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现实启示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对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论语》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今天回顾这一历程，对科学看待本国传统文化、做到“两个结合”、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对《论语》中的正名、中庸、知仁勇等历史影响很大，但本身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差距的内容，毛泽东同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对其进行了分辨和化用。关于“正名”，毛泽东同志指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关于“过犹不及”“中庸”，毛泽东同志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关于“知仁勇”，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知仁勇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补充，把认识论与道德论联系起来，很有启发意义。

现实启示

一是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思想中积极的养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反对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二是要坚定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警惕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死灰复燃。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而复兴传统文化中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糟粕的倾向。这种逐渐抬头的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和价值观念，值得警惕。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更无法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因此，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而应坚定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警惕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死灰复燃。

三是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学习、研究、应用中，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构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这一变局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学界对其已有所讨论，普遍以“和而不同”作为其基本原则。构建和维护“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在道义的基础上积极有为，进行“和”的努力。

反对霸权主义。霸道就是“小人同而不和”，一国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所谓“普世价值”，服从其利益。有霸权主义，就不可能有“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构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必须反对霸道。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因为始终会有国家搞大大小小的霸权主义，因此，斗争会贯穿于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全过程。从理论上说，“和”不排斥斗争，相反，《周易》哲学认为，斗争是“和”的构成部分。宋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仁者、王道、天下主义绝不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促其转化，最终走向“和而不同”。

以文教为基础，凝聚、构建基本“世界伦理”。宗教分立是世界紧张、冲突的根源之一，故有学者致力于宗教对话、兼容，形成如下认知：“没有一种共同的伦理价值与标准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致力于建立“和合学”的张立文先生提议：为建立更好的世界新秩序，需努力建立超越各个国家、民族、宗教的伦理道德机制，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信仰体系。中国文教恰足以作为构建世界伦理的基础，因为文教只是教人做人，从而避免了宗教的“诸神”之争，可以提供人之为人的普遍伦理、价值。

建立各文明、国家进行“和”的机制，如政治协调机制、经济合作机制、文化交流机制等。经由这些机制，使各文明、各国家进行常态化的交流、交往、交易，加深相互理解，找到并持续创造合作契机。由此构建并扩大利益、价值的交叠区域，逐渐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人、民族、国家的“不同”是普遍的，而且内在地有离散倾向。因此，人世间“和而不同”的秩序，不论国内的、世界的，不论宗教的、政治的，均不可能自然地、自发地实现，而需要具有道德自觉和政治能力的人、团体积极地“和”，即组织、协调、领导，包括必要的斗争。惟有持续进行“和”，才能塑造和维护和而不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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