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

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洪亮吉生平
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1746年九月三日（10月17日），卒于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1795）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1799）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洪亮吉成就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时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曾评点当代诗坛108家，并以梁山泊好汉相拟，将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

洪亮吉著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嘉庆帝坚持接班人想法，为何却有人称他错失了改革机遇？

嘉庆皇帝错失改革机遇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笔者认为不外呼以下两点。

嘉庆

首先来看，乾隆皇帝创造出大清盛世，当时的清朝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也有了全新的变化，以往的固有的管理模式已经大大的不能再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可是在乾隆多疑的性格面前，多年在乾隆的威严下生活的嘉庆，已经注定了不会“改革”的性格。

乾隆

甚至在乾隆四十八年，嘉庆随父东巡福陵时，还发出“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这样的感叹。由此也不难看出，嘉庆在没有继位之前，其实就已经显露出了其“守成”的主要思想。继位还是改革？面对这样一个多疑的父亲，很明显，嘉庆不敢有任何冒险。

其次，“洪亮吉事件”也是另一主因。洪亮吉是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到了嘉庆时期，洪亮吉更上奏了一个语出惊人的奏折：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洪亮吉称，“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

面对洪亮吉的奏折，嘉庆虽然震动，但也清楚感到，如果承认了洪亮吉奏折所奏之事，那岂不是彻底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于是，嘉庆虽然“心动”，但还是找了一个罪责将洪亮吉发配边疆。

和珅

可以说，虽然嘉庆皇帝抱负满满，虽然刚一继位就诛杀了其父最大的宠臣和珅，但其还是没能真正的改革，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清。

《治平篇》(洪亮吉)原文及翻译

作者或出处：洪亮吉
古文《治平篇》原文：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培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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