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死前恍然大悟,说了一句话,道出了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想那崇祯后期，内有李闯，外有满人，朝中党争不息，各地天灾人祸，千疮百孔，实在是难以收拾。摆在他面前其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迁都以避锋芒，二是同满人割地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先集中精力收拾了那“闯逆”再以图后计。当然，还有那被后世知道结果的第三条路，那就是既抗李闯又敌满清。

其实，自万历年的李成梁始，这和谈之线一直贯穿于双方交际之中，双方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议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其间战争的胜负是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而议和活动也反映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无论是当时慷慨誓师要灭大明的努尔哈赤，还是袁崇焕和崇祯，都是将和议列为可选择的策略之一。

边谈边打，边打边谈。事实上，任何一个阶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议和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背景与目的，但是没有一次、也没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对于双方来说，都把“议和”作为最后战胜对方的一种灵活策略，一种必要手段。但是，自一个叫陈新甲的被杀后，和议之门被大明朝彻底地关闭了，其结果便是后来的大明惨遭亡国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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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甲，四川长寿人，万历举人，官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后受杨嗣昌推荐，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协御清兵。既而进兵部尚书。崇祯帝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旋因泄露消息，舆论大哗。被杀。

从《明史》中对其近两千言的介绍来看，这陈新甲也就是个文人，按说他科场并不得意，混了半天连个进士也木有混到，仅以一举人入仕。然其后的仕途倒也还算顺利，直做到了佥都御史，但怎么说也是个负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类似于当今纪委的角色。随着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推荐，这陈新甲以文行武，当上了监军，继而又任兵部尚书一职。

观有明一朝，这不懂军事之人监军可谓传统，似乎各次重要战役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主要还是以宦官监军为多，不过说是大明的传统也不准确，想那大宋，这样的事也有发生。应该说，皇帝在没有亲信之人时，只能任用身边的宦官，在不信任武将时，也只好启用文人监军来制约武将。于是，这陈新甲以一文人之身，当上了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兵部尚书。

陈新甲实在是个不知兵之人，后人对其最大的诟病就是在松锦之战中的失误，说在开战之时，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于是洪承畴按陈新甲的授意主动进兵，从而遭致惨败。

其实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以崇祯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性格，如何能听得进一区区兵部之见。如果硬要说是听从，那只能说是同其意见相一致，正中下怀罢了。而洪承畴身在第一线，最了解当时的敌我状况，最有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谁都不可能让大军贸然去决战。

只能说，是洪承畴在崇祯“速战速决”的重压下，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陈新甲不知兵，以一介书生之识，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如果要将这松锦之败推诿于陈新甲，那也太抬举他了，他根本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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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输了当然就要另寻他法，此战虽然以明军大败终结，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皇太极的损伤也惨不忍睹。以其自身的造血功能，一时也奈何不得大明，而想入主中原，在当时的满人看来，还属异想天开之事。所以，他们对明朝的议和表现出很大诚意，也想值此胜机，同明人言和，休养生息以图后进。

和谈的过程曲折复杂，就不在此叙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意向和约”或者叫“停战协议”，和约规定，双方息兵，明朝每年送给满人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满人每年送给明朝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这一和约正是陈新甲在崇祯秘密授意下进行的，他为此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了心思，然而当此事被外界所知后，陈新甲的厄运便到来了。

和约内容外泄一事，《明史》记载是因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然而我觉得不是太可能，一是作为最为机密之事，陈尚书何以能随手放置于几而不加任何防范；再者，一小小家僮怎么可能有能力抄之于塘报而误传，要抄也是如师爷这样的府内智囊所为之事，绝不可能是一洒扫庭院的家僮所为，此事万不可信。

但泄密是肯定的，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想这“和议”之事乃是大动静，涉及人员众多，不可能掩饰得天衣无缝，想必是哪个随从于无意间泄密，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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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党争不断，而尤以明末为烈。时值明廷东林当道，其势能直接左右皇权，所以，当时的崇祯也不是想所为就能为的，特别是在这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高度，在他们眼中，议和就等于投降，是有辱国威的可耻行为，同叛国无异。所以，尽管崇祯是想早日签署停战协议，但也只能“悄悄地进庄，打枪地不要”。

在国人的印象中，这“议和”二字是万万说不出口的，想那南宋之赵构为偏安一事，遭致千古骂名。尤其是作为皇帝是根本不敢有此意向的，即使心中有，那也绝对是口中无。但观当时明末朝廷之上的东林党，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说到用兵打仗百无一能，但说到忠孝廉耻却口舌如簧，慷慨激昂，看似忠诚，实则误国。

当他们得知朝廷行将同满人议和时，便大骂陈新甲卖国，抨击他的无耻行径。而崇祯皇帝为了面子，也不敢出来解释，最终只好把陈新甲当了挡箭牌，并下令以卖国罪将陈新甲处斩于市。

就这样，明朝与满人议和之事情告吹了，辽东烽烟再起，明朝唯一能缓一口气的机会也烟消云散，在内忧外患之下，迅速走上了亡国之路。所以后来崇祯说“百官误国，文臣个个可杀！”，甚至还怀念起了魏忠贤。崇祯所痛恨的误国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群迂腐文人害了大明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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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想想这崇祯也着实可怜，为了辽东战事，弄得是身心交瘁，为筹军饷，身上的龙袍补丁加补丁，连天仙似的陈圆圆都无暇享用。想要息边患，专心对付内地民变，却还要看这些“忠义”之臣的脸色，不敢越雷池一步，被逼急了，只好以陈新甲来抵挡，以消汹汹涌来之口实。当然，更可悲的便是这陈新甲了，他为崇祯顶雷，落了个不得不死的悲催下场。

我们现在不能说陈新甲能审时度势，世人皆浊我独清，勇于为皇上分忧解难。他只是忖度出了崇祯想和议之心思，努力为之，并取得了成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顺利实施，其功不在当年“澶渊之盟”的寇准之下。

可惜，这崇祯是个性格有严重分裂倾向之人，所作决断往往摇摆不定。当这被后世称为“壬午议和”破产后，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也许这时他才想起，真是不该杀这陈新甲啊。

也许，这不能怪崇祯无能无情，这是因为历代传承之“天朝大国”的观念，在一帮只尚清谈的士大夫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们对同关外那野蛮外邦议和之事，根本就感觉是“损威辱国”，凡主张议和之人，皆视为“卖国贼”，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亡国不亡国，那不是他们所虑之事。

当年袁崇焕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杨嗣昌主和亦一直被群臣非议，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所以，这陈新甲与清盟约，当然难逃被杀之厄运，尽管这是秘奉皇帝命而为之。

崇祯皇帝的统治为何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呢？

崇祯皇帝朱由检悲壮殉国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尤其是皇宫后山上的一颗歪脖子树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其生前七次下罪己诏，表明崇祯立志成为对百姓负责的帝王。崇祯在煤山自缢前血书：?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这样的遗言让很多人看了无不悲痛，为何一生勤政的崇祯皇帝的手里会断送了大明王朝呢？我觉得主要是方法和性格使其然。

草率诛杀魏忠贤

1644年在李自成攻破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并埋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

魏忠贤也许是比东林党更有手腕，更能挽救明末颓势，但是在天下大乱期间，魏党不能大动。为了表现自己的圣明，肆意扩大魏党名单，比东林党交上去的还多。地方上只要给魏忠贤建过生祠的，无论是巡抚或总督等地方一把手，全部按魏党处理。崇祯初年从朝廷到地方官员任免跟走马灯似的，非常多的朝廷精英因此被波及。

没有了魏忠贤阉党集团的制衡，无法加税于江南的工商地主，只能加征农业税，这只能逼反吃了上顿儿没下顿的农民们。

所以在乱世对这么大的党羽动刀，不是好事。起码也得等明朝安定之后才能杀魏忠贤及党羽。

刚愎自用，疑心太重，做事急躁

崇祯一上来要面对烂摊子，实属不易。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越是乱越要冷静思考，而不是急躁面对。除了前面说的一上来先把魏忠贤等党羽杀了外，还有个典型的明末支柱孙传庭。

孙传庭一开始在把李自成大败之后后，朝廷忽然调孙传庭将军队调往河北，防备清军，孙传庭极不同意，想先把李自成一举消灭了。崇祯听到手下不听自己的，于是将孙传庭压入大牢三年。三年后李自成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又想起了孙传庭，放他出来去东出潼关堵李自成。后孙传庭上书说新兵得多操练，一直不出兵。结果崇祯怀疑他通贼急令出兵，结果孙传庭无奈草率出兵全军覆没。孙传庭死后，崇祯还怀疑他诈死，不给孙传庭上谥号。

可见崇祯的性格太差，不太适合在皇帝这个圈子混，尤其是乱世中的皇帝，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崇祯可能在太平盛世是个好皇帝，但是在乱世只能断送祖宗的江山。

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纵观历史长河，每一个王朝的存在时间都是寥寥数百年，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组建的政权也是一个真正的盛世王朝，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上都当属繁华无比，现在很多人对明朝的关注点凸显在他历代所出的各类奇葩皇帝上，大明短短十几代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朱棣比较靠谱之外其他多多少少都有着点奇怪的嗜好。但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他的灭亡必然是个各代积累才导致这可盘根联结的大树轰然倒塌。很多人都将大明的灭亡归咎在末代皇帝身上，他虽然确实都点不作为，但是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确实有点冤了。

01万历时期的隐患

万历皇帝是一位三十年不上朝的奇葩皇帝，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他的身体问题，但自那时开始明朝便出现了很多问题了，当时的明朝之所以还未继续坚挺下去这和张居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居正是明朝的宰相，准确的来说的六阁首脑，因为早在朱元璋时期就废除了宰相制度。万历皇帝刚上位的时候年纪尚小，还是太后垂帘听政，朝内的大小事务也是由冯保和张居正两人共同处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张居正积攒下来的一套领导班子。

可是这一切都在张居正死后就夏然而止了，张居正的后人也都遭殃了，在万历皇帝掌权后他开始对张居正生前的一切做了清算，不仅仅他的功绩同时还有他的后辈家人亲属，都难逃被抄家的命运。张居正确实是一个能臣明相，他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将明朝改革得焕然一新，如果明朝能按照当时情形继续发展，再持续很久都不是问题。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是从大局上来操刀，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很多权贵的利益，张居正死后那些敢怒不敢言的贵族们都对他进行了大肆的言语污蔑，这也就直接造成了万历皇帝对他家后人的灭门和对他建立的制度都一一摧毁。在此之后万历皇帝就开始了夜夜笙歌沉迷酒色的生活了。

02明末小冰河时期

明朝末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天灾，《庸闲斋笔记》、《明史?五行志》等正史文献都记载了这场天灾，万历十三年明朝正经历这一场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时期，也是历史上所记载的第四次。这场天灾从万历年间起到崇祯年间发挥到极致，当时的北方因为低温袭扰，造成了大面积的粮食颗粒无收，同时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是频繁南下，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

这一年不仅北方爆发了无法想象的大旱，山西地区还爆发了波及到了周边数省的鼠疫，当鼠疫传到的北京时造成了大批的人口死亡，这次小冰河时期加上连带发生了灾难将明朝祸害得宛若人间地狱，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末年人口锐减几乎一半。

03崇祯皇帝的不作为

崇祯皇帝的政治眼光和经验都不足，他在登基就做了一件糊涂事，他废除了成型多年的内廷制度，严重打破了明朝末年的政治平衡，内廷是由明朝少数不多靠谱的皇帝朱棣组建的，为的就是保持政治平衡。到了后期国家的实际权力都被抓在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丝毫不顾民生，将国家机器当作自己敛财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了大明的全面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崇祯皇帝没有一个领导者所具有的战略目光，领兵坐镇本来该是武将该操心的事情，但是他又要在指挥作战上插上一手，当时明朝面临东北的外敌和国内的起义军，大臣杨嗣昌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国内起义军不除后患无情，但是他却采用了恰如其烦的策略，李自成在张献忠投降后那段苦难的时间段，倘若大明官兵能乘胜追击，或许就没有李自成引敌入关的事了。还有一点就是崇祯的帝王担当不足，在国库空虚的时候他没有万历皇帝那样的魄力加大税收的力度，只能削减粮饷，这严重激发了国内民愤。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封建专制发展到最后总会是会分崩瓦解，但是直接原因还是明朝末年接连发生的天灾人祸，到了明代末年国家已经很穷了，而这些钱都在那些贪官污吏，在崇祯筹款无望的情况下，却留给了李自成六千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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