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最后“鹰派”的左宗棠去世后，他的后人如何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11月10日生于湖南湘阴县，晚清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四、幼子左孝同左孝同由小妾张氏生于1857年，甲午海战时，左孝同总办辽宁边关统帅大军的营务，创办北洋机器局与北洋营务处，52岁时官至河南从二品布政使，他擅书法，尤擅大篆小篆。1911年，大清亡国后隐居上海，1924年因病去世，享年67岁。

五、长女左孝瑜左孝瑜由周夫人生于1833年，这是左宗棠的第一个孩子，14岁时嫁给满清重臣、两江总督陶澍之子陶桄，陶澍是湖南第一位政坛巨擘、知识界的领袖，被称做道光朝第一人才。

陶桄先后娶纳妻妾四房，以左孝瑜为首，左孝瑜育有五子和两女，1894年去世，享年61岁。左孝瑜酷爱文学，以《小石屋诗草》最为着名。

六、次女左孝琪左孝琪由周夫人生于1834年，据说其言行举止神似外祖母王慈云，所以深受父母与外祖父母的疼爱，左孝琪是左宗棠四个女儿中最具才华，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留有近体诗79首，其中最着名的是《猗兰室诗草》。

左孝琪或因幼年患上小儿麻痹症，或因没遇到喜欢的人，所以终身未婚，也因病英年早逝。

七、三女左孝琳左孝琳由小妾张氏生于1837年，丈夫是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之子黎福昌。

左孝琳酷爱文学，代表作是《琼华阁诗草》。

八、四女左孝瑸左孝瑸由周夫人生于1837年，长大成人后嫁给了舅家表哥周翼标，两人郞才女貌、相敬如宾，或许是天妒佳缘，周翼标因病早逝，33岁的左孝瑸自杀殉夫，这也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左孝瑸从小受三位姐姐的耳濡目染，在文学上很有天赋，代表作是《淡如斋遗诗》，并为后世留下了多首近体诗。

如今，左宗棠离世已有120多年，他的后人早已开枝散叶，英才辈出，他们身上流淌着先人的优秀血液，传承着先人的爱国为民精神，在祖国大地继续绽放着先人的光芒。

雪岩曾借款1870万两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何最后却被革职抄家？

胡雪岩的倒台不是出自李鸿章之手

胡雪岩的倒台，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原因，跟他资助了左宗棠没有多大关系，那笔钱本身就是胡雪岩用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以高额利息向洋商筹借的，并不是胡雪岩出资的，当然这笔钱的确是被用于西征经费，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起到了巨大的贡献，左宗棠当时也表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很多人认为搞倒胡雪岩的幕后真凶就是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这种见解符合国人一贯的阴谋论，类似这种猜测甚至被搬上电视，比如前一阵子大火的《那年花开月正圆》中所展示的，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斗争已经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吴家大院就是左宗棠的背后的资本，为了搞掉左宗棠，所以必须先搞点吴家大院。

左宗棠与李鸿章虽然不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两个人之间的政治理念的差别，还没有上升到形成政治帮派，进行党争的地步。

胡雪岩最终被抄家与左宗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与胡雪岩借款收复新疆更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胡雪岩倒台也跟左宗棠不再庇护有关，不做正经生意，早晚会倒台。

近些年来关于胡雪岩经商的书大行其道，不管是书店还是地摊，类似胡雪岩教你从商一类的书是到处都是。我奉劝大家一句，做人千万不能学做胡雪岩，他走的不是商道，而是一条把你带进监狱的邪门歪道。

从胡雪岩的发家史来看，胡雪岩到底是怎么成功的

为什么说胡雪岩走的不是从商的大道呢？胡雪岩最大的标签是红顶商人，往好了上说是商人当官，往不好了说是当官的从商，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会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当官的从商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被允许的。

胡雪岩早年在信和钱庄当学徒，19岁的时候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最后也接替了于掌柜，担任钱庄的掌柜，而胡雪岩的发家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胡雪岩结识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为了能够帮王有龄把?候补?变成?补实?，胡雪岩挪用了钱庄500两银子，王有龄因此署理湖州知府，后来调动杭州担任知府，而胡雪岩则被钱庄东家赶了出来。

用经商的术语叫作，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上了法庭那就是挪用公款，妥妥的蹲监狱，这也叫经商？

正是因为和王有龄有了这样的关系，胡雪岩开始走上商业大道，基本王有龄走到哪，胡雪岩的生意就做到哪，生意是越做越大，经营的店铺是越来越多，当然，这些买卖顶多说是有官方庇护，胡雪岩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快车道是为王有龄置办军队的粮食和军械，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经济大权。

1861年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兵败自缢，胡雪岩的这笔生意其实就走到头了，但是胡雪岩命好，获得了当时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任，继续为清军筹措钱粮和军饷。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胡雪岩的钱庄迅速做大，并且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迅速成为当时比较有势力的大商人，以银号为根基，同时经营药材、茶叶等买卖，当时广州十三行式微，胡雪岩因此被称为?中国首富?。

胡雪岩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何最后还会被革职？

话说胡雪岩要是一个商人的话，也就不会有革职一说了。

胡雪岩利用与左宗棠的关系，在江浙一带混的是风生水起，随后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胡雪岩就成为幕后筹借外债的大管家，正是因为胡雪岩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1881年朝廷授予胡雪岩布政使衔，穿黄马褂，彻底走上了人生巅峰。

如果不是后面发生了变故，左宗棠不在朝廷失去威信，估计胡雪岩的邪门歪道还会持续下去。

胡雪岩在巅峰时期在上海开办蚕丝厂，为了垄断整个中国的蚕丝贸易，将国内的蚕丝以高价囤积起来，企图以更高的价钱卖给洋商，然而当年意大利生丝丰收，蚕丝价格必然下降，胡雪岩因为囤积的生丝太多导致周转不灵。

做买卖做切忌的一件事就是资金链断裂，一旦步子迈大了，那是胯受罪，在得知胡雪岩生意失败的情况下，在胡雪岩银号中存款的人蜂拥而至，致使胡雪岩发对挤兑事件，胡雪岩尽管贱卖了生丝，却亏损多达一千多万两，由于不能兑付，朝廷因此派遣官员去查胡雪岩的资产，到1883年底的时候，朝廷将胡雪岩革职，并且让左宗棠追剿胡雪岩欠款，1884年左宗棠派人查封了胡雪岩在杭州的当铺和商号。

1885年9月左宗棠去世后不久，胡雪岩也跟着郁郁而终了。

可以看出，胡雪岩最终的倒台一方面是资金链断了，另一方也跟左宗棠不再庇护有关。

胡雪岩刚刚在西北战场取得如此重要的成绩，翻脸左宗棠就不认人了呢？

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左宗棠自保之举！

前面已经说到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和，其实两个人最大的政治分歧是，左宗棠是塞防派，李鸿章是海防派，换句话就是建设海军还是收复西北，左宗棠是坚持收复西北的，左宗棠整个西征花费的白银高达上亿。

致使海军建设落后，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在1884年8月的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左宗棠是坚定的主战派，清廷在镇南关取胜后?乘胜求和?，与法国达成和解。

中法战争在历史书中介绍的比较少，但是却让清政府意识到海军建设的作用，也是海防派扬眉吐气之时，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打造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

所以，当时的左宗棠为了自保，而放弃胡雪岩，应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当然，胡雪岩的倒台最主要的还是胡雪岩的买卖不是什么正道，我以前也做过小买卖，也知道要和官家搞好关系，有些官家也是真的不要脸，我是宁远不赚这个钱，也不要铤而走险，不要和他们走的太近。

当然，我做买卖不是很成功，现在成了码字狗，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一句，从商莫学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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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个人的简介和三个人的关系矛盾及最后结局如何？

一、简介：

1、曾国藩：

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李鸿章：

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

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3、左宗棠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

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

后由幕友而起，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推动新疆建省。

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

二、三人关系及结局

1、曾国藩和左宗棠

湖南老乡。曾国藩大一岁，28岁考中进士。左宗棠会试，三考三败后回乡教书去了。

到了中年之后，左宗棠只好巴结曾国藩。咸丰四年，曾国藩打算向朝廷保举左宗棠破格当个知府。可是左宗棠嫌官儿太小，不愿干。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在形势逼迫之下，曾国藩终于让左宗棠到自己帐下效力。

曾国藩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启用左宗棠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左宗棠遂得以迅速崛起。

后来因为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的下落两人起了嫌隙。（曾国藩向朝廷报告说洪幼主已死，左宗棠却报告说洪幼主逃跑了。）

曾国藩走在左宗棠前面，祭礼上左宗棠敬献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2、曾国藩和李鸿章

曾国藩只比李鸿章年长十来岁，但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自然是师长。后来李鸿章进京赶考时，又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

太平天国爆发后，李鸿章回安徽老家办团练，几年之后做失败了，便打算去拜到曾国潘门下做个幕僚。曾国藩为了杀杀李鸿章的傲气，拖了一个多月才点头。曾国藩对李鸿章很严厉，连懒觉都不许他睡。

李鸿章为人聪明，对一些事的见解在老师之上，也因为这伤了感情，后来因为弹劾李远度还分道扬镳了。

但是后来曾国藩还是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也发现自己离不开曾国藩，又写信回去试探。曾国藩爽快地让李鸿章再回来。

3、左宗棠和李鸿章

两人都是从曾国藩的幕府中出道的，后来都成为封疆大吏，都是洋务派，都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左宗棠瞧不起李鸿章，认为他不会打仗，认为他对洋人太软弱。李鸿章也不喜欢左宗棠，觉得这个家伙太多事。

扩展资料：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书法：

1、曾国藩

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自己写字的用功，并把写字作为日课。

比如，“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即使在同太平军作战期间，也能“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

曾国藩有一套理论，他将乾坤之道寓于书法，认为作字应刚柔并济。有理论作指导，有勤奋作支撑。书法里有乾坤，却不止乾坤。因此曾国藩写得辛苦，写得漂亮。

2、李鸿章

李鸿章的字总能给人一种循规蹈矩、棱角内敛、运筹大度之感。

李鸿章以进士出仕，清廷取仕不仅看诗词文章，还看书法成绩，书法功底欠火候者难以进入殿试。李鸿章的书法功底便源自于早年争取功名时所下的苦功，后来又发展为自己的爱好，每日临池不辍。

晚年，李鸿章便把书法作为养生之道。

3、左宗棠

左宗棠虽为武将，但也通文，与曾国藩一样，擅书法，并给后人留下了大量楹联作品，其中他的一副楹联深得李嘉诚喜欢，并挂在了他的办公室。

近人评价他的书法称：“文襄公行书出清臣（颜真卿）、诚恳（柳公权），北碑亦时凑笔端，故肃然森立、劲中见厚。”足见造旨之深！

仔细观看左宗棠书法，你会发现他的大字雄浑有力，有武将之英姿，读者随即会被宏大的正气所震撼。

但再看他的行件随笔，会发现文字细腻雅致，爽朗劲健，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修养，这两种气息能在一人身上得到体现，实为难得。

参考资料：-曾国潘

参考资料：-李鸿章

参考资料：-左宗棠

为何左宗棠去世后，令英法俄都长舒一口气？

提到左宗棠，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对他一定都有一些印象。

左宗棠是晚清有名的大臣，也是洋务派的杰出代表，与曾国藩等人被统称为?晚清四大名臣?。

左宗棠是湖南人，他出生于1812年，于1885年去世，终年74岁。

左宗棠的去世，对于晚清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毕竟他是晚清最后一根顶梁柱。因此，他的死对于慈禧来说，也是比较难以接受的。此后，慈禧拨款三千两，专门为左宗棠的治丧。

随着左宗棠的去世，他这个曾经在晚清历史舞台上风光一时的人物，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退出，令英法俄都长舒一口气。

首先是法国，由于他们攻占了台湾岛，而左宗棠便与他们摆开架势进行一场生死决战。法国人也深知左宗棠的厉害，对他忌惮不已。要知道，战争中重要的并不是对方有多少兵勇，而是带兵打仗的领头人到底是谁。

若带兵将领有真本事，他就可以带出虎狼之师，若他是个菜鸟，那他在敌人面前就会不堪一击。

所以，左宗棠一死，对于法国来说，就相当于少了一个劲敌，他们长舒一口气也就不意外了。

除了法国还有英国，当时英国对华人是非常轻蔑的，有人歧视中国人，左宗棠就发火，怒带人直入英租界捉人。当时的左宗棠威严无比，为中国人挽回颜面，受到中国百姓的爱戴。同时，英租界的人对他也十分惧怕，据说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立马就得换上清王朝的龙旗。

对于英国人来说， 左宗棠去世，他们就少了一个惧怕的对象，所以他们在左宗棠去世后，也长长舒了一口气。

对于俄国人，左宗棠也毫不客气。俄国人曾侵占我新疆，左宗棠便把他们给赶走，收回了伊利等地。后来左宗棠还决定在哈密决一死战，俄国人面对这个硬骨头也是一筹莫展。

左宗棠一死，他们也就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因此，他们也是长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左宗棠的死，大清王朝少去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臣，清廷少了他这个硬骨头，似乎再也挺不起腰杆子。晚清任人宰割，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无数。若当世再有几个像左宗棠这样的硬气之人，清王朝也会在刹那之间轰然倒塌掉？

左宗棠死后，有人遗憾，有人欢快。对于清王朝来说，他是大英雄，而对于外来侵略者而言，他就是阻挡他们入侵中华大地的阻挠者。在中国历史上，像左宗棠一样的英雄人物，无疑会在史书中留下光辉的一笔，而他所带给后人的，也终究是令人无比景仰的英雄事迹。

左宗棠能如此，也算不枉一生了。

洋务运动和晚清政局

。“内忧外患”使清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晚清统治集团不能不正视现实、痛定思痛，寻求新对策。洋务派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现的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对外和谈的恭亲王奕欣、文祥及镇压太平天国前线的主要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的主张开始受到清廷的重视和支持。当然反对和不理解变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坚力量则为顽固派。这是晚清统治集团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出现的分野。清廷在当时比较坚定地支持了洋务派的主张，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构成这些条件的主要因素是：

对外，不惜以最大代价尽快结束战争，换取暂时的和平。面对残暴的侵略者，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无力抗衡，不得不屈从于列强的无理要求，不惜出卖大量权益进行妥协，迅速签定《北京条约》，结束战争状态。中外《北京条约》的签定，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同时也以此为代价换取了中外关系的暂时缓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改变对华策略，由“打”变“拉”，有的馈赠洋枪洋炮；有的愿派教官帮助训练清军；有的甚至要主动出师帮助清廷剿杀太平军，企图用各种手段扶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以使刚刚签定的条约尽快兑现。清王朝则批准由奕欣代表总理衙门提出的：“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方针，力图“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2〕。 利用暂时和缓的国际环境加强抵御外侮的力量。

对内，全力争取政治局势的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镇压太平军和各地人民起义。为此，曾打破惯例，给予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更大权力，企图尽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换取晚清政权的稳固和长久。二是，尽可能维护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维系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巩固和加强国家机器。这两者相辅相成， 目的在于形成在晚清朝廷控制下的稳定的政治局面。 1861年在清廷内部爆发的“辛酉政变”则为实现这种局面提供了条件。

1861年夏，咸丰帝死去。他去世前，已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实行上述转移。不过，随着他身体的衰朽，统治集团内部觊觎最高权力的各派政治势力已开始暗中展开较量。咸丰皇帝去世后，五岁的幼子载淳继位。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意味着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各派政治势力立即展开一场无情厮杀，最终被慈禧、奕欣集团攫取了最高权力。奕欣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天潢贵胄，位极人臣。他在北京主持与侵略者谈判过程中，开始萌发借西法以自强的思想，并积极上奏请求实行。慈禧上台之初，既无从政经验，更无军政实力，对奕欣备加宠信，封为议政王；对他的建议则言听计从。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与其说是两宫同治，不如说是慈禧与奕欣同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向奕欣倾斜。他们为巩固到手的权力，对政敌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办法；对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机构的官员则尽可能予以抚慰和利用；特别是对手握重兵活跃在镇压太平军前线的汉族官员则予以更大的权力，千方百计维持统治集团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加速对太平军的围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恭亲王奕欣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视与信任。他们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于1864年陷南京，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稳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利用“借师助剿”，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开始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他们认为，“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於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3〕。他们纷纷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以“自强”， 并开始在地方设局仿制。

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见臣下时表示：不忘此仇，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4〕。 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他强调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即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5〕。 奕欣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这种大体一致的认识和举措，显然为洋务运动的顺利兴起提供了较为适宜的政治条件。洋务派遂得以冲破阻力，承担了他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的责任，扮演了并不熟悉的角色，倡导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二

洋务运动处于既要师夷、又要御侮；既要维护封建统治、又要在诸多方面冲击和破坏旧秩序的矛盾中。为在这种矛盾中生存和发展，它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强有力的领导和适宜的政策。这是洋务运动得以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是关系其成败利钝的首要前提。晚清政局首先是在以上诸方面对洋务运动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反应，使之得到相应的发展。

洋务运动初期，正值“辛酉政变”之后，统治集团空前团结，上下认识大体一致，得以冲破阻力，在机构、政策和经费诸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表现了空前的魄力。

洋务运动前，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及其长期执行的制度、政策，都是自然经济的产物，都是维护和服务于自然经济基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与引进大机器生产并逐步发展商品生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培养新式人才格格不入，显得日见落后与无能，不可能担负起指导洋务运动的职能。新的生产力要求与之大体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晚清统治集团虽然并不明白这种道理，但却从自身需要出发比较顺利地进行了机构和政策调整。

在机构方面，首要的是设立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成立于1861年，是总管外交、外贸和一切与外人打交道的临时机构。它仿照军机处的建置，以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及户部侍郎宝鋆等主持其事。奕欣等人同时兼任军机大臣，主持枢务，遂使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形成两个机构一个实体的局面，从而提高了总理衙门的地位。由于兴办工业要引进机器设备、聘任外国技术人员乃至在诸多方面与外国打交道，总理衙门遂责无旁贷成为早期筹划、指导洋务运动的中心。此外，清廷还逐渐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遇事与总理衙门咨商；放手让沿江沿海将军、督抚讲求洋务，从而使清廷上下有了虽非专门但却有一定规模和权势的机构推进洋务运动。

在政策方面，为适应创办和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清廷在沿用旧式官办手工业办法的基础上，逐步摸索改进，形成了一套容纳大机器生产的作法。主要是：一、所有军事工业一律官办。即由封建政府出资兴办，委任官员管理。这既沿用了已往官办手工业的办法，又允许引进、仿制和使用新式机器设备，使之服从于加强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军事、政治的需要。二、所有产品不是商品。不过在政府调拨过程中，有时为了弥补军事企业经费，相互之间要计值补偿。三、为解决人才匮乏，除积极搜寻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允许以高薪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聘用办法，一般采用合同制，严格规定聘用时间、任务和奖惩条件，使企业不致大权旁落又使被聘洋人得到合理约束。四、允许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允许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显然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外另辟一条培养为机器工业所急需的新式人才的道路。以上诸项举措，为军事工业的创办、西学的引进和新式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并为此后发展民用工业所汲取。

由于政局稳定、上下一致、机构得力、政策适宜，使沪、闽、宁、津四大军事骨干企业和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得以迅速开办，并能够顶住顽固派的种种责难与反对，包括击溃同治五年（1866年）间顽固派掀起的反对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狂澜，洋务运动呈现出少有的生气。

然而，封建统治集团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所谓团结和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慈禧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心追求的是建立个人独裁。她绝不允许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长期听人摆布，一旦稍有实力和经验便开始排斥奕欣。同治四年（1865年），她借蔡寿祺弹劾奕欣之机小试其锋，虽未遂其愿，但削掉了奕欣的“议政王”称号。此事使奕欣及各地与之声息相通的洋务派官员受到重大触动，使之上疏建言益发小心谨慎，不能不影响洋务运动的进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宋晋等人认为福州船政局造船糜费、无效上疏发难，企图终止刚刚发展起来的船舶制造业。这次反对派的声势和规模虽然远不如第一次同文馆之争，但奕欣等洋务派还是谨慎从事，利用征求沿海沿江官员意见的方式展开反击，有的则乘机提出将船舶制造与兴办轮船运输业相结合的主张。奕欣遂代表总理衙门在总结这次辩论的奏疏中予以支持，使之得到清廷肯定。这一番努力，遂使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得以创办。此后，洋务运动遂进入军事与民用工业并举，“自强”与“求富”并行的阶段。

创办民用工业面临的困难远比军事工业为重，清廷对它的重视却远不如军事工业，致使一直没有专门指导民用工业的机构而只能由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兼管。不过，在各地洋务派的努力下，还是为冲破阻力建立企业摸索出一些政策，并得到清廷的认可。这些政策主要是：一、允许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创办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固然使这些新式工业隶属于封建政府之下，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它巧取豪夺，但在中国民用工业起步之际有利于抵制外资企业的竞争和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反对。二、允许采用股份制，广泛向民间募集资本。这在当时显然是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的大胆举动。它不仅有利于清王朝解决创办民用工业的资金，而且使股东对企业有了相当多的支配权。不少企业成立股东会或董事会，制定办事章程，强调投资者的利益和权力并得到官方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三、允许企业“照买卖常规”经营，扩大商品市场，增加企业盈利。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少企业通过推行这一规定，力图摒弃封建官府的干预和官场腐朽风习的浸染，使企业按价值规律经营，以利于生存和发展。四、鼓励与洋商竞争。曾对一些由洋务派头面人物控制的大企业先后给予过垫借官款、独享生产某种产品或经营某种事业的权力、减少关税等措施，便于其与洋商竞争。五、在一定领域允许商办机器工业存在。几乎在官方倡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缫丝、粮油加工、火柴、印刷等商办企业开始出现。这显然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清廷在不触犯自身权益的前提下大体采取了默认态度，但对有些企业的兴办则一再阻止，如内河轮船航运业。此外，兴办各类学校、培育新式人才、聘用外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仍在延续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清廷内部矛盾的增长和摩擦的加剧，上述措施远不如军事工业得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发展民用工业乃至洋务运动的一些重大提议则长期不置可否。例如，同治末年海防之议时，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已经将创办海军、修筑铁路、改革科举等重大举措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清廷权衡利弊除支持沿海各地分散创办海军外，其它均搁置不办，严重阻碍着近代化进程。

光绪继位后，晚清政局出现新的变化。思想守旧、对慈禧愚忠的光绪帝生父奕譞的地位日见提高；与洋务派长期有歧异的清流派作用日见增大；湘淮系之间的矛盾往往被清廷利用作为搞政治平衡的砝码。奕欣及长期依附他的洋务派官员进一步受到压抑。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剧。中法战争中，慈禧遂借前线失利之机，一举罢黜军机处全部大臣、改组总理衙门，将奕欣等人逐出政坛。第二年（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或“海署”）。这次机构调整打破了以往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共同指导洋务运动的旧格局，使清廷在指导洋务运动的机构上一分为三：以礼亲王世铎领衔、由醇亲王奕譞参与机要的军机处为中枢，统筹全局；以醇亲王奕譞为首并由奕劻和李鸿章等组成的海军衙门承担海防近代化及修筑铁路、冶炼钢铁等事务；以庆郡王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仍担负原职。不过，由于奕劻不是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地位与权势已明显下降。奕劻曾在当时上疏，力陈军机大臣不兼总署之弊，列举“上下之情易隔”；“中外之隙易生”；“枢臣办理洋务必至隔膜”；“署臣办洋务必至旷官”；“衙门之体制顿改”；“章京之鼓励倍难”六大弊端〔6〕， 但慈禧不为所动，并传旨申饬。海军衙门的设立自然是为加强海防，但该衙门大臣的任命则是这次政争的结果。不过，经过实际参政的磨练、特别是中法战争的刺激，奕譞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光绪帝和大清国的前途，他力主加强海防、大练海军，并很快将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吸引到他一边。海军衙门设立初期仰仗慈禧的信任显示了空前的魄力，确定了以发展北洋海军为重点的海防政策，并在组织领导、财力、物力诸方面予以保证，又制定出《北洋海军章程》，使北洋海军迅速成军。不久，它又成功地击溃了顽固派长期以来反对、阻挠修筑铁路的猖狂进攻，使清廷终于肯定了修路之举；还以很大的魄力支持筹办大型钢铁企业。这一时期的洋务运动则明显表现出以海防建设为中心，使海军及与之有关的铁路、矿山、钢铁等门类有了较大发展，对其它方面的指导则相对不足。1891年，奕譞去世，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也跌入低谷。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败。不久，海军衙门也被裁撤。

从以上简要记述可以明显看出，晚清统治集团在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和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还是为洋务运动的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开办提供了一个虽非理想但又能得到一定发展的政治环境。对此，值得重视与探讨。但是，更要看到这个环境又是极不充分、极其有限的，随着政治局面的恶化，越来越阻碍乃至窒息它的发展。

三

晚清统治集团终归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政权。尽管社会朝野越来越多的官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清政权推进改革、学习西方、借法自强，但是它却不能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始终站在前沿实施有力的指导。近三十余年政局变化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洋务运动。它表现在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海防近代化建设作了三次较大推动之后都相继跌入低谷，无力推动它们持续发展而日趋衰朽，最终断送了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断送了清王朝自身。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晚清统治集团本身来讲，主要是它素质低下、内争不已和日趋腐败。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代表，晚清统治集团缺乏高瞻远瞩、奋起自强、力求摆脱半殖民地国家地位的气魄和识力，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措施。对外，它虽然表示要通过执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7〕的方针，利用暂时缓和的国际环境实现自强， 也讲过一些要报仇雪耻的话并有过一些举措，但实际上一贯对列强唯唯诺诺，缺乏自信心，患有软骨病。对内，并没有真正将洋务运动作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作为长期、稳定的国策倾注全国之智力、物力和财力拚死力争，而是将洋务运动作为了权宜之计。在军事工业和国防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对日本的迅速崛起也视而不见，不能采取相应措施迎头赶上，而是列强打来了就重视，不打就放松。呈现不打不动，甚至打也难动的局面。在民用工业方面缺乏应有重视，一直没有形成从整体上扶持和奖励其发展的政策，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指导结构，而往往将民用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附庸或成为官方榨取资金的对象。在改变人们知识结构、培养新式人才方面，一直受旧意识形态和科举制度的束缚。对此，清廷则无意改变。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晚清统治集团素质低下，缺乏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根本不具备领导近代化的能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趋势是，逐步建立了以慈禧为中心的专制体制。慈禧文化素质不高，充其量初通文墨，根本不知近代化为何物。自辛酉政变上台后，她最关心、倾注最大精力的是建立个人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她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施展权术，千方百计培植羽翼，排斥异己，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内耗不断，政争不已。在中央，她为了削弱、排斥奕欣势力，相继于同治四年、十三年和光绪十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政潮，最终将奕欣赶下政坛。对各派政治势力，包括洋务派、顽固派乃至洋务派内的湘淮系官员，则极力搞平衡，恩威并施，防范与利用并举，防止某一方权势过大，以成尾大不掉之势。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各级官员长期处于相互猜忌、对立乃至争斗之中。晚清统治集团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内战”、耗于“内战”，洋务运动只能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慈禧是最高决策者。在洋务运动时期，没有见她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对臣下方案批准与否又往往和宫廷斗争纠缠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斗争的需要，致使对洋务运动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建议，往往一再遭到阻难而被搁置。在总署、海署等中央机构及各地主持洋务的官员，虽然对推进洋务运动有一定积极性，但处于这种政治漩涡中，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受到重重阻抑，时时事事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只要清廷不点头，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甚至闭口不言。忠君高于近代化。这是他们混迹官场争取高官显贵的基本信条。敢于在下边发发牢骚已属胆大妄为。这种布满荆棘与陷阱，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造成一般官员都胆小怕事，使洋务运动缺乏了必要的活力。

晚清政局变化的又一趋势是，日益严重、不可遏制的腐败。这是断送近代化、使民族无以自强的重大因素。官场黑暗、吏治败坏本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固疾宿弊。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特别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虽然空前扫荡了这些污泥浊水，但是封建统治集团在镇压了这些起义之后，立即故态复萌，因循苟且、争名逐利、追求享受之风愈演愈盛。尽管列强环伺，压迫日甚；社会矛盾相当激化，但封建统治集团却日趋陷入醉生梦死之中，大难将临而不知醒悟。即以慈禧而言，湘军刚刚攻陷南京，她就认为大功告成，从此日趋讲求享受。她曾多次纵容和支持同治帝在财务非常窘迫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以使其颐养天年。搞近代化可以因没钱而停滞，为享受修园林则千方百计大肆搜刮，以至引起重臣群起反对而不顾。她自己虽然没有提出过一件推动近代化的方案，但却一次又一次亲自审查和描绘重修宫廷园林的蓝图。最高统治者尚且置国事于不顾，以国事服从一己之私欲，不能不使忠心谋国者为之心寒，有远见卓识者闻而缄口，其政风则每况愈下。不少官员视官场如市场，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他们不是将兴办洋务企业、事业作为自强御侮的根基，而是作为淘金、市荣、升官、邀宠的阶梯。例如，不少企业管理机构如同政府衙门，懂技术精管理的人才不多，投机钻营、挂名分肥者不少，在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上营私舞弊，造成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下，致使不少企业难以维持。在这种腐朽政风下，想建立强大海军和国防，建立先进的工业体系，只能是痴人说梦。李鸿章晚年曾形象地评价洋务运动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露，不可收拾”〔8〕。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将。 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究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腐朽的晚清政局对洋务运动的侵蚀与破坏。

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东侵的时代，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面临两种历史选择：一种是奋起“自强”，积极创造条件摆脱半殖民地处境，使民族得以独立富强，如日本近代所走过的道路；另一种是在列强侵略、欺侮下，日益软弱，呈现出听之任之、无可奈何的状态，最终沦为殖民地，印度即为一例。中国晚清统治集团在这两种选择中，虽然具有争取第一种前途的愿望，上上下下搞了近三十年洋务运动，但却由于自身软弱、腐朽与无能而无法达到自强，最终陷入半殖民地深渊。这是一条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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