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欣《泉海静思浮尘外，方圆乾坤迷我心》

泉海静思浮尘外，方圆乾坤迷我心

小记恩师余老（榴梁）先生

八秩拓集之《机制币篇》

顾欣

作者简介：顾欣（网名：无名小卒)，上海人士，师从沪上收藏名家余榴梁先生，喜好收藏历代制钱，民俗花钱，现专攻旧上海各式题材的银质徽章，见物必藏，藏而考之。

今年是恩师余榴梁先生寿诞八十耄耋之年，去年我就同师父以及师弟陈鸣商议延续老一辈泉家传统，为师父特制一本寿泉拓集为贺。

钱币学四大门类（历代行用，机制金，银，铜币，纸币货币，民俗吉祥），品种浩瀚无垠，吾辈深感自我井底观天……

得到恩师余榴梁首肯后，又致教着名钱币学家施新彪老师。得两位大师指导后，选用师弟陈鸣自藏币种百枚（均属流传有序之物），配及名家传承之经历和引用原物之引用着作，分以一钱一小议之形式，汇成恩师寿泉集拓，印赠全国各地知交同好，以成留念指正，实属抛砖引玉之举。

拓本46～

清，嘉庆宝藏三年五分银币

清嘉庆三年（1798）西藏地方铸造。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中国银币珍品，传世仅见一枚，极珍。极美品西藏“宝藏薄片”银币。

我国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历史上，西藏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文化落后状态。以货币史而言，唐代以前，基本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唐宋以后，随着汉、藏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特别是元代，西藏被明确地统一于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汉藏之间的经济交往得到很大的发展。及至明清两朝，这种一个国家框架下的民族间的经济活动，更是达到彼此依赖的程度。当时传统的大宗商品贸易，内地主要输出茶叶与丝绸，藏地主要输出马匹。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茶马交易”。通过贸易，内地大量的白银和铜钱流入西藏，商品交换以货币结算的方式日益被广泛采用，这使西藏的货币制度快速形成与发展。

西藏地区的商业活动除了与内地联系外，还有与地域相邻的国家进行对外贸易，其中主要是古代经济比较发达的尼泊尔。史料记载，随着商品贸易，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古代尼泊尔铸造的银币开始流行于西藏。由于内地输入西藏的白银多为银锭，在民间小额交易中非常不便，而古代尼泊尔有统一重量规格的小银币很受藏民欢迎。所以，西藏地方长期地用足色白银以等重互换的方式，换取尼泊尔成色八成左右的小银币。以致当时尼泊尔各邦出现大量专为换取西藏白银的小银币铸造。与此同时，西藏还大量地委托尼泊尔代铸小银币。为利所趋，尼泊尔输藏及代铸的银币，成色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掺铜一半的劣质品，从而引起了藏民的普遍怨愤。

为维护主权和利权，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在西藏筹建自铸藏币的造币机构，由驻藏大臣亲自督办。同时明令禁止尼泊尔钱在藏行用。当年始，先后生产出四款纯藏文的西藏银币。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种按朝廷规制设计的汉、藏文字对译的新铸币正式诞生，这就是着名的“宝藏薄片”银币。

上述一系列西藏薄片银币，由于制作上不是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而是采用钢模打制铸造，这与后来的机铸币在成品原理上是相同的。所以，钱币学界便把这种西藏薄片银币作为中国自铸银币（银元）史的开端，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由于此类币片型较薄，故钱币界称之为“薄片”，而币面上铸有汉文“宝藏”两字的银币则被称作“宝藏薄片”银币。

“宝藏薄片”银币，按币值，分为一钱五分、一钱、五分，俗称分别为大片、中片、小片三等。外观取形于内地制钱，面、背文字汉藏对译。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道光十七年（1837）停铸，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从传世实物来看，乾隆年间铸的有乾隆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年三种年份。其中乾隆五十八年有大片、中片、小片三等，乾隆五十九年仅有中片，乾隆六十年有大片、中片、小片三等。嘉庆年间铸的，有嘉庆元年、三年、八年、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五种年份。其中，元年有大片、小片两等，三年仅小片一等，八年有中片、小片两等，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均只有中片一等。道光年间铸的，有道光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六种年份，均只有中片一等。

从稀见度来看，乾隆五十八年小片，乾隆六十年大片、小片，嘉庆元年小片，嘉庆三年小片，嘉庆八年小片共六种为极稀品。其中，乾隆六十年小片、嘉庆三年小片、嘉庆八年小片均为仅见孤品。现在，仅知嘉庆三年小片为着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收藏。其余二者，归属情况不明。

“宝藏薄片”银币，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是中国银币中的纲要品，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作者：施新彪

拓本47～

清，光绪通宝宝宁机制红铜满穿试模样币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代刻铸模时所铸的试模样币。直径28mm ， 厚1.5mm ，重 7.47克。传世仅见一枚，极珍。极美品光绪通宝“宝宁”机铸制钱样币

中国古代铜铸币，自秦统一为方孔圆钱后，此钱式一直沿用到清代，共历时二千二百余年。清光绪末年，机铸铜元的兴起，方孔钱式渐予替废，而其蜕变过程是由机铸制钱来承转，且经历曲折复杂历史过程。

清承明制，铜钱以重一钱左右的“小平”钱为基本货币单位，称之为“文”，并将本朝所铸的一文钱称作“制钱”。清初顺治、康熙及以后诸朝规定，制钱一千文折白银一两。然而，清代的制钱制度，到了咸丰初年遭到致命毁坏。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铸钱原料“滇铜”来源，而军费用铜需求的剧增，更加大了供求矛盾，致使铜价大涨，币制规定的钱、银兑价无法维持，从而产生了咸丰大钱制度。所谓大钱制度，是指发行面值与本值严重脱离的铸币，而一钱重的小平钱，因成本亏损而停铸。严重虚值的大钱，直接导致伪造的盗铸，以及劣质的滥铸。货币发行与流通深陷混乱。

清光绪初年，政局趋稳。清政府便着手于整顿破败币制，并以恢复顺、康时期的制钱制度为政策依据。针对长期停铸制钱而造成的“钱荒“，其具体措施是，迅速恢复重一钱的小平钱的铸造，重新确定制钱一千折银一两的钱、银比价。为在短时内大量铸造一文制钱，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醇亲王奕譞奏议，在迅速恢复各地钱局旧法铸钱外，指令拥有北洋机器局的直隶和拥有江南制造局的江苏两省，添购造币机械，在机器局内生产机铸制钱，以求加快铸钱速度。然而，由于铜价升势无减，按规定铸造发行，难免亏损，所以各地督抚推诿拖延，懈怠从事。对此，光绪十三年（1887）初，慈禧太后颁发严旨，谕令在一年内完成筹办开铸，不得延迟。严令下，京城的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以及地方的各钱局先后设炉开铸，而有机器局的各省，诸如福建、直隶、江苏、广东等省，也先后采购外国造币器械，开铸机铸制钱。

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的主持下于南京筹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次年厂竣，沿用清初“宝宁”局名，铸造机铸制钱。另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保存的“宝宁”机铸制钱的样币及钢模档案证实，当时的宝宁局是采购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机器，并委托其代制铸模。

由于这次币制整顿，其基础是建立在恢复顺、康时期的旧制，这与现实不相适应，其中尤其是铜料与白银的比价变化很大。按制度规定，重一钱的制钱一千枚兑银一两。然据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奏折记述：铸钱成本，制钱一千枚，工料相加，须耗银一两三钱。如采用机器铸造，“值银不足万”的制钱，“工本则需十万七千余两”，亏损巨大。除此之外，法定标准的制钱，材料价值已超出其面值与白银的比价，以致民间出现大量熔毁牟利的情况。一些洋商，甚至大量套购新铸足重制钱，整船运出。经熔炼后，以金属原料返销中国，从中渔利。

面对铸钱亏损及新铸制钱被大量熔毁的现实，各地官员屡次以降低制钱重量与成色予以应对，但状况并未逆转。因此，为时十余年的币制整顿，最终以各地纷纷停铸而告失败。代之而起的，是承袭咸丰大钱制度的铜元铸造和流通。

光绪通宝“宝宁”机铸制钱样币，为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刻铸模时的试样，存世见有试铸样币和试模样币两种。其中，试铸样币，黄铜方穿，制作精美，字口深峻，与普通“宝宁”机制钱流通品显有不同，为铸模刻制完工后的试铸样币或呈样币，存世极罕；试模样币，红铜满穿，片形厚大，系钢模雕制过程中看样试打。迄今仅见一枚，由钱币大师马定祥先生珍藏。

作者：施新彪

拓本48～

清，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寿字一两银币单面铅样

清光绪末年广东省铸造。系银币极珍“广东寿字一两”的试模样版。直径41.5mm 厚8mm，重112克。铅质，片型特厚，由银币面模单面压铸，光背，存世仅见，极珍。极美品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寿字一两）银币单面铅质试样一枚

广东省造寿字壹两特厚铅质试样，原为“中国硬币大王”耿爱德收藏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耿氏返美前夕，曾邀家父马定祥和张璜生去其上海寓所，请他们俩人代为鉴定甄别其全部珍藏品。据家父告诉我，耿氏的金银币均放在活页式硬塑料钱币夹中，但这枚超厚的广东寿字壹两试样币，因厚度达到8毫米而无法嵌入其内，虽然耿氏一直对试样币十分注重，但感到了整理行装携带此币时有不便之处，家父趁机提出以耿氏未收藏其它样币而交换。

由此这枚仅见的中国银币中颇为奇特的特厚重铅质试样币不致流往海外，数十年来一直为我父所珍藏。家父生前谈到此币时，常常会说：“正因为是外国人的‘怪脾气’，才让我得到了这枚举世无双的宝贝！”耿爱德着《中国币图说汇考》一书中刊载了这枚寿字壹两铅样的图片。

作者：马传德

拓本63～64

清，光绪三十四年北洋光绪七钱二分银币T字红铜合背样币，鹰洋边红铜合背样币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度支部造币津厂铸造。度支部造币津厂，最先名为“北洋银元局”，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裁并各地造币厂，北洋银元局改名为直隶户部造币北厂，光绪三十三年又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津厂。然厂名虽几经更改，但所铸银元一直沿用“北洋”之名。此两枚北洋银币铜样，系三十四年北洋造光绪元宝一元银币之背模的合铸品，俗称“合背”。其边道分别为“鹰洋边”、“T”字边，均为所见孤品。极美至近未使用

拓本51～

清，四川官局光绪元宝满文“宝福”

错版二十文试铸样币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省铸造。红铜光边，正面中央应铸满文“宝川”错为“宝福”，殊为奇特。属试铸样币，仅见一枚，极珍。近未使用四川官局光绪元宝满文“宝福”错版铜元

四川省的清代铜元，分四川官局光绪元宝、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及大清铜币三大系列。其中，四川官局光绪元宝为其草创期的铸品，铸时也仅持续七月有余。

光绪二十六年（1900），李鸿章在广东创铸铜元，成效显着，之后全国各省纷起仿效。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准在成都筹设铜元局，利用原宝川钱局生产机铸制钱的旧址（附设于生产军火的机器局内），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开始铸造铜元。其体制及式样，仿照福建官局铜元，币名为“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面值分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等。光绪三十年（1904），继任四川总督的锡良，鉴于四川官局铜元市间乐用，且铸造利润丰厚，决定仿效湖北铜元局模式，扩大铜元铸造规模，增建厂房，添置新式造币机械，并于同年二月开铸改版为“四川省造”的新版铜元。

四川官局光绪元宝铜元，从始铸到被改名，共铸行七个多月。因时间短暂而铸量不大，今传世数也无多，其中尤以五文、二十文较少见。另外，传世还有满文错为“宝福”的，更似凤毛麟角。

四川官局光绪元宝满文“宝福”错版铜元，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等币值。其正面中央铸满文“宝福”，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下缘分别铸汉文纪地及纪值，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背面中间为坐龙图案及珠圈，上下缘分别铸外文纪地与纪值，左右两侧也各铸一梅花星。其中五文币的纪值外文错为反列。

此类币的错版方式为中国铜元所独见，故尤令藏界所瞩目。然因其产生背景未见直接史传，故颇费藏界思量。其中，比较通行的推测是：该币模仿福建官局铜元，因刻模者不习满文或疏忽大意，误将满文“宝福”也仿刻于铸模之上。另外，五文币的外文纪值反列也系疏忽所致。这一猜想，是可在四川铜元局初创期的状况中得到支持的。

据史料考证，四川省在清廷强令各省开铸一文制钱后，四川总督刘秉璋遵旨在四川机器局内附设宝川钱局，购置造币机器，于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开铸机铸制钱。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铜元局利用宝川钱局旧厂房及机器设备铸造铜元。草创期间，因陋就简，铸币原料也是以机器局的废弹壳及钱局剩余铜料为主，也没有专聘造币专家，管理层及技术工人都是从机器局中借用而来。如此简陋条件，与其它各省多以添购新机，委托国外代刻铸模相比，实显寒酸。藉此而能铸出“四川官局”这样尚属精美的铜元，可谓难能可贵。而作为非专业的模具雕刻师，在仿刻铸模之初出了点差错，又何足为怪。

另据实物考察，四川官局光绪元宝满文“宝福”错版铜元，铜质与四川官局铜元流通币一致。其文字、图案、制作的风格气息，也与四川官局铜元流通币一脉相承，显得虽拙朴但流畅自然。因此，此类币与四川官局铜元流通币属同期之物无疑可置。

四川官局光绪元宝满文“宝福”错版铜元，红铜光边，属试铸样币类，全套均极稀见。据知，其中二十文者，迄今只见一枚，十文、五文两者，存世均仅二枚。奇特而稀罕，弥足珍贵。

作者：施新彪

拓本52～

清，四川卢比银币红铜齿边，光边样币

清光绪末年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县）造币厂铸造。皆为试样，世所罕见。近未使用

拓本78～

民国，二十二年山东贰拾文铜元试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山东省铸造。红铜质。据计世见六枚，为民国铜元着名珍品。极美品

拓本66～

民国，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壹圆银币红铜鎏金试样

民国元年（1912）铸造。据证，此币系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时苏州造币厂出品。红铜鎏金，属试铸样币。仅见一枚，极珍。完全未使用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币一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设国府于南京，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以当年为民国元年，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体系的共和国由此诞生。然而，由于新政权在清廷重臣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表现出软弱，三个多月后，孙中山被迫将临时大总统位让给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袁世凯。由于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不久，随着临时政府机构北迁，中华民国国都也由南京改为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动乱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华民国共和制国体，在此时期名存实亡。

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币一元，据考证，是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苏州造币厂依照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时所颁定的开国纪念币体制所试铸的。由于当时国内存在着南、北政治势力的分岐与对立，这种印有北洋军阀头目的铸币与南方的政治倾向有抵触，故仅出少量样币，未经批量发行。

另外，关于此类袁像开国纪念币，钱币研究界曾有过人像归属上的争论。1945年，银币收藏家吴诗锦先生在《泉币》杂志上发文，称此类币是苏州铜元局为献媚江苏都督程德全而作，币上的人像是程德全而非袁世凯。其依据为，币中肖像留有大胡子，不似袁氏，因为袁氏未曾蓄有大胡子。并还引用程德全之子“仿佛乃父”之说为佐证。本来这一与历史常识相悖的无稽之说并不值得引起讨论，但由于当时中国机铸币研究尚处发轫，学术上还很幼稚。因而，此说以讹传讹地误导不少藏界人士。对此，着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基于丰厚的学识，依据无可置疑的各种史料证据予以辩驳，坚定支持“袁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专题撰文论述，思维缜密的逻辑演绎，辅之以直观可信的资料力证，尤其是引用的一张民国元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注明“南北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的袁氏标准像，与此类开国纪念币袁氏胸像形神一如，可见其系出同源。综合各方面依据证明，此币正面所铸肖像属袁世凯无疑。至此，关于此币面像归属问题的所谓“学术争论”自当结案，如再对此问题纠缠不清，实在令人深感无趣乏味。

袁世凯像开国纪念币一元，是中国银币中极为稀见的大名誉珍品。根据材质不同，可分银铸、黄铜铸、红铜鎏金三种。均为样币性质，极为珍罕。其具体存世数分别为：银铸者，国内外公私收藏约十余枚；黄铜铸者，仅见一枚，为奥地利籍金融专家、中国银币大收藏家耿爱德先生收藏，五十年代初，耿氏赴美定居时被携往，近况不明；红铜鎏金者，也为仅见孤品，为钱界大师马定祥收藏。

作者：施新彪

备注：有关钱币注解均获得作者同意发布，特别鸣谢雅昌拍卖资讯

余榴梁先生是我国知名的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弟子。全国十佳收藏家之一。余榴梁出生乌镇，1951年随父母在上海定居。40多年来，他节衣缩食，苦心孤诣地从事钱币收藏和研究，目前已收藏中外古钱币、金银币、纸币等各类钱币5万枚。余榴梁不仅是位钱币收藏家，而且还是位研究钱币文化的学者。数十年来，他先后在国内《中国钱币》、《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香港《钱币研究》、台湾《钱币世界》和美国《珍藏》等报刊发表文章700多篇。编着出版《中国花钱》、《世界流通铸币》、《钱币学纲要》、《中国民间收藏》、《钱币漫话》、《世界钱币大辞典》等专着10多部，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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