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登斗土司亲信

老登斗土司亲信

壮族有个机智的人叫老登，一天，他得罪了土司，土司就差亲信焦卒带领几个兵丁闯到老登家，要捉拿他。

焦卒一见老登，发狠地说：“老登啊，老登，你想不到吧，今天你会落到我手里！焦老爷今天要报50大板之仇！”

焦卒与老登的仇，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焦卒是土司的红人，经常仗势欺压百姓，老登决定让他吃些苦头。

一次，土司的一只公羊在州府被偷走了。土司就请聪明的老登帮他破案。老登对土司说：“我的鼻子尖，能闻百味，公羊味大，沾到贼身上，三天都不散。”

土司就叫州府的人集中在公堂，叫老登去闻。老登事先准备了一团蘸着羊脂的小棉球，等闻到焦卒时，他惊叫起来：“老爷，焦卒身上有公羊味。”

说着往他身上点了一下。

土司也上前闻了一闻，果然闻到一股公羊味，就下令将焦卒打了50大板。

焦卒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决定捉到老登后，要狠狠打他100大板！

老登见了焦卒和兵士们，并不惊慌，说：“从这里到州府很远很远，我们还是吃饱了再走吧，反正我现在是插翅难飞走了。”

焦卒和兵士们也确实又饿又累，听说有好吃的，个个眉开眼笑。焦卒说：“好吧，快弄点东西来，焦爷我不怕你逃走！”

老登点头称是，和儿子捉了一只又大又肥的公鸡，到厨房里宰鸡去了。

焦卒却鬼头鬼脑地布置兵士把房屋团团包围住。

一会儿，老登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子，儿子却突然一手抓起块肉，胡乱地往嘴里塞。老登当即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一边大骂起来：“狗日的杂种！是给焦爷他们吃的，倒敢先吃！”

儿子大哭起来，一边端起那鸡肉往屋外飞跑，一边大吃起来。

一老登操起一根棍子，气急败坏地追上去，一边追，一边用十分难听的话骂儿子。

父子俩一前一后地跑，焦卒和兵士们在一边笑着看热闹。可是一会儿，眼见他们竟跑远了。

焦卒这才一拍脑袋说：“啊呀！我们上当了！快追..”

可是，这时已经晚啦！

能否告诉我土司的确切解释吗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淫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尘埃落定》——土司王朝最后的哀歌

站在当下，回过头看，《尘埃落定》不仅是阿来长篇小说创作生涯的开始和高潮，更是当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容轻视的高山。可在这部作品完稿的四年时间里，却经历了无人问津，屡投屡败的尴尬局面。

那些曾将阿来和他的作品拒之门外的编辑不会想到。

数年之后，这部讲述康巴地区藏族土司家族兴衰的传奇作品，将会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火爆起来，并一举摘得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桂冠——“ 茅盾文学奖 ”，成为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大师经典并列的优秀作品。

而他的作者——阿来，在此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老师和杂志社编辑，在此之后，则两度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并担任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和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本名杨永睿，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他所在的马尔康市俗称“四土”，也就是四个土司管辖的地方。这为他对藏区风土人情和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出生在一个藏族母亲和回族父亲所组成的混血家庭，也让这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成为我国民族文学序列中独特的存在。

与众不同的出身赋予了阿来小说创作的先天优势，遥远的嘉绒藏区，古老而神秘的土司制度，异域风情之下的爱恨情仇，以及谈起藏区不可不提的藏传佛教，都成为阿来作品中时常现身的重要元素。

借由着它们，阿来才得以站在历史的潮头，与未来和过往对话，驻足在时代的边缘，为腾飞的城市和迟暮的山寨搭桥，也正是它们，为我们构建起了一个独属于阿来的文字宇宙。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桩桩传奇的藏区往事，完成阿来对于历史、文化以及对于人本身的探索和拷问。

而《尘埃落定》，正是这样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本书描写了一个地处汉藏交界地区的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抢来的汉族太太生下一个傻瓜儿子。当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傻子的时候，他却显露出常人所不能及的深远智慧和超越时代的预知能力。在他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不仅遭受了爱情、亲情以及权力的牵挂与羁绊，而且成为了存在数百年的土司制度覆灭的见证人。

傻子少爷的一生并不漫长，但却足够精彩。既有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人生最美好感情的真挚体验，也有对权力漩涡中人性畸变的轻声哀叹，更有对“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的感伤与迷茫。

他用自己的“傻”带领着我们体味人世间的美好，又用灵光乍现似的睿智，以超然物外的眼光俯视一座即将坍塌的高楼里，那些像蝼蚁一样奔忙的人们的挣扎和无奈。

全书以傻子少爷为引，让他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带我们走进那个业已消失的美丽世界，从一个傻子的成长之中映照出土司王朝覆灭之前最后的余晖。

一个男人的成长，往往离不开女人。在傻子少爷的一生中，“要”过的女人不在少数。但真正走进他心里的，却只有两个：侍女卓玛和土司之女塔娜。

对于傻子少爷来讲，侍女桑吉卓玛不仅是他男女之事的启蒙老师，还是他永远的初恋。在他的一生中，当年奔放热情的卓玛，成为了他始终难以忘怀的姑娘，承载着自己性意识的苏醒和作为一个男人的开始。

而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的出现，则叫他知道了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但是美丽的塔娜不甘委身给一个傻子。当傻子有粮食的时候，她来到傻子少爷的身边，当傻子失去权势的时候，又背叛了他，和有希望成为土司继承人的大少爷搞到了一起。爱情之中的悸动，欢喜和背叛都在这段感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 ? ? ? 爱情如清晨的甘露，滋润着阳光下正在成长的少年。

但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来讲，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征服，才是推动他不断前进的动力。而看上去傻乎乎的傻子少爷能否成功战胜勇武的哥哥，成为下一任土司，则成为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于是，从前的那个傻子开始独自带队巡游南方，发现人头里长出罂粟花的秘密，做出种小麦的正确判断。在百姓流离的饥荒年代里，靠着粮食和枪炮左右边境局势，并凭借超前的理念，招商引资，建立起一个车马喧嚣、人声鼎沸的边境小镇。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土司了。

智慧上的开悟让傻子少爷进入了家族的权力核心，拥有了他此前未享受过的待遇，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烦恼。当他是一个傻子的时候。父亲放心，哥哥疼爱，只有母亲时常为他的不争气而叹息。

但是随着傻子少爷渐露锋芒，父亲开始为继承人的选择而忧心，哥哥投来嫉妒的眼神，包括被称作傻子的他，也在不经意间体会到权力的美好滋味后，滋生出一些不该有的想法，甚至在某个瞬间，期许自己的父亲死去。

傻子的成长，既值得欣喜，也让他陷入了迷茫。生活在教给他生存之道的同时，也将人性的面具一点一点地撕扯了下来。

让人歆羡的爱情故事，带领读者回味人生中最令人悸动，最炽热的感情。土司家族内外的权谋斗争，则在惊心动魄之时，一次次的完成了对于人性的拷问。但在傻子长大的同时，有一种变化也在明显发生着，尽管没有人说出口，但每一个人都无比清晰的意识到，改变发生了。

当我们以后来者的身份去看待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土司王朝的终结有着近乎不可抗的时代因素。清末以来，鸦片的流入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它不仅仅是一种毒品，一场战争的名字，更是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因为鸦片，中国进入了百年的屈辱史，而对于土司们来讲，鸦片的进入，则让这片小小的土地陷入了彻底的疯狂。田野上，奇异的花香到处漂浮，催生着人内心的欲望。而在鸦片所带来的，不仅是人性中的疯狂和贪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和枪炮。

对于美色的垂涎，让麦其土司抢占对自己最为忠心的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并以查查头人的领地为饵指使其管家多吉次仁杀害了他。

后来，多吉次仁非但没有得到自己期许的土地和财富，反而又被土司太太派人杀死。这看似绝顶聪明的谋划，最后却为麦其家的没落敲响了丧钟，在故事的结局里，大少爷和傻子少爷的生命都被仇恨的烈焰所吞噬，成为了土司个人欲望的牺牲品。

对于财富的渴望，则让这些彼此既是亲戚又是仇人的土司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战争。有名字好听的“罂粟花战争”，有在北方边境茸贡土司与拉雪巴土司之间的“小麦战争”。

总之，鸦片魅惑了人类的内心，将欲望的魔鬼释放，为了美色，为了财富，人们互相攻击，将本就遥遥欲坠的土司制度，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鸦片和枪炮，看上去是导致土司王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但深思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人性和欲望才是悄悄啃噬这座大厦的白蚁，而“中原王朝”势力的进入，则是为这座早已腐朽的高楼吹起了最后的狂风。

除去欲望的放肆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土司制度必将灭亡，和它的残暴、封建、腐朽脱不了干系。

土司、头人、百姓、科巴（信差）、奴隶，构成了土司王国的严密的等级制度。行刑桩和行刑人，是统治阶级压寨人民的刑罚象征。而由门巴喇嘛和济嘎活佛组成的宗教系统，负责对百姓进行思想上的洗脑。带兵官所代表的，则是土司的军事力量，对内镇压对外杀伐。

唯一能够让土司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书记官则因为说真话而被杀掉，从此麦其土司的官寨里就没有书记官这个职位了，一起消失的还有对于自己历史的记忆。

土司家的人，可以随意“要”任何一个百姓家的女子，可以随时将一个人变为奴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施加刑罚，他们拥有数不尽的白银和腐烂的粮食，而他们的子民却永远与饥饿为伴。

野蛮、混乱、封闭，是土司世界美丽外壳之下的真相。他们自身的制度早已不适应这个社会，但他们仍然拒绝任何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改变。弘扬新教法的翁波意西带着满腔热血而来，等待他的却是割去舌头，被自己曾想要教化的世界所驯服的命运。

土司制度的残暴与腐朽，土司们的贪婪和专横，无不都在为这片土地上的王者们吹响挽歌。土司王朝的没落早成必然，阿来并没有过于哀伤这些曾经主宰他人命运的人，也有一天会在炮火中化作尘埃。但借由着傻子少爷，阿来表达了对于未来的迷茫。

每一天清晨，傻子少爷醒来之后，总要好好想一想，自己是谁，自己在哪。不然一整天都是浑浑噩噩。

这种迷茫随着世事越来越繁杂也变得日益加深。而傻子少爷真正困惑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而是对于土司大厦倒塌之后，这片大地新的高楼如何构建的迷茫，是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下，藏族文化如何自处的，如何发展的担忧。

傻子少爷身上有着阿来的影子。傻子少爷的母亲是汉人，父亲是藏族土司，而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在藏区做生意的回族人。混血的身份，两种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阿来，就像傻子少爷一样，也时常陷入迷茫。

因此，《尘埃落定》表面在讲一个傻子在土司王朝最后余光里的成长，实则是阿来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传承的担忧。他对过往时光所代表的藏族历史文化表达了深情的眷恋，同时也对文化传承的方向陷入迷茫。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藏族文化该如何以自处，则是他也不能回答的。

傻子少爷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在藏汉之间，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尴尬处境。他是最能跟的上时代的藏人，可最终也免不了被时代撕裂的命运。等待他的，跟土司们一样，属于旧时代的人，就该在旧时代燃烧的火光里化作尘埃，而新时代下人们和文化的走向，则是属于新时代的人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师一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2.13

土司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土司对当时的社会有何影响？

土司制度最早出现在元代，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施行的是羁縻治策。两者在完善程度和具体细化方面虽有区别，但其内涵、治理思想和施用范围等大体一致。

一、土司之地的主要内容

在以滇黔桂等西南部为主的边疆地区，封建王朝任命当地蛮夷首领为各级土官或土司，土官土司职位的带下，官职和所任职务不可随意废除，经过批准乃可世袭。如果履职不善或者互相兼并，朝廷当免其职、降职或者治罪。

有些地区在罢免土官土司以后，朝廷改派流官管辖其地，史称“改土归流”。朝廷将土司土官的任用，与当地所置的统治机构相结合。在土司任职衙门亦设朝廷派遣的同级流官，基层事务则由土司、土目等低级土官负责。

土官土司任职的机构仍有羁縻的性质，但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管理。土官土司有正式的品秩，有待遇、有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大体一致。

土司土官的职责，包括在辖区清查户口、收取赋税、统领土军、判决纠纷、维持治安与定期朝贡等。土司土官可统率属于国家军队的土军，土军由土官土司所辖的蛮夷壮丁组成。土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但也接受朝廷的调遣，有上级土官土司率领赴外地出征。

土司土官制度在西南边疆取得了成功，而其关键在于与当地蛮夷社会的特点暗合。受地理气候环境与动植物资源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影响，西南边疆诸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复杂多元。诸族长期、居住特定的自然环境，积累了适应当地生活的特殊经验，与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存在紧密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数千年间外地移民不断迁入，与西南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使西南边疆文化的类型类似于内地，他们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但有经济上自给自足及文化类型接近内地等特点。

因此，西南边疆诸族的主要矛盾在其内部，即诸族内部及相互之间谓资源占有和恩怨长期进行斗争，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或者说西南诸族的斗争主要是在本地，对内地的封建王朝，西南诸族势力则多怀有敬畏之心。

二、土司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土司制度对于当时最大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边疆各族群及其文化与中央王朝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和历史进程等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差异导致了没矛盾和冲突。不同族群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成为普遍历史现象。

但是，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无法断绝和割舍的，一是历史以来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二世政治军事上的保护与支持，三是各族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些都导致了诸族对中央王朝缺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土司制度，恰好就对于这种认同关系的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土司制度在边疆族群与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关系上，是用过历史的几点上升到统一政权下中央与地方的依赖关系。

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当中，土司们借助中央政府的文化推广政策，学习、借鉴和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发展成为地域色彩浓郁的地方文化，并不断的推广、辐射和延伸。

诸如人们早已认同的广东、广西、湘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地方文化，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中华文化性，更没有人能否定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

以云南为例，土司制度建立后，云南的变化是划时代的。明代以前，云南是以彝、白、傣等民族为主的“边夷”地区，从秦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的汉人，都已入乡随俗，被“夷化”了。

土司制度建立以后，广兴学社，各族子弟有机会“举宠学官，教养笛子，使知礼仪，以美为俗。”加上明代大量的内地汉民迁入，云南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成功兼容并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云南文化”。

同时，土司制度的政治认同价值是以往任何时代的边疆政策无法企及的。它和以往的边疆政策区别在于它是政府行为的规划性认同建构，是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模式，这个制度产生了两者互补的结果。

土司制度给了边疆各个族群以合法的国家地方行政实体地位，他们成为国家行政单位的一部分，任命、升迁、继承和责罚有了严格的制度程序，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自治权，这一点很重要。它使不同族权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了良性的互动，逐步衍生了对“国家”概念的初步认识，必须相应担负应尽的国家责任和义务。

比如，明朝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叛乱，各地土司响应平叛；嘉靖年间，广西狼兵、湖广土兵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奉命出征，战功卓著。再如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景颇族土司左孝臣率众抗击英国入侵，英勇牺牲，使片马终没有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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