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刘锦｜使者特磊与雍正朝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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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刘 锦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教授，从事政治理论、公共政策、边疆史、民族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准噶尔问题与清朝西北疆域形成研究”等国家、省部级课题3项，出版着作1部，发表论文30余篇。

摘 要：雍正七年（1729）四月，雍正帝以征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躬诣太庙告祭。正当此时，准噶尔使者特磊出使清朝。文章梳理特磊出使及清朝应对的史实时发现，特磊出使打乱了清朝的西征计划，影响了内亚边疆的发展进程。阿尔布巴事件是雍正朝准噶尔政策的转折点。雍正帝因担忧阿尔布巴等西藏噶伦内斗与准噶尔有关，拟以索要罗卜藏丹津为名西征，令岳钟琪等预谋征讨方案。特磊奏称出使是送罗卜藏丹津而来，其供词使清军西征变得被动。清廷对特磊供词展开了调查，重议西征方案，后决定暂缓出兵，提出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清朝设旗编佐的要求，促使准噶尔出兵突袭清军西路军营，引爆延续四年的清准战争。

关键词：雍正朝；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阿尔布巴；盟旗制度

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下旨令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共同密议西征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拟以向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索要逃至准噶尔的“叛乱者”罗卜藏丹津为名，试图一劳永逸彻底剔除“心病”准噶尔，完成康熙帝未了之志。雍正帝告诉诸大臣，西征事宜已筹备两年有余，一切兵马粮饷屯守进取之策皆已筹划万全。四月，雍正帝以征讨噶尔丹策零，躬诣太庙告祭。正当此时，雍正帝接到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的奏报，十月初五日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的使者特磊等已至边境卡伦，声称领“叛乱者”罗卜藏丹津前往京城，因中途听闻清朝出兵攻打准噶尔，后又将其送回伊犁。使者特磊的到来，打乱了雍正帝的雄心计划。雍正八年（1730）五月，雍正帝决定西征暂缓一年，遣回特磊，并对准噶尔提出设旗编佐。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噶尔丹策零遣兵突袭清西路军营，自此拉开了延续四年之久的清准战争。特磊出使清朝是清准之间遣使往来中极平常的事，但其出现彻底改变了雍正朝的准噶尔政策，影响了整个内陆亚洲边疆局势乃至发展进程。《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文献记载特磊出使及清朝应对之内容仅屈指可数的几条，除个别学者提到外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文章将特磊出使清朝置于整个内陆亚洲边疆的时空背景，理清雍正朝西征准噶尔的政策，探讨特磊使清及雍正朝的应对，准噶尔设旗编佐的提出及其对清准关系乃至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进程的影响。

西南边疆局势与雍正朝的准噶尔政策

雍正元年（1723），刚即位的雍正帝接受熟谙边疆、蒙古事务的都统拉锡、靖逆将军富宁安等的建议，继承康熙帝晚年对准噶尔的遣使招降，有步骤地裁撤边境驻兵，遣使前往准噶尔商议勘定边界问题。遗憾的是，雍正帝提议的勘界方案，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都予以否决，勘界之事毫无进展。雍正帝担忧策妄阿拉布坦有意拖延另有图谋，心存不安，“不则伊只是推诿，待我冷淡，暂不决断，对我漫不经心，不疑惧，以图全力征服其后面之土尔扈特、哈萨克等，以增其力，转而对我逞强，彼时似稍费力也”。雍正四年（1726）五月，雍正帝放弃商议勘界，下旨拒绝策妄阿拉布坦使者前往京城并停其贸易，“着尔暂于巴里坤等候，朕由此颁发给尔台吉之敕书后，尔再由巴里坤地方携之返还。……将伊等所携货物，未准贸易，故未给银财、茶、布等物”。

正当此时，雍正四年（1726）八月，雍正帝接到进藏办差的副都统鄂齐等奏报，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与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噶伦之间存有不和，康济鼐受阿尔布巴等排挤，曾提出辞退噶伦一职。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雍正帝再次接到奏报，确认西藏噶伦内斗形势，雍正帝的反映则“西藏甚要紧，想策妄若不肯歇，仍在西藏着意，其他不能动。况又有罗卜藏丹尽在彼，阿尔卜巴等若少有或畏或疑，或不遂意外，自然亦投寻此一着。此事当预为留心。”接到西藏噶伦内斗信息，雍正帝首先想到准噶尔是否会再次插手西藏事务，令岳钟琪等商议对策。雍正帝旗帜鲜明地向岳钟琪表达其立场和信心，“进取事宜，卿可预为筹画朕览所用兵数，进剿道路。至于糜费钱粮之处，不必介意。朕常戏言：舍千万钱粮除策妄一大患，亦可偿价矣。凡一劳永逸之举，朕不惜费也。况户部库中，今岁可至五千万矣。朕元年户部只千五百六百万数，复何忧也。”西藏问题关系众蒙古的统治，准噶尔问题又关系西藏稳定，雍正帝非常清楚其中要害。在回复《鄂尔泰奏遵旨停止进军西藏并复陈安藏之策析》的朱批中，雍正帝淋漓尽致地陈述了其对内陆亚洲边疆形势的认识：“西藏、谆噶儿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哈尔喀等众蒙古人心系焉，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掖之患。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谆噶儿、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雍正帝告诉云贵总督鄂尔泰，刚接到西藏噶伦内部不和的信息时，“朕即欲述先志”征讨准噶尔完成康熙未了之志。

雍正五年（1727）七月，清朝接到奏报，康济鼐已被阿尔布巴等杀害。雍正帝立即追问追查，“但不知西藏此番之事，与策妄阿喇布坦有通信处否？倘与策妄阿喇布坦相关，则当将两处之事一并计议。……若果策妄有瞻顾西藏之意，遣人帮助，已抵西藏地，则我兵或者先直捣其巢穴，以剿灭之。策妄既灭，则西藏料理易易耳”。因西征之事关系重大，雍正帝令岳钟琪亲身至京面议对策。富有戏剧性的是，雍正五年（1727）七月初五日，准噶尔新首领噶尔丹策零派使者特磊出使清朝，奏报策妄阿拉布坦去世情况，并请求前往西藏为其念经“今我父骤然亡故。从前遇类此事件，赴西地诵经。用是为照此诵经，以及兴广黄教，俾众安居乐业事，派我人前往”。西藏刚发生噶伦阿尔布巴等杀害康济鼐事件，清朝正在商议对策中，噶尔丹策零提出为其父进藏诵经，自然引起雍正帝的高度警惕。另，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是清朝贯彻执行的治蒙政策，噶尔丹策零“欲在西域煎茶设供，广行释教以安众生”，更是触动雍正帝的敏感神经，“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岂伊应出之语耶！”雍正帝下旨拒绝了噶尔丹策零的请求，并要求其将逃亡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送来。与此同时，雍正帝决定出兵彻底剔除“心病”准噶尔。雍正帝告诉鄂尔泰其拟征讨准噶尔的决定，以及对形势的研判：

朕意已定，前者令岳钟琪来详悉面商，借此上天所赐机会明岁定藏。唐古忒既势分为二，人情不划一，而谆噶儿又现使人在此，未有一面构衅助西藏之理，亦赶不及，西藏事料易清楚矣。今拟向噶儿丹策凌索取罗卜藏丹尽，料必不与。己酉年命两路整大兵勒取，相机声罪致讨，必灭此而后朝食，则我国家内外可望永远安静矣。

后藏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得知康济鼐被杀后，整兵为康济鼐复仇，讨伐阿尔布巴等，并阻截了阿尔布巴等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准噶尔之路。雍正帝非常自信地告诉鄂尔泰，西藏问题很快能料理清楚。另，雍正三年（1725）八月，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完成了对青海蒙古的设旗编佐，巩固了青海的统治，这无疑增添了雍正帝西征的信心。雍正帝深信这是天赐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西藏又出一可趁之机矣。所以言凡天下事不可预料，只可随时相机办理耳。”另，“此一部落，所关甚巨。若言不能取，因循时日，再令伊从容将伊后边一带敌国哈斯哈克、图儿虎尔诸国渐次收服，再添羽翼，若一向我，恐众蒙古情形未必能如今日矣，急当早图者。”雍正帝决议西征准噶尔，要求鄂尔泰“卿或有襄朕不逮处”，奏报对策。

雍正七年（1729）二月，经两年有余的密议筹划，雍正帝决定向诸大臣公开其西征计划。雍正帝称，准噶尔性好抢掠，若留在众蒙古放牧地方，将来必受其害，且屡次负恩于清朝，将来噶尔丹策零断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为，而西北两路大兵都已撤回，噶尔丹策零如若此时生事，则清朝之喀尔喀、青海、西藏必被受其扰害，为此，雍正帝下旨令诸王议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等曰：

但留此余孽，不行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今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天与不取，古训昭然，且我圣祖皇考为此筹画多年，未竟其事，兹当可为之时，朕不敢推诿，亦不忍推诿，此朕一人之见也。用兵大事所关甚重，不可轻率，着诸王议政大臣九卿八旗大臣各抒已见，公同详确，密议具奏。

雍正帝历述准噶尔对清朝之危害，“今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且殄灭准噶尔系圣祖康熙筹划多年未了之志，命朝臣讨论出兵事宜。

雍正七年（1729）三月，雍正帝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领北路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西北两路同时出兵，共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随后，清朝开始调兵遣将，令巴赛为副将军，锡保为振武将军，陈泰、衮泰、石礼哈、戴豪、达福、觉罗海为参赞大臣前往北路军营；并准允岳钟琪之要求“西路出师，文武各官及马兵、步兵等，当有定额，一切军需，可以核计”。四月，雍正帝为出师准噶尔上祭太庙，并颁宁远大将军印于岳钟琪，“命尔为宁远大将军，统领陕西等处大兵，一切事宜，尔与提督纪成斌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勿谓已能，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致失机宜，勿恃兵强而轻视贼寇，密侦远探，备极周详，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并要求岳钟琪“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杀戮，兵将所过地方，须申严纪律，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得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以副朕勘乱靖逆”。六月，雍正帝敕谕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爰命尔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一切事宜，尔与副将军公巴赛、都统候陈泰、都统石礼哈、散秩大臣达福、前锋统领衮泰、副都统戴豪、觉罗海兰等，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并令其严明军纪。雍正七年（1729）十月十五日，傅尔丹奏报称北路大军陆续抵达，“右卫、黑龙江、盛京、宁古塔、宁夏、察哈尔兵丁、及京城第一、二、三队满洲、绿旗兵，于八月二十六日始至十月初六日，相继均顺利抵达，京城第四队兵丁，于十月初六日过扎克拜达里克，第五、六队兵丁亦于初六日过推河。京城满洲兵丁途中行数日，是因与绿旗兵丁兼行，协助护解炮车，……今全部兵丁顺利抵达，且后三队满洲、绿旗兵丁，于十一月初，必将全部抵达”。

特磊出使清朝及其影响

雍正七年（1729）九月初五日，宁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钟琪接到边境守备奏报，有准噶尔人特磊等十一人前至卡伦，自称是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的使者。岳钟琪令理藩院员外郎黑色前往将特磊等带至巴尔库尔军营，详查来使之意。特磊，据目前所能查阅之史料，仅记载有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和雍正七年（1729）十月两次代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出使清朝；另，雍正十二年（1734）清朝使者阿克敦出使准噶尔时提及特磊代表准噶尔迎接使者，其个人情况不详。特磊的到来，彻底打乱了雍正帝西征准噶尔的计划。

清朝正将起兵西征之际，特磊突然到来，指挥清西路大军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自然要查清楚特磊来意，并探听准噶尔情况。针对岳钟琪的询问，特磊回话称：“我原系解送罗布藏丹尽前来，因行至京尔巴尔和硕地方，遇有逃回伊里之蒙古三人，口称：现今总督带兵二万从哈密一路来了，令我将罗布藏丹尽仍送回伊里，又令我轻骑减从前来探听”。同时，特磊也说明了此次解送罗卜藏丹津，是受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雍正帝的旨意，并提示噶尔丹策零的奏折上有说明。特磊的解释，岳钟琪并不满意且存有诸多疑问，

尔等所言之真伪暂难核实，尔被委派前来，解送罗卜藏丹津至途次，听信逃犯之言而起疑心。即便此言属实，亦不宜将罗卜藏丹津回送，或应将罗卜藏丹津留乌鲁木齐地方，尔派人向我统兵将军探取进兵缘由，即可明白，竟听信此等无耻逃犯之言，贸然送回应解之人，有此例乎？由此可见尔方才所言不可信。

听到岳钟琪的质疑，特磊提请放其回去，重新将罗卜藏丹津送来。特磊的请求，被岳钟琪以噶尔丹策零奏折“折内言有尔口奏之事”回绝。岳钟琪奏报雍正帝，特磊所供信息，与噶尔丹策零的折子所言相仿。因特磊及所供信息，关涉清朝对准噶尔之用兵政策，倘若噶尔丹策零真将罗卜藏丹津送来，清朝以何名义征讨？为此，岳钟琪非常慎重地展开了调查核实：

但查得脱逃之三蒙古人，一名垂扎布，系哈密回子玛玛沙里飞翔得噶尔丹部人；一名尼斯库拉克，系垂扎布于哈密所生之子；一名班咱喇，系玛玛沙里买得喀尔喀鄙人。伊等卖身已有三十年余，于八日十二日，借口打渔乘马而逃。臣于八日十七日，抵达毛哈图(Maohatu)地方，协理扎萨克公额敏告知此情后，相继有哈密郎中贺济格、文保、副将张佳翰等来报，臣即交付贺济格等，令从速派姿员追踪。贺济格等复来告弥：先回子部章京纳清报来垂扎布等脱逃后，遂即派把总张岳、原报章京纳清等往查垂扎布等脱逃之踪迹，今返回告称：由各路追踪查得，并无往西之踪印，查问各卡伦兵丁，声称均经详查，亦无往西之三人之马匹踪印。贺济格我等遂即详加查问垂扎布等人之主人玛玛沙里，所言垂扎布等脱逃之情与纳清所报之言无异，贺济格我等窃思，逃脱之三蒙古内，名班咱喇者，系喀尔喀部之人，由他路脱逃亦难预料，臣又交付贺济格等，务必查问玛玛沙里，垂扎布等逃往何处，及玛玛沙里是否知情等，均应确供报来而派去。

据哈密回子部章京纳亲所供，特磊所提的三名蒙古逃人之事确实属实。岳钟琪令哈密郎中贺济格继续追查，务必查清此垂扎布等三人从何处逃至准噶尔的，但自此后没有收到哈密郎中贺济格的奏报。另，从乌鲁木齐、昌吉地方逃来的回子伊勒咱穆特，也给岳钟琪提供了新的线索。伊勒咱穆特汇报称：

我未记清日期，据闻，于六月底七月初，自吐鲁番脱逃之辉特地方人一名、蒙古人一名、再带有一小子，共为三人逃至吐鲁番附近，被准噶尔卡伦拿获，解送噶尔丹策零处。又据闻，于九月，噶尔丹策零将青海罗卜藏丹津及其母妻子均交付特磊，解送天国，行抵乌鲁木齐后，噶尔丹策零又派人追及特磊，于乌鲁木齐地方停留十几日，噶尔丹策零所派之人告知特磊：今据传将有大军来犯，若将罗卜藏丹津现即解送，我等将被人耻笑为胆小，尔暂将罗卜藏丹津等及尔带来所有商品均回送，尔轻骑减从，往探情形，若有诚心和好之意，再解送罗卜藏丹津，牧场南扩。若无和好之意，即回收我方之人，严加防范。等语。

伊勒咱穆特的供词，不仅证实了垂扎布等三名蒙古逃人之事属实，也证实了特磊所言关于解送罗卜藏丹津之事属实。此时岳钟琪既担忧又不得不宽慰雍正帝：

倘若近期噶尔丹策零即将罗卜藏丹津呈送前来，明年大军进伐之时，出兵之借口，需先行考虑，今天诱叛贼迷惑，不辩顺逆之利害。纷纷相互疑心惧怕，徘徊于归顺或叛逆之间，因无诚心，来年我军大举进攻，应以讨伐其容留叛逆之逃犯之罪，则名正言顺。噶尔丹策零如此而为，恰为我军进伐创造机宜。

雍正帝经两年多的策划谋算，目的是以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清朝几十年的准噶尔势力，则对特磊等所供信息自然谨慎。雍正帝接到岳钟琪所奏特磊、纳亲及伊勒咱穆特等人供词后，下旨将此供词转给诸大臣，尤其是北路军的额驸策凌、王丹津多尔济等，令其协商对策。更为重要的是，伊勒咱穆特提供的以下信息，让雍正帝相信其所言是实情：

又据闻：罗卜藏索诺与噶尔丹策凌兄弟不睦，投奔哈萨克，与阿布勒海里汗结亲，今罗布藏索诺、楚尔固特率哈萨克兵，往掠伊犁，又罗布藏索诺派人，自北路赴天国请求援兵。众人均如此议论，又据闻大军早已抵达巴里坤地方，是以前来投诚。

早在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已故后，策妄阿拉布坦的两个儿子即噶尔丹策零和罗卜藏舒诺争权内斗，罗卜藏舒诺争夺汗位失败出走。雍正七年（1729）七月初八日，雍正帝将再次接到有关准噶尔内部兄弟争权内讧的奏报，让和硕怡亲王等寄给岳钟琪，奏报内容如下：

据顺承郡王锡保奏称：卜延图河卡路送到准噶尔授降之鄂勒特多尔济来至军营。询问准噶尔近日情形，谨将鄂勒特多尔济禀告之辞缮折奏，等语。朕思鄂勒特多尔济之言，虽未可即为确据，然细闻其词，大约是彼中实在情形。噶尔丹策凌与罗卜藏舒努仇恨既深，必至兴兵攻杀噶尔丹策凌，势穷力竭投奔乞降于我朝亦情事，所有将来必一一如鄂勒特多尔尔济所言。

雍正帝告诉岳钟琪，伊勒咱穆特所供关于罗卜藏舒诺的信息，与多尔济之言相似。雍正帝综合所有情报，断定特磊等供词属实，也就说噶尔丹策零对清朝西征行动已有察觉，“今敌已察觉，想必尽其力加强警备，来年进军将会费力”。雍正帝一面令参将刘廷琰伴送特磊赴京，一面令诸大臣诸事预先筹划。

准噶尔的设旗编佐政策

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二十二日，岳钟琪收到雍正帝处理特磊问题的三道方案：

特磊到京，朕有三道意见，与卿商酌：一、到时向伊发旨，朕前谕甚明，令汝等既来，将罗卜藏丹尽送来。所奏，朕亦勿蔼览，此交恶抢夺之言辞也。将伊等严加看守一处，好好恩养，留京事定发落；一、将伊等仍旧恩待遣回，令伊将罗卜藏丹尽送来，稳住伊防备，明岁如期遣兵，但此举未免略用机术。然，兵不厌诈，亦非不可者；一，到京将伊等人人各调一处，令人一一说化，问其中有须降者，便准其归顺，详细问伊处情形，定不遣回。此三种料理，卿意以孰为上。特磊到京，朕暂令住。候卿回奏，到时，朕再斟酌举行。钦此。

岳钟琪选择雍正帝的第二道谕旨方案。他分析认为，遣回特磊，有利于稳住噶尔丹策零，使其信而不疑，如此则便于清军雍正八年（1730）的进剿。同时，岳钟琪还就特磊带货贸易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很快，雍正帝朱批回复告之岳钟琪，廷议时大臣的意见跟他大不相同。

朕前谕与卿商酌时，终未与廷臣议及，今卿回奏此折，复与怡亲王、大学士等详论，皆言仍用朕第一谕论为是。言特磊若令遣回，一者不能保其必无浅漏，总到彼临期如将罗卜藏丹尽送来，终须理不甚直，而伊谆噶儿众下人，不埋怨噶尔丹策零之不送逃逆，以致兵临伊地也。谆噶尔已闻两路兵至界地，若命特磊来年五六月间方回，此间伊断无不作准备之理，亦属无益云云。朕意王、大臣所论似亦是，特磊尚未到京，到时，仍暂着关住，亦且不降旨。卿可再加详酌，仍俟卿奏到，朕方定意料理也。

雍正帝在朱批回复中告诉岳钟琪，他的三道方案未经廷臣讨论先寄给他，表达说明岳钟琪在雍正帝心中的重要地位。三道谕旨方案，廷议中诸大臣选择第一道谕旨方案。参加廷议的诸大臣考虑到送回特磊，这过程中难免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万一特磊真解送罗卜藏丹津前来，清军西征则无出师之名，且拖至来年五六月间送还，时间太长噶尔丹策零定有怀疑并有所准备。故，廷议大臣否决第二道方案。清北路军管理振武将军印务的多罗顺承王锡保，在收到雍正帝谕旨后，也提出与第一道谕旨方案相似的建议，“以臣等愚意，将特磊解往京城严加锁禁，俟灭准噶尔时正法，其随特磊前来之人等，亦各分监，详细问伊等准噶尔地方诸事后，虽煞等所言不相同，然仰赖圣主神明，睿鉴众论，知其准噶尔之事，了如指掌，圣主庙算，所向披靡，必易灭准噶尔。”此时的雍正帝，也是两难选择，令岳钟琪再详酌。

雍正八年（1730）正月十七日，岳钟琪回奏称：

臣查来使特磊前蒙谕旨垂问，臣随详加酌议，以第二道圣谕，将伊等仍旧恩待遣回，令伊将罗卜藏尽送来，稳住伊防备，明岁如期进兵之睿算，更属万全等因。具奏。今在廷王、大臣以若将特磊遣回不能保其必无浅漏，又以特磊于五六月间方回，伊等断无不作准备之理。等语。臣思噶尔丹策零将罗卜藏丹津抗不解献，尚敢观望犹疑，此实天夺其魄，自取灭亡，将来我师大进战，如王、大臣所论伊属下之人无有不归怨于噶尔丹策零以不送逃逆致兵临伊地也。我师名正言顺，声罪致讨，俾谆噶尔属下众怨心离，加以大兵临境剿抚兼施，噶尔丹策零并罗卜藏丹尽二逆无所逃遁，授首之功可以预必是，廷臣所议不令遣回特磊之处，甚合进剿机宜，臣前议计不及此。兹复蒙圣恩垂问，臣跪读谕旨，甚为欣服。至来使特磊等，仍请钦遵第三道圣谕：人人各调一处，令人一一说化，问其中有须降者，使准其归顺，详细问伊处情形，并请将伊等之内有不吐实情者，即严加审讯，则逆彝之虚实得以周知更属有益，所有奉到朱批谕旨，臣再加酌议，王大臣所论将特磊停其遣回之处实属周详允协缘由，理合缮折复奏。

岳钟琪看到雍正帝朱批说廷议时诸大臣选择第一道谕旨方案时，立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附和廷议大臣的观点。同时，岳钟琪提出应将第三道谕旨方案中将特磊等十一分别看守，派人一一说教，令其归顺清朝，提供情报。雍正帝在朱批中云：“知卿意矣，朕再加详酌为是”。

雍正八年（1730）五月，雍正帝决定遣回特磊，并派侍郎杭奕禄、众佛保等出使准噶尔。同时，进兵暂缓一年。

朕今思息事安民，乃朕之本意，凡悔改前非者，朕必宽宥之，赐以赎过自新之路，以使众人享福安逸。尔今即奏称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前来，等语。朕不忍伤害尔地方众民，暂缓进兵。但是次并非仅解送罗卜藏丹津、议定边界而已，是以遣大臣杭奕禄、众佛保同特磊前往巴里坤，暂令杭实禄等留住巴里坤，遣特磊责降旨而回，尔应商定。诸项要务皆缮入理藩院之文内，尔果能照行，尔地方之佛教得以宣扬，尔地方众民得以安生，此功非小矣。即应遭人赴巴里坤，以迎联所遣之大臣至尔地方，会面议定具奏。倘若尔抗违不行，兴戎者乃尔矣，伤害尔地方众生者亦尔矣。朕亦无庸挟制，如此，则免遣人迎我方遣使大臣，亦不必再遣特磊，特此降旨。以降旨礼，赏绸缎二十匹。

雍正帝最终还是接受岳钟琪的首次建议，即第二谕旨方案。并接受岳钟琪的策略安排，即“至遣回之期当在明岁（雍正八年）五月间，令其过巴尔库尔为妥。”但不同的是，雍正帝没有按岳钟琪所说的遣回特磊时清兵随后挺进，而是令进兵暂缓一年，同时令清西路军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北路军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至京商议。雍正帝为何做如此决定？据目力所及的现有史料中，暂未发现有关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首次公开并令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讨论其西征准噶尔的目标计划时，朝廷大臣之间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啸亭杂录》对此段历史有所记载，兹录其内容如下：

宪皇帝践祚，欲竟仁皇帝未竟之绪。会策逆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聪黠，善驭士卒，诸台吉乐为之用，宪皇帝遂决议讨之。朱文端公轼、沈总宪近思皆以为天时未至，惟张文和公力为怂恿。……时达忠烈公福力谏不可，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之势，何云不可？”达曰：“策零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况天溽暑，未易兴师。”张文和旁赞曰：“六月兴师，载诸《小雅》，君未果知耶？”上曰：“达福患暑疾，盍以卤灌之！”达词色愈厉。……溃军事闻，上震悼曰：朕悔不听达福言，今无及矣！乃厚恤其家。

上述内容显示，征讨准噶尔之事反对者不少，唯大学士张廷玉极力怂恿。廷议时大学士朱轼、散秩大臣达福等则反对声最响。达福对准噶尔形势做了深入精准的分析，尤其对噶尔丹策零的能力及号召力，可谓句句有理有据。和通淖尔之战清军大败后，雍正帝感慨悔不听达福言。听到有关廷议情况后，云贵总督鄂尔泰立即上奏表达立场支持雍正帝，鄂尔泰称：

师出有名，谋成斯举妙用，惟速先机而神谅，兹弹丸小丑，不异拉朽摧枯，或邀上天鉴佑，诸部落内感奋群起，又有如颇罗鼐其人者，则更易为力，并不需烦费矣。至于穷兵黩武、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并得土不足以耕、得民不足以使，原无所利，何必用兵等论，在圣谕之所开示，即物议之所拘泥，庸人畏事，识见不远，但知论难易而不论是非，并不论利害又皆不足道耳。

鄂尔泰明确表示，即征讨准噶尔是师出有名，灭准噶尔犹如“拉朽摧枯”，而诸部落的感奋群起，有如颇罗鼐者，清朝剿灭准噶尔则更为容易，对于反对用兵者，鄂尔泰云“庸人畏事，识见不远，但知论难易而不论是非，并不论利害又皆不足道耳”。虽然当时持反对的声音没有改变雍正帝西征计划，至少会令其有所顾忌。特磊的出现，尤其是获知筹备两年有余的、绝密的西征计划被噶尔丹策零全然知晓后，此时雍正帝要继续推进其西征之事，确实处于尴尬的节点。处理特磊问题，雍正帝选择将其遣回，并令特磊传谕旨噶尔丹策零，清朝现并非仅仅要求解送罗卜藏丹津、议定边界而已，清朝此时有新要求，有关具体的内容“诸项要务皆缮入理藩院之文内”。雍正帝要求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对《理藩院为今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之咨文》进行分析：

我圣主仁爱似天，不忍目睹尔地方众生覆灭，以冀尔侥幸明理，回心转意，特令特磊赍旨遣回，为议定事宜，差两大臣为使臣，前往巴里坤等侯同往，俟抵达尔处，台吉尔反复深思，会同尔知情之旧下属商议，以副圣主抚育尔属下万民之慈祥之至意，解送罗卜藏丹津及其属部，尔应受封，以定编属下为旗、佐领，本年内速派大寨桑至巴里坤，相迎我方使臣大员，会同达成协议。台吉尔诚能如此而为，尔奏请宣扬佛教，安逸众生之诚意，方才昭着。况且，嗣后，制止战乱，一统教道，亲同一家，安逸为生，尔准噶尔之父，享福之余，永叨安逸之日。再，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皆为尔敌，此数国与我通使，友好相处，台吉尔稔知，台吉尔皆能遵行，我等同为一家，则我等派使臣至该数国，调解尔等相好，永行制止战乱，与台吉尔及属下众人甚是有益，且亦有益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再，罗卜藏舒努乃台吉尔之胞弟，今与尔反目为仇，投奔土尔扈特地方。我等所言，若台吉尔欣然应诺，则可降旨土尔扈特，将罗卜藏舒努解回，与尔相聚，将其属部亦编为旗、佐领，另设扎萨克。再，丹津喇布坦之子色布腾、旺布、丹济拉之子多尔济色布腾，皆与尔为同祖后裔，今皆在一处，圣主眷爱，封色布腾旺布为王，封多尔济色布腾为贝子，编属下为旗、佐领，另设为扎萨克，此辈即系准噶尔，尔之亲戚，将于尔处之其旧部亦查出，酌情回还，尔等均分为四部，和好相处。台吉尔地方车凌敦多布，及车凌敦多布等大台吉等，皆为尔等亲眷，将彼等亦另设扎萨克，管辖各自属下，尔准噶尔之部将增多，不仅罗卜藏舒努、色布腾旺布、多尔济色布腾三人感戴尔之慈悲，且尔之亲眷内友好相处，各自繁衍后代，则台吉尔等祖先之灵，于九泉之下亦甚欣慰。今圣主不忍目睹尔准噶尔数万生灵覆灭，特颁隆恩，遣回特磊，台吉尔详尽深思此等情形，抓住机遇，诸务速断，与尔等准噶尔之人大有裨益。倘若台吉尔不认前错，不分利弊、不受众准噶尔之人，仍拘泥固守，犹豫不决，但行眼前恶徒之所为，以泄怒气，不顾及利弊、佛教、生灵不深思熟虑，失去良机。是次，我各处调拨之大军，大举进军，尔准噶尔数万生灵涂炭，尔祖辈祭祀被断送，何以保全乎？事端至此，准噶尔数万生灵，将被毁于台吉尔之手，与他人无涉，先人言：机遇难得易失。等语。台吉尔详加深思，从速定夺，派一大寨桑，相迎我国使臣大员，会议诸事。台吉尔倘若将我使臣大员相接后，谓我使臣大员于尔处之时断难进军，不从速会议事务。借口拖延时间，此即接我使臣为计，留于尔处，以误我大军出征，截圣主因眷念尔准噶尔数万生灵，不得不舍弃两使臣，而两使臣大员奉旨为国效力，即使捐躯，其芳名将永垂不朽，其子孙后代亦将永沐皇恩。其断不爱惜性命，我等使臣大员抵达尔处后，其情形尔等可瞒乎？尔相迎我使臣大员时，以自巴里坤启程之日计，若八十日无回信，我大将军等将率大军进兵，并不顾及我使臣大员在尔地方。为此咨行。

上述咨文显示，雍正帝派两大臣前往准噶尔有两个目标：一是要求噶尔丹策零解送罗卜藏丹津及其属部，二是要求对准噶尔进行设旗编佐，“尔应受封，以定编属下为旗、佐领”。关于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咨文中从多角度分析对噶尔丹策零进行劝诱，其内称，制止战乱此乃策妄阿拉布坦“享福之余，永叨安逸之日”。同时，咨文专门提醒噶尔丹策零，清朝与准噶尔为敌的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等数国皆有通使，关系友好，若噶尔丹策零遵行雍正帝要求进行设旗编佐，清朝将出面调解准噶尔与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从而制止战乱。言外之意是，若噶尔丹策零不接受清朝的要求，清朝必将联合哈萨克等四国共同对付准噶尔。此外，咨文中还专门提到噶尔丹策零之胞弟罗卜藏舒诺。罗卜藏舒诺曾是噶尔丹策零准噶尔最高权力的竞争者，后因争夺汗位失败投奔于土尔扈特，现已成为噶尔丹策零的死敌，清朝提及此人，其用意非常明显，即清朝随时可以、也有能力帮助罗卜藏舒诺重新夺回准噶尔之汗位。咨文中，就设旗编佐的安排，理藩院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即将准噶尔均分为四部，此四部分别为：1、罗卜藏舒诺为一部。将罗卜藏舒诺从土尔扈特送回来，把其属部编为旗、佐领，另设扎萨克；2、丹津喇布坦之子色布腾旺布、丹济拉之子多尔济色布腾合设为一部。封色布腾旺布为王，封多尔济色布腾为贝子，将其属部编为旗、佐领，另设为扎萨克。同进，要求噶尔丹策零将其管治下的原属色布腾旺布、多尔济色布腾的旧部，酌情回还他们；3、噶尔丹策零部下车凌敦多布等大台吉，将另设扎萨克，管辖各自属下；4、噶尔丹策零为一部。另，咨文还专门提醒噶尔丹策零，若不从速会议商定即“尔相迎我使臣大员时，以自巴里坤启程之日计，若八十日无回信”，借口拖廷时间，清朝将宁愿舍弃两使臣也要征讨准噶尔，“我大将军等将率大军进兵，并不顾及我使臣大员在尔地方”。

雍正八年（1730）八月初四日，清使杭奕禄等，携准噶尔使者特磊至宁远将军岳钟琪军营。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纪成斌奏报，准噶尔二万余众侵犯阔舍图卡伦。自此，引爆前后延续达四年之久的清准战争。噶尔丹策零称“从前我父亡故，我遣特累告知，反有兵来，继遣特累请示大部，反令我请封号，……又传旨图尔扈特所属亦编旗分佐领，另为部落，丹津拉布坦之子属下旧户，查明送还；再策凌端多布等大台吉亦各令别为部落，管其奴仆，此自我祖父以来未从之事，我岂能从，我亦并无过失”。清朝设旗编佐的要求，击破了噶尔丹策零的底线，在理藩院咨文要求的八十日期限时点，噶尔丹策零先发制人南侵清西路军，后北略清北路军。清朝从主动到被动，至额尔德尼召之战在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努力下，清军才挽回战争局面。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清朝遣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等出使准噶尔，双方开始停战议和，开启西北边疆二十年和平局面。

准噶尔问题是困扰康、雍、乾三朝皇帝欲治不能的“心病”，是西北边疆的核心问题。雍正帝试图以军事力量彻底征服准噶尔，将其纳入清朝的统治体系，完成圣祖康熙帝未了之志。西征准噶尔计划筹备两年有余，并按雍正帝的意愿顺利推进中，然而，即将付诸实际之际，却被突然到来的准噶尔使者特磊所打乱。文章梳理了准噶尔使者特磊等出使清朝，及雍正帝与诸大臣的应对过程。研究发现，特磊及所供信息情报，使自信满满的雍正帝经再三商议思考后暂缓其西征计划，重新调整其准噶尔政策。雍正帝提出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刺破了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的底线，先发制人出兵袭击清西路军，使清军由主动变被动，处处挨打。噶尔丹策零以战求存主动出击，使准噶尔纳入清朝治理体制推后了二十年。特磊使清是清准之间使者往来中极平常的事，但在这特殊节点，他的出现却影响了整个内陆亚洲边疆的局势乃至发展进程。

【注】文章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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