧密联系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作为商品贸易其本身具有本然的经济属性。在具体贸易中这种双重属性同时体现出来,但表现时有侧重。总体看来,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变迁,茶马贸易在明初的浓厚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越来越突出其经济本性,并有摆脱国家控制的发展趋势。而明政府将边防与茶马贸易相挂钩的羁縻怀柔政策的效用也在随着茶马贸易的变迁而演变,最终走向彻底的失控和败坏。

没有硝烟的较量，中国的古代王朝是如何打贸易战的？

孙子兵法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特朗普与中国打贸易战，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金融战，其实也是一种“战争”形式，只不过这种“战争”比较“文明”而已，杀人于无形。相比特朗普，中国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早就有了贸易战的先例，且比特朗普高明得多。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贸易战持续不断，为中国积累的丰富的贸易战经验。

古代市井场景

2600多年前发生的“贸易战”说起打贸易战，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是打“贸易战”的顶尖高手。齐国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第一霸，除了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外，打“贸易战”连连取胜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打“贸易战”，关键得有钱。管仲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聘为国相之后，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抓钱。齐国因为靠近海边，有渔盐之利，而鱼也好、盐也罢都是各国想吃的和必吃，因为齐国利用官办鱼盐与其他国做生意大发其财。另一个令人惊叹的生意之道是，齐国将通过战争得来的女战俘以及罪犯之女统一管理起来，开起了官办妓院，齐国“红灯区”照章纳税，对国内外开放，火得不得了。通过各种得力的经济措施，齐国成为春秋初期列国最富裕的国家。

管仲：有了钱，管仲可不闲着。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作战的最高境界。要想在列国中称霸，单凭军事征服是不行的。管仲在政治上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军事上联合其他小国做后盾，经济上大打“贸易战”，让许多国家因为管仲的权谋吃了大亏，不得不尊齐桓公为霸主。管种的“贸易战”根据各国国情不同，各有不同的打法。

衡山国是一个擅长打造兵器的国家，当时各国都去采购衡山国的兵器，管仲看准时机，大量高价采购衡山国的兵器，衡山国人看到打造兵器这么赚钱，于是全民造兵器，大发“军火财”。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了。管仲又高价收购各国的粮食，使各国富余的粮食都流入了齐国。这样，齐国虽然花了大价钱，但拥有了兵器和粮食，却破坏了衡山国的经济平衡。突然有一天，管仲下令停止收购兵器和粮食，攻打衡山国。此时的衡山国空有钱财，缺少粮食，而各国富余的粮食都被齐国收购，不能“出口”给衡山国，齐国更不可能卖给衡山国。于是衡山国不战而败，俯首称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衡山之谋”。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征战

对待临近的鲁国和梁国，管仲采用了“绨谋战略”，鲁国和梁国盛产绨这种布匹，管仲让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并高价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绨，并悬赏重奖购买绨的齐国国民，于是齐国举国穿绨做的衣服，鲁、梁二国也因此大发绨财，国民皆弃种粮食而生产绨。而当绨服热到达高潮后，管仲又突然在齐国禁绝绨布，改穿绵，并禁绝鲁、梁二国的绨进入齐国，将粮食定为违禁品不准出口到了鲁、梁二国。这一下子将这两国的国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臣服齐国。

对待老牌强国楚国，管仲照打“贸易战”不误。楚国和齐国是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差不多的国家，管仲看准了楚国是山水之国，盛产鹿鸟动物，于是给齐桓公出主意，“公贵买其鹿”。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谏议，和对待衡山国一样，大量采购楚国的鹿鸟，而且是高价采购。楚王不明就里，看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命令楚民举国抓鹿卖给齐国，大发鹿财。这一场鹿鸟交易，楚国竟然赚了齐国两千万铜钱。但令楚王没想到的是，光顾抓鹿赚钱了，田地荒芜了，楚国有大量的金钱，却只能进口粮食。而齐国因为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楚国不得不有求于齐国，把齐国推上霸主的宝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征战

管仲奉行的是“尊王攘夷”的国策，周天子由于没有了那么大的公信力，各诸侯国都不愿向周王朝朝贡，造成周朝中央政府财政紧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管仲也有“贸易战”的奇招，他建议周天子严加管制盛产“菁茅”的地域，又下令凡跟周天子到泰山祭天和在梁父山祭地的诸侯，必须以“菁茅”作为祭祀用的垫席，否则的话，不让跟随天子去祭礼天地。祭礼天地是必须的，各诸侯国赶紧花钱高价去买“菁茅”，“菁茅”的价格也因此翻了十倍，结果三天时间周天子就解决了财政经费问题，管仲的“菁茅”之谋大获成功。

北宋靠“贸易战”坚持三百年，熬亡了辽国与西夏？

两宋时代，宋朝先后面临着辽国、金国、西夏、蒙古的军事威胁，但宋朝却是辽国、金国、西夏四个国家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宋朝被称为“弱宋”，为什么会比辽国、西夏、金国活得更久，原因之一就在于“贸易战”的成功。

澶渊之盟

众所周知，宋真宗在辽国的军事威胁下，被寇准逼上了前线御驾亲征，取得了对辽战争的胜利。但胜利后的北宋却与辽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每年要赔辽国岁币十万两，绢布二十万匹。打了胜仗却要赔战败国钱，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但宋朝自有宋朝的打算，第一，抵御辽国，需要军费三千万两，跟赔偿辽国的三十万银绢相比多得多。第二，宋辽和平之后开放了交易市场“榷场”，北宋的铁器、瓷器、丝绸、茶叶、稻米换辽国的原材料与羊、马、骆驼，带来巨大的贸易顺差，这贸易顺差远远高于三十万的岁币与绢布。尤其是辽国向宋朝出口的优良马匹，反过来又装备了宋朝的骑兵，两国近百年未打仗的结果，是经济上拖垮了辽国，军事上辽国也败在新兴的金国之手，最后竟然被宋、金夹击导致亡国，远逃中亚一带。

对于西夏，宋朝反其道而行之。西夏滩盐蕴藏量，北宋虽与西夏有限开放了两处“榷场”，但盐却是违禁品。北宋自己有盐，不进口西夏的。这样西夏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那块地方地处西北沙漠，土地贫瘠，缺粮少米，对北宋的贸易一直是逆差，从经济上无法与宋朝抗衡。为了对付北宋，西夏利用地利优势掐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兴起，西夏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经济上严重依赖北宋。因为粮食与布匹是必须品，而这正是西夏欠缺的。北宋在战场上不行，但在经济上却具有天然的优势，最后竟然逼得西夏低下头来，最后被新兴起的蒙古国所灭。

“纸制之父”张咏依靠发行“交子”解决难题

中国北宋时期的张咏，是世界上公认的“纸币之父”。不过，这个“纸币之父”的由来，却是“贸易战”的结果。

南宋发行的纸钞

这场“贸易战”，是宋太宗针对蜀地打起来的。起先，蜀地民众交税只交粮食等实物，但宋太宗为了敛财，规定除了实物外，还要交纳部分铜钱，而且，铜钱的交纳比例逐年提高。这个措施造成的后果是，蜀民拿着粮食去官府兑换铜钱交税，而官府却借机盘剥百姓。官府的财政问题是解决了，但老百姓却被逼得走投无路，暴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朝廷派花甲之年的名臣张咏去镇压起义，安抚百姓。为了解决铜钱携带不便的问题，张咏以当地十六家富商为担保，发明了一种可兑换钱币的纸券“交子”，这种“交子”就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发明，解决了铜钱携带不便的难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重振了蜀地的经济。用交子代替铜钱进行交易，为人民经商提供了方便。蜀地问题解决以后，交子向全国乃至外国推广，宋朝之所以成为最富庶的王朝，张咏发明的交子功不可没。

交子这种纸币的原材料，最早是桑树叶，所以目前伦敦英格兰银行中央的一个天井里，种着一颗中国桑树。它是为纪念张咏和他发明的交子而种的。

茶马互市，其实是中原王朝的“贸易战”

众所周知，茶树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树种，茶叶不只是一种饮品，还有解毒的功能。唐代陆羽还因此写了一本《茶经》，被尊为茶圣。因为茶叶是中国独有的，因此唐宋明清等朝，利用茶叶为“贸易战”武器，为巩固边防立下了大功，这就是有名的“茶马互市”。

古代茶马互市场景

中国的西南与西北地区不产茶叶，但这些地区的居民却很需要茶叶，史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因为茶叶的解毒功能，这些地区的人民不喝茶叶就会生病，所以强烈要求进口茶叶。而中原地区，正好利用茶叶交换那些地区优良的马匹。而在古代马匹是最重要的战备之一。唐朝实行“榷茶制”，对于茶叶只准官卖，不得私卖，茶税是当时最重要的税收之一；宋朝成立了“茶马司”，明朝实行“以茶驭番”战略，都利用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以装备军队。用茶叶换战马，成为中原王朝获利最大的特种贸易。

所以，茶马互市，表面上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贸易繁荣，实际上内藏玄机。两边的老百姓得利之余，战备却向中原倾斜。唐朝之所以成为“天可汗”王朝，宋朝之所以成为最富庶的国家，明朝之所以皇帝当得硬，茶马互市也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贸易战作用。

张居正的“铁锅贸易战”粉碎瓦剌阴谋

张居正是明朝一位优秀的改革家、政治家、名相，同时也是一位“贸易战”大师。明朝中期面对的威胁主要是蒙元分裂出来的一支蒙古人部落政权瓦剌，瓦剌对于明朝虎视眈眈，曾经俘虏过明英宗，要不是于谦，差点将明朝灭了。因此长时间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张居正

瓦剌与明朝进行榷场交易，除了茶叶、布匹、棉花、食糖、粮食这些生活必需品外，还希望采购到硝磺、盔甲、弓箭等“军火物资”。当然，明朝也不傻，将这些“军火物质”列为禁品，不卖给瓦剌。瓦剌为了得到这些重要的军用物资，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申请购买明朝的“铁锅”。铁锅是生活用品，瓦剌认为明朝没有理由拒绝。

但聪明的张居正很快就觉察出瓦剌人的图谋，铁锅虽然是生活用品，但熔化后就成了铁，铁是可以打造兵器的，转眼就能变成战略物资。是卖给他们，还是不卖给他们？卖给他们，有疑虑；不卖给他们，影响团结，容易引发战争。经过深思熟虑，张居正想到了应对办法，卖给他们，但只卖给他们广东产的“广锅”，且卖给他们有附加条件，旧锅换新锅。这样在数量上瓦剌的铁锅不增加，且广锅有一个特点，熔炼技术门槛极高，不是轻易就能熔化的。买回去不当锅使，打造兵器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瓦剌族没那熔化技术。

铁锅贸易战粉碎了瓦剌的阴谋，又促进了双方的贸易，明朝无形中取得了一场贸易战的胜利。而瓦剌是哑巴吃黄连，只好单纯购买广锅做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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