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机构：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830046
你好 我是辽宁省08年的地理状元 地理单科96分 我在高中三年和上大学后做地理家教的这两年 主要用的图册有两本：
第一本：《中学地理 图文详解 指导地图册》（蓝橙色相间），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的，谭木高考复习研究室编著。推荐理由：
一。涵盖了高中地理（人教版）必修一、必修二、必修三、区域地理的全部内容，和选修1—5的部分内容，与教材联系紧密。不仅图片丰富，而且有很多实用的知识点，其中有很多就是地理主观大题的答案。例如图册110页，就讲述了中亚深居内陆的自然环境，从地形、气候和河流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这本图册还补充出了很多教材上未提到、但考试中回出现的知识点。例如图册111页提到西亚干旱的农业，列出了西亚牧业四种特殊的动植物：阿卡拉羊、紫羔羊、阿拉伯高原骆驼、椰枣。
三。该练习册还配有部分习题，可在看过知识点后随时进行练习。
第二本：《中学地理复习用 参考地图册》（蓝皮的）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这本是纯地图册，涵盖了中国、世界地理的全部地区，与教材联系性强，用起来非常方便。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帮助。
1.东北区 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长白山地、 松辽平原和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地。
本区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北部的漠 河地区素有我国北极之称，夏季短促而潮湿。
植被主要由云杉、冷杉、松、 落叶松等组成针叶林带，或与桦树、山杨、蒙古栎、槭树、椴树等共同构 成针阔混交林。
林冠浓密郁闭，林下阴湿，遍布苔藓和地衣，层次结构简 单。
分布于本区的为寒温带针叶林动物群，主要由耐寒性和适应林中生活 的种类组成，典型的代表动物有哺乳纲偶蹄目的麝、马鹿、驼鹿、驯鹿、、 野猪；啮齿目的灰鼠、棕背、红背、小飞鼠；食肉目的紫貂、猞猁、白鼬； 雷鸟，雀形目的、戴菊莺、交嘴雀、星鸦；爬行纲的极北蝰、棕黑锦蛇、 胎生蜥；两栖纲的极北小鲵、爪鲵、史氏蟾蜍、东方铃蟾、黑龙江林蛙等。
其中，号称林中巨人的驼鹿、森林之舟的驯鹿、百兽之王的东北虎，以及 狼貛、林旅鼠、河狸、雪兔、松鸡、榛鸡、黑啄木鸟、胎生蜥、黑龙江草 蜥、东北小鲵和爪鲵等均为本区的特有动物。
针叶林动物群的生态特点是：在林内的分布很不均衡，常聚集于长有 乔木的河岸、次生林灌和林间的沼泽地区。
分布的垂直结构主要分配在树 顶层和地面层内，小型鸟类和灰鼠一般选择在枝叶繁茂的树上、树洞内营 巢，大型松鸡科鸟类则筑巢于地面或在雪窝中栖身，地栖鼠类的挖掘活动 能力不强，洞系离地表很浅，甚至就在雪下生活。
林内食源单一，球果、 浆果、真菌、树叶、嫩枝等是动物的主食或基本食物，这些食源，尤其是 球果具有周期性的丰歉变化规律，常是导致有关动物数量波动的直接原因。
动物的昼夜相活动表现得不明显，典型的夜行性种类不多。
冬季酷寒，地 表积雪深，枝头覆冰厚，许多动物发展了各种特殊的适应结构，例如转变 深色或带斑的鸟羽、兽毛成白色（雪兔、白鼬、伶鼬、雷鸟等），有利于 隐匿自身或接近捕猎对象；驼鹿和驯鹿的腿长，脚蹄宽大，每个趾瓣均能 张开与地面接触，可避免在冰雪上跑动时摔跤或陷入松软的雪中；榛鸡的 趾缘镶有尖长的角刺，能有效地握牢树枝，不致因覆冰溜滑而坠地。
2.华北区 北邻东北区和蒙新区，往南延伸至秦岭、淮河，东临渤海及 黄海，西止甘肃的兰州盆地，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北部的冀北山地及东 部的黄淮平原。
本区位于暖温带，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植物落叶或枯萎， 夏季高温多雨，植物生长繁盛。
区内广大地区已被开垦为农田，仅残留部 分森林零星分布于太行山、燕山、秦岭、子午岭和陇山等地，现在的植被 主要为草地和灌丛。
华北区的动物种类比较贫乏，特有种类少，分布于本 区以及东北针叶林地带以南地区的是温带森林-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
华北区动物区系的特点是原有的森林动物群趋于贫乏化，且其生态习 性也已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以适应森林面积不断缩小和草原、草甸环境 的日益扩展。
因此，东北森林中常见的马鹿、梅花鹿、黑熊、小飞鼠、棕 背、红背等在本区的山林地区已甚罕见或只分布在局部地区（如黄淮平原 的东方铃蟾、黄脊游蛇等），但出现了一些与南方共有的种类，如岩松鼠、 社鼠、复齿鼯鼠、沟牙飞鼠等。
本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极为悠久，具有大片 农耕景观，野生麋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世纪中叶绝灭的，然而栖息于 农田、荒山沟谷和黄土之间的小型兽类却得到很大发展，最普遍的有麝鼹、 大仓鼠、北方田鼠、长尾仓鼠、黑线仓鼠、原鼢鼠、草兔、巢鼠等。
许多 鼠类不但以作物为食，并且还盗藏大量谷物越冬，对农业危害十分严重。
广泛分布的食肉目动物有狐、黄鼬、果子狸、狗獾、猪貛和貉等。
四季分 明的季节变化，对动物的生命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每当春末夏初和秋季， 许多广适性鸟类在本区常形成季节性高峰，到冬季则大多迁往南方越冬， 森林鸟类中的优势种有三道眉草鹀、灰喜鹊、大山雀、红尾伯劳、黑枕黄 鹂、山斑鸠、岩鸽、绣眼鸟、黑卷尾、山噪鹛、石鸡等。
农田区的常见鸟 类是金腰燕、家燕、白鹡鸰、喜鹊、麻雀以及在高层古建筑物上群居的雨 燕等。
两栖爬行动物中以虎斑颈槽蛇、红点锦蛇、赤链蛇、白条锦蛇、蝮 蛇、丽斑麻蜥、山地麻蜥、无蹼壁虎、蓝尾石龙子、北草蜥、大蟾蜍、花 背蟾蜍、中国林蛙、金线蛙、北方狭口蛙等北方广布种较为常见，此外， 乌龟和鳖在本区也有广泛的分布。
一般认为，黑卷尾、山噪鹛、石鸡、大 仓鼠、北方田鼠、原鼢鼠、麝鼹、无蹼壁虎、山地麻蜥、北方狭口蛙等是 本区的代表性动物，而褐马鸡及复齿鼯鼠则为华北区的特有种类。
3.蒙新区 本区的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麓，往西沿燕山，阴山山脉、黄 土高原北部、甘肃祁连山、新疆昆仑山一线，直至新疆西缘国境线。
包括 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沙漠、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塔里 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山地等。
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属草原和荒漠生态环境。
寒暑变化大，昼夜和季节温差剧烈，雨量少而干 旱，土质贫瘠，致使森林不能生长，缺乏高大的乔木，耐干旱的草本植物 十分繁盛。
夏天和植物生长期短，动物的食源有周期性的丰歉变动；冬季 漫长，积雪深厚，地表封冻期可长达5个月，绝对温度可降至-30℃以下。
这些自然条件对本区动物区系的组成及其生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蒙新区分为东部草原和西部荒漠两个地带，两者大致以集（宁）二（连） 铁路至鄂尔多斯西南部一线为分界线。
本区东部为干草原及草甸草原，其 动物区系由典型的温带草原动物群组成，代表动物有黄羊、达乌尔黄鼠、 草原旱獭、五趾跳鼠、蒙古羽尾跳鼠、草原田鼠、狭颅田鼠、草原鼢鼠、 草原鼠兔、背纹毛足鼠、长爪沙鼠、蒙古百灵、沙百灵、云雀、沙、穗、 地鸦、毛腿沙鸡、大鸨、蓑羽鹤、灰伯劳、草原沙蜥和丽斑麻蜥等。
草原 动物的生态特点是：以草本植物绿色部分为食的啮齿动物特别繁盛，在景 色开阔的草原上集群而居，并发展了地下洞穴生活、贮藏粮食或蛰眠越冬 能力，对草场的破坏严重；中小型食肉目动物较多，常见种类有黄鼬、香 鼬、艾鼬、雪鼬、伶鼬、石貂、黄喉貂、狐等，是啮齿目的主要天敌；黄 羊的奔跑能力强，数量甚多，蕴藏量约有百万头，是内蒙古的重要狩猎对 象。
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可直接影响到产草量的丰歉，也是导致鼠类数 量波动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地栖性的雀形目鸟类繁多，少数种类因 有利用鼠洞栖居的习性而出现“鸟鼠同穴”现象。
蒙新区的西部荒漠-半荒漠地带包括内蒙古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西 部、青海柴达木盆地、宁夏、甘肃北部的河西走廓及新疆地区。
境内戈壁 和沙丘广布，植被稀疏，主要生长着白刺、琐琐、骆驼刺、柽柳、红砂、 沙拐枣等旱生植物，动物区系由温带荒漠-半荒漠动物群组成，而在种类和 数量上均占绝对优势的啮齿目、有蹄类动物、鸟类中的百灵科和蜥蜴目中 的沙生种类是构成动物群的主体。
代表性动物及其优势种有各种跳鼠（五 趾心颅跳鼠、三趾心颅跳鼠、长耳跳鼠、小五趾跳鼠、小地兔、羽尾跳鼠 等）、沙鼠（柽柳沙鼠、红尾沙鼠、大沙鼠、短耳沙鼠等）、长尾黄鼠、 兔尾鼠、小黄鼠、赤颊黄鼠、塔里木兔、荒漠猫、虎鼬、鹅喉羚、岩羊、 原羚、悬羊、双峰野骆驼、蒙驴、蒙古野马、凤头百灵、角百灵、漠、白 尾地鸦、黑腹沙鸡、紫翅椋鸟、巨嘴沙雀、原鸽、红沙蟒、花条蛇、草原 蝰、沙虎、漠虎、长裸趾虎、沙蜥（大耳沙蜥、白条沙蜥、旱地沙蜥、南 疆沙蜥等）和麻蜥（荒漠麻蜥、敏麻蜥、快步麻蜥、网纹麻蜥）等。
两栖 动物少，仅新疆北鲵、绿蟾蜍、湖蛙和中国林蛙等。
由于生活环境比草原差，因此动物的栖息地较为分散，各种环境中往 往只为少数种类所占据，只有在局部水草丰盛的“绿洲”才可能成为多种 动物的聚集处；荒漠动物为适应极端干旱的自然条件，它们的穴居生活、 蛰眠、贮藏冬粮或擅于奔驰的习性，较之草原动物有进一步的发展。
小型 动物的耐旱力强，能从植物中直接摄取水分和依靠特殊的代谢方式，获得 所需的水分，并在节缩水分的消耗方面具有一系列生理生态适应机制。
4.青藏区 本区包括青海（柴达木盆地除外）、 *** 和四川西北部，是 东由横断山脉、南由喜马拉雅山脉、北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等所 围绕的青藏高原，海拔平均在4500m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
气候是冬 季长而无夏天的高寒类型，原有的森林植被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高山草甸、 高山草原和高寒荒漠。
动物区系主要由高地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寒漠动物 群组成，最典型的代表有：哺乳纲中的白唇鹿、野牦牛、藏羚、藏盘羊、 藏驴、喜马拉雅旱獭、白尾松田鼠、根田鼠、藏仓鼠、高原和各种鼠兔； 鸟纲中的雪鸡、雪鸽、黑颈鹤、藏马鸡、蓝马鸡、 *** 沙鸡、雪鹑、虹雉、 雉鹑、高原山鹑、岭雀，以及经常出入于旱獭和鼠兔洞并形成高原上鸟鼠 同穴现象的棕颈雪雀、棕背雪雀、褐翅雪雀、褐背地鸦、藏雀等；两栖爬 行动物中的温泉蛇、高原蝮、 *** 竹叶青、喜山鬣蜥、红尾沙蜥、高山蛙、 倭蛙和 *** 蟾蜍等。
青藏高原的抬升和形成，从地质时间上来看是短促的，尽管现今的自 然条件与蒙新区的差别相当明显，但是从动物区系的组成上分析，仍不难 看出两者存在着密切而深远的渊源关系，两区亲缘关系相近的动物其分化 程度只达到种或亚种上的差异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多鼠兔种类，且大多为仅见于青藏高原的特有种， 可认为是鼠兔种、属的分布中心。
5.西南区 包括四川西部、贵州西缘和昌都地区东部，北起青海和甘肃 的南缘，南抵云南北部，即横断山脉部分，往西包括喜马拉雅山南坡针叶 林以下的山地。
境内多高山峡谷，横断山脉呈南北走向，地形起伏很大， 海拔高度在1600m～4000m之间，自然条件的垂直差异显著。
与此相适应的 是，动物的分布也以具有垂直变化为特征。
组成动物区系的动物群有两大 类：一类是分布于横断山脉等高山带的高地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寒漠动物 群、代表动物有鼠兔、林跳鼠、喜马拉雅旱獭、斑尾榛鸡、戴菊莺、旋木 雀和青海沙蜥等古北界种类；另一类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中、低山带 的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这个动物群的种类几乎全是东洋界的成 分，如灵猫、竹鼠、猕猴、黑麂、鹦鹉、太阳鸟和啄花鸟等，而最具代表 性的动物则为塔尔羊、长尾叶猴、红胸角雉、棕尾虹雉、血雉、南亚鬣蜥、 喜山小头蛇、喜山蟾蜍、齿突蟾，以及世界珍奇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牛 羚和小熊猫等。
大熊猫和牛羚是哺乳动物中的残存种，在地质历史时期曾 有过广泛的分布区；金丝猴是猴类中的稀有种，主要产于我国的西南区； 小熊猫是浣熊科中唯一分布在东半球的种类，无疑是由于地理隔离所保存 至今的孑遗种，也是动物地理中动物不连续分布的一个例证。
横断山脉在更新世时，未曾发生过广泛的冰盖，自然景观的变迁相对 地比较稳定，大致与现代类似。
高山垂直带为各类动物提供了不同的栖息 环境，纵向平行的峡谷既有利于古北界动物的南伸和东洋界热带动物北上， 也为动物创造了良好的相对隔离环境，这些对大熊猫、牛羚、分类上属于 单型种的鼹鼠类等古老动物种的保存，以及绒鼠属、雉科、画眉亚科、湍 蛙属动物在此地形成分化中心都是极其有利的。
古北界和东洋界在横断山脉地区的分界线，大 *** 于北纬30°，由若 尔盖经黑水、马尔康、康定、理塘至巴塘一线，但仍普遍地存在着两界动 物过渡交错现象。
6.华中区 本区相当于四川盆地以东的长江流域地区。
西半部北起秦 岭，南至西江上游，除四川盆地外，主要是山地和高原，海拔大多在1000m 以上，气候较干寒，森林、灌丛常与农田交错。
东半部为长江中、下游流 域，并包括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北部，主要是平原和丘陵，大别山、黄山、 武夷山和武功山等散布其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丘陵低缓，平原广阔， 河道和湖泊密布，农业发达，素称“鱼米之乡”。
分布在本区的动物群与 西南区的中、低山带同属于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总的说来，华中区的主体动物是东洋界的成分，但有部分古北界的种 类参与组成动物区系。
东洋界的代表动物有红面猴、大灵猫、食蟹獴、豪 猪、穿山甲（鲮鲤）、毛冠鹿、鬣羚、华南兔、黄嘴白鹭、牛背鹭、白颈 长尾雉、火赤链、眼镜蛇、尖吻蝮、竹叶青、王锦蛇、玉斑锦蛇、细痣疣 螈、多疣壁虎、斑腿树蛙等，渗入本区的古北界动物大多是广布于我国东 部的种类，如狗獾、黄喉貂、日本雨蛙等。
本区的特有动物是大伏翼、獐、 黑麂、白鳍豚、灰胸竹鸡、白颈长尾雉、扬子鳄、大头平胸龟、隆肛蛙、 东方蝾螈、中国雨蛙等。
森林面积小，林栖动物仅赤腹松鼠、长吻松鼠、 小麂、毛冠鹿、林麝和野猪等。
居民点及广大农耕地区以黑线姬鼠、黄胸 鼠、褐家鼠、鼷鼠、金腰燕、白鹡鸰、棕头鸦雀、珠颈斑鸠、画眉、大山 雀、腊嘴雀、白头鹎、泽蛙、饰纹姬蛙、日本林蛙、红点锦蛇、乌梢蛇、、 乌龟等较为普通。
7.华南区 本区地处我国的南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包括云南及两广的 南部、福建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台湾、海南岛和南海各群岛。
自然环境复 杂，气候炎热多雨，年均雨量一般在1500以上。
植物生长繁茂而多层次， 属热带雨林和季雨林，但目前原始森林已所剩不多，大多形成次生林灌、 芒草坡和农田，动物种类繁多，然而单位面积内每个种的绝对数量较少， 组成动物区系的是热带森林-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
华南区是我国动物 区系中热带-亚热带动物最集中的区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西部的滇南山 地，不仅具有鹦鹉、蟆口鸱、犀鸟、阔嘴鸟、懒猴、长臂猿、印度象、鼷 鹿、原鸡、绿孔雀、绿鸠、飞蜥、蛤蚧、蟒蛇、鱼螈、滇螈、黑蹼树蛙等 典型的热带动物，而且还是全国动物种类最多的地区，有“动物王国”之 称。
此外，特有动物有：闽广沿海地区的黑叶猴、笔尾树鼠、果蝠、白额 山鹧鸪、花头鹦鹉、鹊色黄鹂、鳄蜥、崇安地蜥、无颞鳞游蛇、红吸盘小 树蛙、瑶山树蛙；海南岛有黑长臂猴、白臀叶猴、海南坡鹿、孔雀雉、原 鸡、海南兔、低泡飞鼠、海南闭壳龟、粉链蛇、海南湍蛙、海南树蛙等； 台湾有台湾梅花鹿、台湾鬣羚、台湾猕猴、蓝鹇、黑长尾雉、高雄盲蛇、 台湾小鲵等，但也有黄鼬、黑线姬鼠、、鹪鹩、蝮蛇等古北界的成分，可 以推测台湾在地质历史时期曾与大陆的北方动物区系有过一定联系；南海 诸岛有红脚鲣鸟、乌燕鸥、白顶海鸥及可能由人类携带迁至西沙群岛的缅 鼠和黄胸鼠等。
野猪、猕猴和麂类是常见的大型兽类，主要农田害鼠为黄 毛鼠、黄胸鼠、板齿鼠、青毛鼠、白腹鼠、褐家鼠，麻雀、白腰文鸟、八 哥、各种画眉、鸦类和太阳鸟则是常见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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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
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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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
②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
③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
④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
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
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
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
二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
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
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
三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
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
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
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
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
四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
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
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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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
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
五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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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
②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哪些大学有民俗学
通化师院的高句丽研究院
延边大学的民族研究院以朝鲜族历史和文化研究为龙头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是以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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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舷》作者唐晓鹏鄱阳湖一战开国，再后来郑和七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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