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是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桥梁

流派是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桥梁

在长期实践中由感悟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规律和特色的经验，对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医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医理论具有提炼、总结作用，是中医零金碎玉的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桥梁。

中医学理论体系源于生活及临床实践。通过细致的观察、系统的归纳及在一定方法指导下的分析、推理，进而得出相应的认知结论。而由于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经验多样、学说纷呈、流派林立。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不断丰富、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认知标准不统一、缺乏客观性，造成认识理解的混乱、学习传承的困难。分析中医学的经验、流派与理论的关系，对正确认识、准确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经验的积累是流派形成前提

在长期实践中由感悟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规律和特色的经验，对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中医学在认识人体生命活动时，司外揣内与取象比类的东方哲学思维起了关键性作用。

司外揣内又称“以表知里”，即如《灵枢·本藏》言：“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由于认识到人体的内部和外部，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内在的变化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在外部表现出来，因而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形成感性认识，发现并归纳生命状态的本质属性与外在现象的固定联系，形成概念，并由此推测出未知的生命状态，完成由现象把握本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取象比类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符号表达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对象世界联系的思维方法。关于“象”，《周易·系辞传》说：“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具体来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按象同类同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的演绎方法。五行学说即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

司外揣内与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为认识人体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在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方药时，由于受医者本人学识水平、认识角度、文化背景、学术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量采用比喻、形容、拟人等修辞手法表述的又颇具个体主观感受色彩的内容。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的“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濒湖脉诀》中的“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温病条辨》中的“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等。其实，这些观点在未形成理论之前均属于经验认知。

经验是在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的一种体验心得。由于缺乏对客体认识明晰、一致的标准，就导致了中医学经验的“高产”现象。独具特色的理论与临床经验的积累，是学术流派形成的重要前提。这些经验表现在方方面面，充斥于诊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诊疗过程中的规律性，都是经过长期、大量的临床观察、反复验证得来的，因而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中医流派的产生与影响

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提出相应的观点或学说，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出现了一批同道或追随者，这就是学术流派。换言之，成为一个学术流派一般应具备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及代表性著作三要素。

中医流派的产生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术流派层出不穷。但一般认为，中医学派的真正形成肇始于金元时期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与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流派，其依据是“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医者的习医经历、地域风习及社会、时代背景等有关。

师承是流派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是一种师承教育，即家传和师徒传授。这种传承方式决定了弟子通常是终生只接受某一师长的指导和教育，进而也就决定了弟子的学习内容、研究特点和发展方向。如刘完素门下的弟子，自然而然地是研究火热论者；而张元素门下的弟子，则必定重视脏腑病机学说。不仅直接门人，即使是私淑或遥从者，也莫不如此。如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等，虽然不是张元素、李东垣的直接门人，但私淑其学，研究内容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是在研究角度、层次上发生了变化。由师长提出某种学说，众多的弟子接受、坚持和奉行这种学说，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师长为奠基人和核心的医学流派。

所处社会与时代背景对医者研究方向的确立、学说的提出及医派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如伤寒学、温病学及补土派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疫病流行、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情况有密切关系，因而也就有“乱世兴医”的说法。

受交往、交流条件的限制及地域风习的影响，一些学术流派常传播于一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新安医派、江浙或三吴医派、岭南医派、海派等。

中医流派的作用与影响

流派在中医学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医流派通过著书立说与学术争鸣促进中医学的传播。一个医学流派要被大家接受，首先是要让人了解其学术观点，这就需要通过著书立说以扩大影响。随着各种学说的传播，医学流派间学术争鸣也因之兴起。因有捍卫和发扬光大自身学术观点的需要，这种争鸣使得各派都有内在动力，着力深化研究，进而又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推动了医学流派的内部分化，如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分化出了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邪学派和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又如伤寒学派发展到明清时期，分化出了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以张卿子、张志聪为代表的维护旧论派和以柯琴为代表的辨证论治派；二是在外部对立中都要力陈己见，想方设法说服对方。但实际的结果是，由于各派观点都有其实践依据，又每每在争论中互补，因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不是孰是孰非、谁对谁错，而是使相关内容与观点愈辨愈深，愈争愈明。

中医流派的发展有利于中医人才培养。中医学师承为主体的教育体制促成了众多医学流派，同时也在医学流派形成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因此说医学流派本身就是培养医学人才的教育单位。每个学派都有德高望重、博学多识的导师，如河间学派的刘完素、易水学派的张元素、丹溪学派的朱丹溪等人，都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且在后来大多成了中医学界的重要人物。

中医流派对理论的升华

任何经验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众多的经验充实、完善了中医学，促进了学术发展，因而应当加以深入研究，传承光大。另一方面，经验都有一定的主观性，难免狭隘或片面，又制约着其推广应用，并因于思维定式的形成而影响中医学术的提高，因而对经验的过分倚重也不可取，经验还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科学界说和系统解释，是由一系列特定的以及对这些概念、原理（命题）严密论证组成的知识体系，其形成是科学抽象的结果。

中医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医理论具有提炼、总结作用，是中医零金碎玉的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桥梁。一个医学流派从学术观点的提出到学说的建立，都经历了漫长过程，能自成一家全在于其能发挥开拓新领域、填补旧空白的作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每一个医学流派概莫能外，如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医学界伤寒六经理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大胆突破六经藩篱，提出了“六气皆能化火”“五志过极皆为热说”的新观点。再如，易水学派提出的脏腑病机学说和脾胃学说；攻邪学派提出的“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学术观点；丹溪学派重视滋阴降火的相火学说等，都具有原创性的特点。而随着新学说的不断创立，医学流派的陆续涌现，中医学的理论也得到了补充与完善，不断向前发展。

20世纪西方美术流派纷呈,你如何理解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迅猛发展迎来了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也随之而改变。随着人们对世界及对自然的认识，特别是对东方世界艺术的认识，欧洲的艺术家们得到了启发。他们纷纷从民间艺术、中世纪艺术、东方艺术、非洲艺术、中东艺术中汲取营养。打破旧有的传统模式是当时欧洲艺术家的普遍愿望，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艺术在观念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世纪照相术的发明，使再现的写实主义绘画被摄影取代，绘画必然另择其路，由再现走向表现，由写客观物质的形态走向表现画家自我内在精神为追求。魅力四射的东方艺术在线造型的平面写意中充满巨大表现力，更令渴望革新的艺术家们惊奇与清醒：模仿写实只是一种艺术观，不冲破这种传统，艺术的天地难以拓宽。于是后印象派画家率先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强调主观精神表现，塞尚开始以主观概括对象，远离客观模仿；凡·高则以极富激情的色彩和笔触表现个人内心的强烈情感；高更却以象征性、神秘感表现自己思索中的可视形象，他们共同开创了西方现代美术的先河。

20世纪初，现代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加快了生活节奏。现代科技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人类的眼睛从宏观世界延伸到微观世界，因此现代艺术家必然要创造和选择新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己所认识的新世界。绘画“不再作为自然的奴仆”了，要“为艺术而艺术”。现代哲学直接影响了现代美术创造，叔本华的唯我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唯意志论观点导致认识上的直觉主义，这使艺术家的天才和灵感升华为艺术创造的根本。对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弗洛伊德，他对人的精神领域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揭示，强调人类本能需求的重要性，主张情感与感观，尤其是无意识的冲动，要远比主导人类行为的理性思考更为重要。这些理论都成为现代艺术创造的源泉。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美术被称为“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美术。它是指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和先锋特色，与传统美术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思潮和流派。

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阶段是二战后一直到今天。第一阶段是现代主义占主流地位，兼有其他传统的、学院派的艺术，这一阶段的中心是法国的巴黎。巴黎几乎成为欧洲现代派美术的发源地，这里不仅诞生了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也培养出众多具有先锋意识的现代派画家。《亚维农少女》作为传统美术与现代美术的分水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艺术中心从巴黎转向美国的纽约。二战后的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商业化社会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出现的新风潮比欧洲变异的速度更快、更频繁。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出现了与现代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

20世纪的西方美术不停地发生着变化，与先前的西方美术流派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流派此起彼伏，新的艺术局面不停地被更新的局面所取代，其纷繁与芜杂的流派变化，为世界美术史前所未有。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发展的历程，即使是传统的写实主义美术，它从文艺复兴开始也就从未间断过发展与变化，如巴洛克、罗可可、学院派、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新印象派，直至19世纪末的后印象派，可说是新风格、新流派不断涌现。追求变革创新的艺术精神一直引领整个西方美术发展史。而20世纪初出现的流派纷呈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其实就是西方美术发展的必然与延续，只不过是求变求新的艺术精神以“反传统”的姿态表现得更集中、更强烈、更明确而已。后印象派画家率先决裂传统，在绘画中注入画家主观解释的永恒的形体和坚实的结构，创造出突破时空制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绘画，并首先在绘画中运用明亮的色调和颤动奔放的线条传达炽烈的思想与情感。他们首开西方现代美术之先河，以其理论和实践引领着19世纪美术向20世纪美术的过渡。从此，众多的现代流派相继相继登上了西方美术历史的舞台。

实验研究法的实验研究方法在相关学科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实验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历史较长，并大大推动了其发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时间相对较短。但近几十年来，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应用发展很快。 心理学是管理学的基础之一，实验研究方法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具有很长的历史。将实验方法引入心理学，引发了心理学的革命。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运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技术，使用与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相同的实验方法，对人类心理进行较为精细的系统分析。这标志着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也标志着心理学走向科学之路。
此前关于人类心理的论述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希腊的哲学著作，其中有的论述已颇具体系。但是无论他们论述得如何精细，如何严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内省思辩的方法。这样结果就像两小儿辩曰一样，彼此谁也说服不了哪一方。因为当时的心理学思想是孕育在哲学思想中的，有人称之为“安乐椅中的心理学”，意指当时心理学思想是哲学家们坐在安乐椅里苦思冥想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曾断言，心理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这种说法虽然不正确，但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心理或者说是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又具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性、群体差异性，以及多种维度、层次，学说之间相互辩论，纵使胜负有定，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过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科学之所以区别与哲学，一个重要的特性是具有严密的实证性。一门科学之所以为人们所承认，是因为它在人们面前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了证明一个学说的正确性，必须进行比较系统精确的实验。心理学若要从“安乐椅”式的哲学逻辑思辩中挣脱出来，则必须具有实证性的科学特性。
著名的实验心理史学家E·G·波林写道：“把实验法应用于心理问题是心理研究史上无可比拟的伟大杰出事件”。心理史学家D·舒尔茨曾说：“现代心理学与它的智慧的先驱者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所提问题的种类．而在于探索答案所用的方法”。在冯特之前，赫尔巴特已首次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却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在心理学中应用实验方法。另有一些从事生理学研究的人虽然使用了实验的方法，如米勒、韦伯、费希纳等，但没有把该方法引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中。1874年冯特在苏黎世大学任哲学教授时，开始转向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1875年冯特到莱比锡大学任教，从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并继承了米勒等人的实验研究方法，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从此“科学的”和“实验的”这两个词便成为“心理学”的核心含义。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冯特将心理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
自从冯特创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得到空前速度的发展。1883年，仅在冯特创立实验室4年之后，郝尔在美国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1888年到1895年，在美国兴起了遍及全美的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的潮流。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各种学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式各样心理学风起云涌。但无论各种学派观点如何对立，以实验方法为代表的实证思想一直被抛弃，大多数心理流派，无论其观点多么变化无常，都将实验法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工具。
现代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实验法，不讲求严格的变量控制；另一种是实验室实验法，要求在实验室内严格控制各种变量和遵守操作规程。通常所说的心理学实验主要是指实验室实验法
总之，实验法促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验法促进了心理学各应用领域分支心理学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粗略统计，心理学超过一半的研究成果来自实验方法。另外，实验法具有主动性、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等特点，便于精确地揭示出心理学的科学规律。因此，实验法成为研究心理学的基本方法。
但是，对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批评也时有所闻。这些批评意见主要有：第一，不能适用于绝大部分心理学分支领域；第二，不具备普遍的信度和效度；第三，过分强调定量研究，忽视了质的研究；第四，技术要求较高，较难普及。有的批评火药味十足：“实验室实验，因为它要求严格的条件控制和数量化的结果处理，所以便不能不找比较简单的问题，在非常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结果是完全脱离实际，避实就虚，无血无肉，只剩下一些干瘪瘪的渣滓，也就是完全缺乏意义的东西，……结果当然会扼杀心理学的生机。”“实验方法是制造科学渣滓的工厂，又是扼杀心理学的杀手。”实际上，实验心理学井没有扼杀心理学的生机，相反正是它给心理学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实验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意义也是不可抹煞的。但是这些批评也说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首先，要重视对实验的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即重视在方法上如何更有效地去实施实验、解释实验。其次，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必须向其它学科吸取新技术、新方法。再次，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应该摆脱单一的实验室研究模式，向自然实验法靠拢，注重与现实情境接轨；或者使实验室情境自然化，将心理实验室建设成为现实自然情境的模拟，以解决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少，研究结果的社会实用性差等问题。 在实验方法进入教育领域之前，教育研究主要采用精神科学的分析方法，使用描述性语言对教育现象进行解释，主要是哲学思辨的方法。19世纪初，近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启发了赫尔巴特，他主张用实验科学的量化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但他基本上仍然坚持逻辑论证和思辨方法，主张将量化表述和逻辑思辨结合起来，因此赫尔巴特的教育研究方法带有一点逻辑实证的方法论色彩。
19世纪中期，自然科学形成了实验和检验假设的方法论，注重对事物进行量化分析，用数量化模型来描述和解释事物要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事物要素的关系命题的逻辑演绎或归纳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这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提出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领域，主张严格采用自然科学范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当然包括教育现象），追求方法、结论的科学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验和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在德国教育研究中问世。德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梅伊曼（Meuman，E）和拉伊（Lay，L·A ）奠定了教育实验的基础。1901年，梅伊曼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概念，1908年，拉伊发表了在德国誉为“继赫尔巴特以后教育学说新纪元”的标志性著作――《实验教育学》，主张教育应该和心理学一样进行严格的实验研究。教育学应建立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实验和假设的逻辑与方法以及定量描述，来确定教育活动中各要素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克服以往的教育理论只重视思辨的缺陷。自此，教育实验开始在教育领域盛行起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教育研究的手的逐步科学化和高技术化，计算机的运用，用数学方式检测、描述、模拟，进行量化分析，使教育理论向严密科学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上世纪教育学领域的每一项重大科研成果，都与教育实验相联系。特别在当代，教育理论更是以教育实验为依据，从教育实验中概括研究结果，进而升华为理论。
我国教育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引入较晚，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系统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实验研究方法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教育实验研究的主要观点、成果己经形成了较全面的体系，但教育实验诸环节研究很不平衡，有的方面极为薄弱（如实验设计规范的研究），有的方面停留在经验描述的水平（如实验评价规范的研究），操作性不强。可以说，我国教育领域的实验研究水平总体较低，这里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我国儒家学者“经学”治学传统方法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体西用”机械治学方法的束缚。大量研究者者采用的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经学治学方法与模式，官云亦云，人云亦云，依傍权威，拘泥经典，重思辩轻实验，许多研究很少深入到具体实际工作中去观察和讨论问题。
第二，前苏联教育学者的“形而上”的治学方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科学界受前苏联影响非常深刻。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在教育研究中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原理，研究方法论单一化，只是单纯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几乎从未考虑其他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借鉴应用。
第三，对实验研究方法的了解不够。国外社会科学领域中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我国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系统地引入，理论上探索和实践上的应用都存在较大差距。
第四，实验方法本身的缺陷。通常所讨论的实验大多为实验室实验，这种实验的条件较为严格，距离现实较远，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远不够高，影响了实验方法的推广。
针对以上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转变观念，从从实证主义方法论高度充分认识实验方法的重要意义；第二，加强国际交流，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第三，在各个教育阶段系统推进研究方法的教育；第四，不完全套用自然科学实验的特征来衡量教育实验。教育实验的规范、程序、方法应该是在吸取其他学科营养的基础上，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创新和完善的结果。自然实验应是下一步努力的重点。 尽管有人把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历史上溯到1738年贝努利（Bernoulli）为研究“圣·彼得堡悖论”所做的实验，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应把上世纪30年代作为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开端。事实上，60年代之间所出现的一些主要的实验研究和论文对于当今这一领域的发展，无论从手段上，还是从方向上，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归结起来，早期的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关个体选择理论的检验。瑟斯顿（Thurstone）于1931年所做的用实验方法确定无差异曲线的研究是有关个人行为实验研究的开创性工作。这个研究虽然后来招致了许多批评和修正，但它开拓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问世，引起了人们对于个人选择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更为广泛的注意，这促使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观察一些不符合经济选择理论的现象。其中，阿莱悖论最为著名。
第二，博弈论研究中的诸多实验。其开拓者是德雷舍（Dresher）和弗勒德（Flood）。1952年，福特基金会和密执安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题为“决策过程中的实验设计”的会议，会上有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包括纳什参与的研究n个人小规模博弈行为的实验。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如马夏克（Marschak）、拉德纳（Radner）和西蒙（Simon）等人对博弈论理论以及实验方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次会议之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检验博弈理论的有关假说；二是对战略环境进行实验研究。
第三，涉及现代产业理论的实验。1948年，张伯仑（Chamberlin）在哈佛大学组织了关于垄断竞争的首次试验，研究了46个均衡价格略有变化的市场情形，得到了一些重要变量的实验数据。有趣的是，张伯仑本人并不满意于实验结果，他也因此放弃了进一步实验的打算。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却由此兴趣盎然，以至于后来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了经济学实验研究的一代宗师。另外，50与60年代之交，西格尔（Siegel）和福瑞克（Fouraker）对双元竞争和寡头垄断的行为也做了较多实验。他们研究了这类市场上在达成价格与数量协议之间的讨价还价行为，并取得了方法论上的进展。
上世纪60年代是经济学实验研究的转折时期。尽管实验研究从总体上仍缺乏市场，但已有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论文面世，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实验。比如，贝克尔（Becker）、德克鲁特（Degroot）和马夏克（Marschak）在1964年的研究说明了经济理论与实验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当时，他们主持了一个测度个人期望效用函数的实验，并专注于如何激励参与实验的受试人真实地显示他们关于彩票的保留价格（reservation prices）。这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进展。
70年代中期以后，实验经济学（实验方法这时被赋予的新名字）日益兴盛，开始得到许多基金的大笔资助。一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对实验方法的重视和承认；另一方面，资金也切实地推进了实验室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发展。
80年代至今的实验经济学呈现出一种爆炸式发展势头。比如，第一次出现了在许多研究领域中，不同的实验小组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的现象，这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开始成为了一个靠知识累积而得到进展的学科。而且用实验方法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刊物上，使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注意，甚至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近年来，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己有很大改进，广泛使用的现代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控制技术，使实验过程向信息化、智能化和系统化发展，实验数据的处理能力大大增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许多有影响的大型实验都有专门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复杂的行为过程包括经济参与人之间的博弈行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模拟，实验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实验设计阶段。
目前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学研究和行为科学研究（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相互渗透。第二，实验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对实验中经济参与人行为过程的观察和分析，构造微观经济理论的动态基础，以弥补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缺憾。第三，对政策决策的实验研究是实验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是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和政策实验室、亚利桑那大学实验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实验室、约克大学实验经济学中心。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Smith，说明经济学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高度评价和主流经济学的普遍认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促迸了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
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基本过程与一般实验方法相似，即进行实验设计、选择实验对象、确定实验条件、指挥试验进行、分析实验数据。
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论主要有：激励动机设定的可信程度问题、实验对象的选定与内部效度问题、相互影响与实验的现实性问题、“偏好逆转”实验普遍意义的争论、“重复性实验”与结论的可靠性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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