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拥兵7万就敢篡位，曾国藩领军50万却甘为人臣，他在怕什么

《不第后赋菊》：“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一个朝代穷途末路之时，就是各路英雄竞相角逐的时刻。清朝末年，风云际会，英雄豪杰争先涌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都纷纷登场，在历史上为自己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们的出现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

01在这些人中，若要论谁的政治影响力最大，就非曾国藩和袁世凯莫属了。曾国藩率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为已经苟安残喘的大清赢得了五十年的时间；而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窃取革命派的胜利果实，短暂地成为过华夏的新主人。 有趣的是，曾国藩领兵50万，却仍然对清廷别无二心，心甘情愿地做为人臣子；而只有北洋六镇兵马，约7万余兵力的袁世凯却敢起兵篡位，取代大清。曾国藩到底在怕什么？袁世凯的底气从哪里来？

▲曾国藩画像

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名义上有50万雄兵，但实际上他能够直接调动和控制的人马只有10万，而北洋六镇兵马，基本都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将兵隶属关系更强。据史料记载，曾国藩实际能够控制的兵马只有曾国荃“吉字营”、鲍超“霆军”和彭玉麟的长江水师这三支部队，共计约有十万余人，至于剩下的四十万人马是不会轻易就跟着曾国藩走的。反观袁世凯属下的部队，全部都是直接由他调动，朝廷无法指挥，所以要论造反的底气，自然是袁世凯更足一些。

▲清末湘军旧照

《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宋代》：“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再者说，曾国藩深受儒学影响，思想极为保守，断然不会去做谋朝篡位之事。毕竟当时他也是打着捍卫传统文化的旗号去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如果自己再起兵造反，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反之， 袁世凯就激进得多，狼子野心的他既没有儒家思想的桎梏，也没有忠孝节义的传统观念。他唯一看中的就是利益，因此为了成功，即使是遗臭万年他也不会在乎。正是因为这种“赌徒”心态，才使得他敢于放手一搏，起兵造反。

▲袁世凯戎装

02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甲申事变”时，袁世凯的野心和毒辣手段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在清廷瞻前顾后，畏手畏脚之际，袁世凯当机立断亲率1000余人杀进了朝鲜王宫，直接暴打日军，擒拿了人质，当时一战袁世凯名声大噪，立刻就有了很高的声望。 “戊戌变法”期间他又很识时务地倒向慈禧一边，因此深受其赏识。再看曾国藩，因剿灭太平军也杀了不少人，在民心上得不到民众支持，若是贸然造反，肯定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甚至是腹背受敌也未可知。

▲曾国藩陵墓

另一方面，地方实力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迅速壮大了起来，自然也不甘心听从曾国藩的调遣。而和他有着种种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大臣李鸿章、左宗棠也必然不愿意做他的“马前卒”，跟随他造反。而当时民间拥护袁世凯则的力量可不少，汉族地主势力和地方实力派对他都非常支持，必然会全力配合袁世凯的造反行动。而地方实力派为什么会支持袁世凯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清朝想要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实力，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以强化清廷的中央集权。

▲袁世凯就职后旧照

地方实力派因为这件事对大清非常失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得不重新为自己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物，而袁世凯就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选。因此，他们十分乐意让袁世凯来取代清朝。从外国势力来看，曾国藩思想比较排外，所以西方列强绝不会支持他造反，而袁世凯为西方国家马首是瞻，因此欧美各国都觉得若是听话的袁世凯能够取代已经时日无多的清廷，继续为自己充当工具人和代理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在华的利益，列强都非常支持袁世凯，并希望他能够取代大清，成为西方国家的新代理人

结语

因此，从种种原因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虽然名义上有50万雄兵，但对其实际的掌控能力并不能和袁世凯的军队相比较，再加上传统文化对自身思想的禁锢，外部环境的不成熟，最终使得他无法同袁世凯一样造反，只能继续做个大清臣子，留下一个“忠臣”的美名。

袁世凯曾担任的北洋大臣，权力到底有多大?

袁世凯曾担任的北洋大臣，权力到底有多大?

清政府前后在全国设立了9个总督，总督一般管理几个省的军务为主。而其中直隶总督的权力最大，因为毕竟是天子脚下的总督。讲北洋大臣为什么会提到直隶总督呢？因为你看看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这些人都是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其中就说明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咸丰年间成立的总理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在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可是后来发生了天津教案，引发了列强不满，而朝廷认为问题就出在了三口通商大臣没有地方的管辖权，因为管辖权在总督那里，所以后来就让直隶总督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称为北洋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理河北（直隶）山东，辽宁（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管办工商业等事务，权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李鸿章，北洋海军，淮军都是他的政治资本。后来因为李鸿章签订一系列条约被国内声讨下台，之后荣禄、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不仅有北洋大臣，还有鲜为人知的南洋大臣，自然就是两广或者两江巡抚兼任南洋大臣。具体说来，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巡抚李鸿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正式涉足外交事务，南洋大臣的地位因他而提高了。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兼任通商大臣，同治十二年以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成为定例。而后期北洋大臣的实力与地位就超越了南洋大臣。

北洋大臣的权力有多大呢?比如李鸿章手里的海军、淮军都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也是慈禧手中和帝党抗衡的资本。同时慈禧也担心李鸿章坐大，手里失了满人江山，所以利用翁同龢制衡李鸿章。当李鸿章被免职，翁同龢这个颇受人讨厌的人也就被慈禧踢掉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削弱李鸿章手里的实力，比如甲午战中前8年不曾给北洋舰队增添一艘战舰，哪怕换一些快炮，而谨慎的李鸿章明白慈禧的意思，有钱也不敢答应丁汝昌提出的更换速射炮的请求。

重兵在握的清朝重臣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

1864年，曾国藩登上了人生的权力顶峰。这一年，他弟弟曾国荃攻陷南京，彻底灭了天平天国。曾国藩坐拥湘军30万，权倾朝野，功盖天下。慈禧任命他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兼地方政务。当年大清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一职，全国才设8名，其中5名是“曾派”：除了曾自己任两江总督外、直隶总督刘长佑和闽浙总督左宗棠，均属湘军人马。另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虽非湘军嫡系，但与曾国藩交往甚密。仅次于总督的地方要员巡抚，大清共有15名巡抚，其中7名属于湘系。至于再往下面的道台、县令之类，就更是曾国藩湘系的天下了。毫不夸张地说：1864年，曾国藩稳稳地把持了满清的大半壁江山。
1、底下跟着混的人，都盼着曾国藩谋个反，当小弟的，都会盼着大哥把场子越做越大。赵匡胤不就是被底下人硬忽悠着穿上了黄袍嘛。
当曾国藩的湘军势力渐大后，底下的人自然也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来。1860年，咸丰死在承德时，湘军将领李元度就给曾国藩送上这么一幅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鼎有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把它收下，看了看，放一边，一个字也没说。李元度也就识趣，没敢再多说什么。曾国藩的老乡王闿运，更是当面和曾国藩探讨过这事。曾国藩从头至尾也是一字不说，最后用手蘸茶在桌子上写了两个字，独自离开。王闿运过去一看，竟是“荒谬”二字。
曾国藩过生日时，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递了张纸条给他。曾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曾国藩照例是不说一字，随手就撕的碎碎的。最有意思是的，连他的死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忠王李秀成，都曾经建议他反清自立。部属盼他当皇帝，连死敌都劝他坐天下，曾国藩若要谋反、拥兵自立，似乎是天意所示、民心所向的事啊！那曾国藩为什么死活不肯呢？
2、曾国藩清楚：一旦反了满清，这天下可真就又要大乱了
曾国藩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典型，与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均对其人品持敬仰之情。几十年后最能影响中国历史的两个人：毛泽东和蒋介石，无不对其赞赏有加。所以说，从修身治国来说，曾国藩的个人魅力，远远地超越了党派政见之争。他之所以能达到此等成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曾国藩特别善于反省。他日日反省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族类。
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而全面的反省，让他彻底没有勇气去做这谋反自立这样的大事。与其他朝代的造反不同，反满清另立帝王，首先是反满，其次才是灭清。而前者，让曾国藩颇为顾虑。
经过满人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奴役，汉人已经彻底学会了顺从：头剃的锃亮，辫子粗又长。
一旦把满人驱出中原，这头上的辫子剪起来容易，但心上的那根辫子，可就不容易剪掉了。
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列强虎视耽耽，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这种排满反清之举，极有可能是自乱天下、自取其亡。在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令百姓生灵涂炭、生不如死的残境之后，曾国藩更断然不愿因一己之荣耀而冒这样的风险。这种谨慎，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胆小怕事的怯懦，也可以理解成一份怜悯天下的情怀。
而我，更愿意相信曾国藩属于后者。
3、曾国藩更清楚：汉人搞窝里斗，个个都是高手
熟读《易经》的曾国藩很清楚盈满则亏的道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湘军看上去最为鼎盛的时候，恰恰是湘军开始分裂的时候。
1864年曾国藩控制的部队，名义上有30万之众，但他真正能用得动的，只有12万不到。而在这12万中，他当初一手带出来的只有5万。
湘军其余6成兵力，均有不同的派系归属：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单以人品来说，左宗棠这个人实在不咋的。
他晚年不论何种场合，见人只说两件事：第一件必是夸耀自己在西北战场是何等威风勇猛；第二件则必是骂曾国藩是如何的虚伪做作。除了这两样事，绝不提第三个话题，以至后老了以后，都没人敢和他聊天说话。考虑到他早年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与帮助，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曾国藩那么大意见。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太自负了，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世人却尽说曾国藩好，所以他不服。
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真谋反得了天下，估计第一个要平叛的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则仗着自己的老丈人是林则徐，打心里不服平民出身的曾国藩。曾国荃围攻南京时，缺粮少银，曾国藩三番五次让沈葆桢送些粮草过去，沈就是不理。曾国荃也不是个好鸟，因此也记了沈葆桢一仇。就故意把皖南的广德和宣城放开不守，让太平天国的残部得以进入江西，去祸害一下江西巡抚沈葆桢。大家看看：还没有得天下，一群汉人就已经窝里斗的这么热闹了，真要了有了皇帝这个宝座诱惑，估计这几个人先打成一团了。所以，就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大家谁都没有，可以；但要是你有我没有，那就绝对不行！大家都做满人的奴才，没问题；但你要作了主子，让我做你的下属，没门！这道理，曾国藩早就看明白了，想透彻了。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老去吧，死后得个”文正“二字，就挺好的了。正所谓：功成身退曾文正，不做当年吴三桂。
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讥曾国藩，骂左宗棠，戏袁世凯，他是名士王闿运

01

近代湖南出人才，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江西籍的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某次设宴请客，谈及湖南盛产人才，陈宝箴再三表示歆羡。

座中有一举人王闿运，他环顾四周佣人说：“别看这些下人现在卑贱，穿布衣，干粗活，一旦行时走运，也可以做总督当巡抚的。”

听了这话，陈宝箴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红了。

王闿运的讽刺绵里藏针，陈宝箴听得懂，但碰上王闿运，听懂又奈何呢？

王闿运，号湘绮，满腹经纶，自诩霸才，狂傲不羁，论名士风范，近代无几人能及，堪称晚清士人中之异类。

他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

名士自有名士的活法，章太炎是逮谁骂谁，王闿运是逮谁讥谁。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天下士子宗仰他为泰山北斗，趋之若鹜，以能成为其门生幕僚，为极大之荣幸。

王闿运小曾国藩22岁，也曾经以清客入曾国藩幕，纵谈多次。

他劝说曾国藩养寇自用，将天下导向三足鼎立之势。却因曾国藩不为所动，据说用茶水在桌上写了不少谬字，而辞归故里。

曾国藩去世后，曾家印制门生故吏名册，将王闿运列入曾文正公的弟子行，别人求之不得，王闿运却嗤之以鼻。

他为曾国藩撰写挽联：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只传方面略；

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

联语中暗含讥刺。

曾国藩不曾入值军机处，相当于未登相位，没有留下专著，这是他人生的两大遗憾，王闿运这么信手拈出，就像专门戳其痛处。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乍见此联，忿然作色，斥责王闿运“真正狂妄”。

不狂妄就不是王闿运。

左宗棠比王闿运年长21岁，一向自视甚高，对王闿运狂狷不羁的姿态不以为然，他对别人说，王闿运“太过狂悖”。

王闿运风闻此评，他竟然立刻投书问罪，词锋相当锐利，责备左宗棠，说他书读那么多，官做那么大，却未能礼贤下士，鼠目寸光，并说你以后求士，肯定也没人鸟你。

我在想，心高气傲、虎气冲天的左宗棠，读了这封信，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

02

名士风流，总是不拘泥于俗世，常有骇俗之举，做名士的，往往多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

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就很难在政界官场混了。

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

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

当然，做名士得有条件，自家得有点本事，得到社会上承认的，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王闿运跟唐寅差不多，也有本事。

1857年秋天，24岁的王闿运参加科考，中第五名举人，遇到了张金镛督学湖南，得其卷，大吃一惊：“此奇才也！”

经张氏渲染，名满湖南。

1859年，王闿运入京会试，竟然考砸了，落第。

但他在京以文才耸动一时，得到了当时的权臣肃顺的青睐，与他约为异姓兄弟，请他在家设馆教授，并愿出资为其捐官。

王闿运心高气傲，只接教授职，耻于捐官入仕，拒绝了。

有一天，王闿运替肃顺起草了一文章，肃顺带到皇宫，给咸丰阅读。

“文宗阅之，叹赏，问属稿者何人”，肃顺说是湖南举人王闿运。

咸丰纳闷就问：这人为什么不当官，只当秘书？

肃顺答道：“此人非衣貂不肯仕。”

咸丰最信任肃顺，想都没想，现场解决问题：“赏貂！”

衣貂者，不是什么衣服，是直接赏他一个翰林。

进士都不一定入得了翰林，落第举人赏翰林，你听说过吗，王闿运牛吧？！

那段时间，肃顺幕府中有个“肃门湖南六子”——以王闿运为首的六个湖南人。

肃顺锐意革新，青睐郭嵩焘、为左宗棠释谤、大力支持胡林翼与曾国藩建设湘军，皆与六子建言有关。

包括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都是他们通过肃顺运作的。从此曾国藩的路子才走顺了。

过不久，咸丰一命归西。

咸丰死时，儿子同治只有五岁，将江山交给肃顺等八大臣帮着打理。

八大臣以肃顺为主心骨，王闿运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那时，他正在山东游历，“得肃顺书招，入京将大用”。

可惜的是，这机遇只到手边边上，却突然掉了。

肃顺当政没几天，慈禧搞了个宫廷政变，把肃顺给办了，脑袋滚落在菜市口。

政治斗争向来是激烈的，胜王败寇只在一瞬间。

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

在官场，跟对了人，点铁成金；跟错了人，点金成铁。

王闿运这枚金子，立刻变成一坨铁。

从此他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

王闿运本怀抱帝王之学，试图参与治世，一展雄才，奈何时运不济，只好去做名士。

既做名士，而且年轻，心中块垒自然难平，总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才足以自显吧？

03

同治三年，湘军攻破江宁，一举平定太平天国。众多高级将领加官晋爵，或总督或巡抚，顿时风光无限。

荣华享够了，湘军将领们就想到“盛世修史”，隆重推出湘军的丰功伟业，以青史留名。

那时，王闿运不仅才名颇盛，而且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都深，于是，由曾纪泽出面，力邀王闿运主修《湘军志》。

王闿运花两年时间，写下了洋洋洒洒11万字的《湘军志》。

在撰写过程中，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

但他力求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为此，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调查外，还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仔细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在此基础上据实秉笔直书。

王闿运曾列出了写作提纲，请曾国藩过目，曾看后给了“为尊者讳，省下几处给我抹黑的地方”的建议，并愿以万金相谢。

但王闿运并不买账，只简单回答曾国藩说：“我做不来”，既拒为尊者讳，又拒万金。

在书里，他除褒扬湘军、曾国藩的功勋战绩外，对清政府的腐败，对湘军创建初期的屡战屡败，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以及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毫不隐瞒，一一道来，秉笔直书。

他真当自己是太史公和董狐了。

湘军将领一致认为，这《湘军志》是“谤书”。

杀人成性的曾国荃看后，暴跳如雷，扬言要宰了王闿运。

在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感“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

好玩的是，他不甘心，几年后，又重写一版《湘军志》，被后世称为“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为何敢秉笔直书《湘军志》？一句话，性情耿硬，不循私情外，坚守史家之尊严。

王闿运后来退而讲学著述，著述数十册，从事讲学，前后担任尊经书院、思贤讲舍、船山书院山长。

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学生包括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杨度、杨钧、刘揆一、夏寿田、齐白石、曾广钧等。

1906年，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

隔年，民国建立，王闿运看到易帜剪辫之后，余皆照旧，于是兴之所至写下一个段子：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讽刺袁世凯。

04

1914年，袁世凯想聘请康有为担任国史馆馆长，但康有为不愿意，还放出狠话来：他要是修《清史》，袁世凯必入贰臣传。

于是袁世凯写信请王闿运出山。

王闿运接信后，哈哈大笑说：“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

但他并未回绝，而是立即应召，带一老妈子周妈上京了。

当时的学界大佬陈三立、郑孝胥、叶德辉等都写诗讽刺他。

章太炎致信刘揆一，说他：“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龙有悔，自隳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

有人分析说：王闿运此行的意图，取决于袁世凯怎么对待他。

若尊为国师，他便唱正剧；若奉为耆儒，他便唱喜剧。

分析是有道理的。

在那一年里，王闿运一点都不正经，充满玩世气息，全程近乎喜剧，一路都是段子。

袁世凯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

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闿运问袁秘书，这是什么门，告以乃新华门。王闿运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

目无总统，讥其乃王莽也。

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为何还穿清服？

王闿运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跟袁世凯吃饭，还带上周妈。

袁世凯确实大度，都笑笑而过。

王闿运根本没把国史馆馆长当回事，早已识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谈笑之间，就想玩弄袁世凯。

嗯，你们笑我太疯癫，我笑你们不好玩！老夫我是来京城玩耍的。

当国史馆馆长的一年里，王闿运带去的周妈扮演着重要角色。

周妈插手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还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甚至率众大闹妓院。

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

报纸上时不时就会出现敲打、调侃周妈的文章。

于是王闿运自弹自劾，递上辞呈：“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把国史馆印交给杨度，悄然而去。

章太炎对此有两句点评，一语道破谜底：“湘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妈者，真湘绮老人之护身符也。”

有意思的是，王闿运去世后，周妈给他撰了一副挽联：

“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恨你一世无成，空有文章惊四海；

是君妻，是君妾，是君执役，是君良友，叹我孤棺未盖，凭谁纸笔定千秋?”

据说是有人代撰写的。

挽联说王闿运虽然着意于政治，到底是书生，想弄政治而不愿做政客，可乎？

弄政治，王闿运所欲也；做名士，王闿运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一般人是舍名士而就政客的，王闿运却不，他自始至终不丢弃其名士气，到哪都是名士作派，这政治怎么弄得成？

一世无成，心愿落空了，“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此话看似批判王闿运，其实是描述他既想弄政治又不愿做政客的进退困局。

实在分析得入木八分。

这副挽联，摹尽了名士奔趋官场的仓皇之态，也道尽了书生寻觅封侯的沧桑之味。

我一直不信王闿运就这么看不开。

但是王闿运死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幅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在想春秋纵横计，而且充满遗憾，我倒觉得周妈的这副挽联，一语中的。

这个年纪，不管天地，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心中没有君王和政治的人，才是真名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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