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医家范中林

火神派医家范中林

范中林（1895-1989)，四川郫县太和镇人，蜀中现代名医，曾师从潘竹均等名医。多年来潜心于《伤寒论》的研究， 善用经方，在掌握六经辨证规律治疗若千外感和内伤杂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深受火神派郑钦安的思想影响，对于虚寒证的疗效尤为显著。擅用大剂附子，而有"范火神"之誉。部分医案曾发表在《中医杂志》，后来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选编了范氏应用六经辨证诊疗的69个病例，其中有以麻黄汤治愈三年低热的太阳证发热案， 四逆汤治愈严重前列腺炎的少阴证淋病案，理中汤治愈功能性子宫出血并发失血性贫血案等，多属疑难病例，论治皆有新意。范氏临床辨证以六经为法，尤以舌诊见长，用药悉本《伤寒论》，组方严谨，以药精量重为特点。从学者甚众，成都唐步祺先生为其早期弟子。

范中林对伤寒论十分推崇，赞同"仲景约法能合万病" （《伤寒论翼》语）的观点，主张"伤寒之中有万病，仲景约法能合诸病".临床善用六经辨^处理各种病症，用药悉本《伤寒论》，其《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69个内外妇儿科各案均用伤寒之方。同时深受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传承了火神派注重扶阳，擅用大剂附子的独特风格，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曾两次引述郑钦安著作原文，可以窥见其与火神派的传承关系。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范氏继承了仲景和郑钦安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火……握要之法也"（郑钦安语人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 "治之但扶其真元"。范氏传承了这一学术思想，认为要"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并以诸多案例实践了这一学术主张。

支气管哮喘：罗某，男，26岁，农民。1962年4月，因风寒咳嗽.痰多，气紧，不能平卧，某医院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经治疗好转。1963年冬季，咳嗽加剧，心累气紧，动则尤甚，致卧床不起，经治疗基本缓解。1964年春复发，遂来求诊。初诊：喉间痰声辘辘，张口抬肩，气不接续，喘时汗出，痰多淸稀，精神萎靡，恶寒肢冷，面肿。舌质淡暗，苔白滑腻。此为少阴阳衰阴盛，气不归元，寒饮上逆而致。法宜壮阳驱阴，纳气归肾，以四逆汤加味主之。处方：制附片30g (久煎、生姜30g，炙甘草15g，上肉桂10g (冲服)，砂仁12g，白术12g。 二诊：服上方4剂后哮喘减。原方加茯苓， 续服5剂。哮喘明、1减轻，继服上方月余，以巩固疗效。1979年6月追访，14年未见复发（《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下同）。范氏认为，本例气急喘促，不能续接，张口抬肩，得长引 一息为快，应元气不足之虚证。这与气促壅塞，不能布息，得呼出余气为快之实证不同。气藏于肺而根于肾，此证虚喘汗出，动则尤甚，恶寒肢冷，面浮神疲，痰涎稀薄，舌淡苔白，一派少阴虚喘之象。故自始至终未用平喘套方套药，坚持扶阳驱阴，补肾纳气之法，阳旺阴消，哮喘自平。

甲状腺左叶囊肿：宋某，女，36岁。体质素弱，常患感冒。1977年5月，患外感咳嗽，服清热止咳中药数剂后，表证解。越数日忽发现颈部左侧有一包块，约2cmX3cm，触之稍硬，随吞咽活动，无痛感。自觉心累，无其他明显症状。某医院诊断为"甲状腺左叶囊肿"，建议手术未允，同年7月求诊。初诊：左侧颈部出现包块已两月。神疲乏力，食欲不振， 人夜难寐，手足清冷，恶寒，头昏。舌暗淡，苔淡黄而膩。认为此属瘦病，主证在少阴，兼太阳伤寒之表，法宜扶正驱邪， 温经解表，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麻黄10g，制附片60g (久煎)，辽细辛6g，桂枝10g，干姜30g，甘草30g。上方服3剂，包块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三味加倍，再服三剂。包块明显变小，舌质稍转淡红，苔黄膩减。又以初诊方续进十剂，包块逐渐消失。范氏认为，患者颈侧包块，触之硬结，不与皮肤粘连，皮色如常，随吞咽而动，系瘘病证候。风寒湿邪先袭太阳，日久深入少阴，表里同病。阳气渐衰，寒凝气滞，日益壅于颈侧而成结。故此案未泥于一般瘿肿多属痰气郁结，未用一味软坚散结套药，而是从太阳少阴证论治，温经解表，以畅气血；通阳《散寒，以开凝聚，同样收到消癭散结之功，体现了 "治之但扶其真元"之旨。

此案三次投方用药内容未变，但药量增减变化颇有寓意。二诊时"包块变软，心累乏力略有好转"，认为"药证相符，重剂方能速效，上方姜、附、草三味加倍"，在取效的基础上，加重药量，可谓胆识；三诊时"包块明显变小"，又减量改回初诊方，可谓审慎，体现了药随证转，"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之经旨。

经闭：胡某，女，38岁。经闭四年，渐至形寒，肢冷， 颤抖，全身水肿，行动须人搀扶。初诊：全身水肿，下肢尤甚，按之凹陷，遍体肌肉轻微颤抖。头昏，畏寒，不欲食，神疲倦卧，四肢清冷，声低气短。面色青暗无泽，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伏。此为少阴证经闭，阳虚水肿，法宜通阳渗湿，暖肾温中，以茯苓四逆汤加味主之：茯苓30g，制附片120g (久煎八干姜60g，桂枝12g，炒白术12g，潞党参15g， 炙甘草30g。

服完一剂，小便清长，肿胀略有减轻，每餐可进食米饭一两。继服二剂，肿胀明显好转，颧抖停止。原方再进三剂，并以炮姜易干姜，加血余炭308，返家后续服，月余病愈。

范氏认为，此证属脾肾阳虚，阴寒内积，而以少阴虚衰为主。畏寒、肢冷、神疲倦卧，声低气短，面色青暗，舌淡脉伏，皆一派少阴寒化之明症。治以茯苓四逆汤，姜附回阳逐阴，甘草缓中，茯苓渗利，党参扶正。加白术补脾燥湿，增桂枝以通心阳而化膀胱之气；加炮姜易干姜，取其温经助血之行；再加血余炭，既有去瘀生新之效，又具利小便之功，以促其肿胀消除。全案始终未用一味通经活血之药，功夫全用在温阳祛寒上，"治之但扶其真元"，确显火神派风格。

胎黄：吴某.男，新生儿。患儿足月顺产，初生即周身发黄。现已55天，体重1.5kg，身长30多厘米。身面长满黄色细绒毛，长约1cm，皮肤晦黄不退。精神萎靡，四肢不温，皮肤干涩，头发稀疏、黄糙，生殖器肿大。虽值炎署，还须棉花厚裹。稍受微风或惊动，皆易引起呕吐。某医院诊为"先天不足"，未予治疗。范氏认为临床罕见，殊难人手。洵知怀孕后， 嗜饮大量浓茶，每日约5至6磅，连茶叶均嚼食之。推知脾阳受伤，湿从内生，湿邪久羁，遗于胞胎，致先天亏损，脾肾阳气衰微，气亏血败，经隧受阻，胆液溢于肌肤，故发为胎黄。精神萎靡，四肢不温，头发稀疏而黄糙，显为少阴阴盛阳微之征。法宜破阴回阳，以通脉四逆汤加味主之：制附片15g (久煎），干姜15g，甘草10g，辽细辛1g，葱白30g。连服20日。另配以针砂散，祛脾胃之湿浊。月余后，患儿身黄退，体重略增，逗之能笑。遂停药，嘱其细心调养。1978年追访：患儿已长成人，参加工作。体重55kg，身髙164cm。

范氏认为，婴儿脾肾阳气不振，寒湿郁滞运化失常，胆汁溢于肌肤；参之肢体不温，发育不良等，应属少阴阴黄。故投以通脉四逆，以助先天之元阳，未用茵陈类退黄药，配以针砂散除脾胃之湿浊。阳旺湿消，气机通畅，则邪去自安。

评析：以上四案涉及内外妇儿各科，或哮喘、或瘻病、或经闭、或黄疸，皆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些套方套药，正所谓见喘不治喘，见瘤不治瘤，经闭不通经，黄疸不退黄，而是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从扶阳入手，均投以大剂四逆辈，分别收到了平喘、消瘿、通经、退黄的效果，充分展示了范氏崇尚阳气，搜用姜附的火神派风格。

二、擅长姜附，经验娴熟

作为火神派医家，范氏擅用姜附，经验娴熟。不仅继承了郑钦安擅用姜附的风格，而且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下面分别述之。

(一） 广用四逆

范中林常用温阳方为理中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附细辛汤、麻附甘草汤、真武汤、乌梅丸、当归四逆汤等，而四逆汤为回阳救逆主方，范氏最为善用，其医案中用本方者比比皆是。除阳虚欲脱，脉微欲绝等典型的四逆证以外，还广泛用于一切阳虚阴盛之病人。他认为，"大凡三阳病中某些变证、坏证，三阴病中之虚寒证，皆可酌情用之。在临床上如何准确地、灵活地运用四逆汤？关键在于严格掌握阳虚阴盛疾病的基本要点。除上述典型的四逆证以外，这些要点大体上还包括：舌质淡白，苔润有津；面色晦暗无泽；神疲，恶寒，四肢清冷，口不渴，或渴而不思饮，或喜热饮；大便不结，或虽大便难而腹无所苦，或先硬后溏，夜尿多，脉弱等。"这与郑钦安的"阴证辨诀"或"用药真机"如出一辙。

(二） 重用附子

火神派最大的用药特点就是善于应用大剂附子，范氏在这方面十分突出，其用量少则30g，多至60g、 120g甚至更多。在《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以附子为主的案例计36个，初诊方中用30g者9例，用60g者17例，用120g者10例，最大剂量如治11岁患儿黄某下利虚脱案，初诊用附子120g，复诊加至500g (用鸡汤煎煮)，半月内累计用附子6500g，随访30年，未见不良影响。

范氏经验，"在准确辨证的前提下，还必须严格掌握用药配伍和剂量轻重。附子用量应针对病情恰如其分，并须久煎一个半小时以上。附子无姜不燥，干姜的用量须灵活掌握。在阳虚阴盛而未至四逆，舌质虽淡而不甚，苔虽白而不厚的情况下，干姜可酌情少用；反之可多加，直至与附子等量。甘草的用量不超过附子的一半，大体与干姜相等。"当附子用至608 以上时，甘草用量恒用至308，推其用意，是为了缓和附子的毒性。

另有"略煎"之法，显示了范氏对附子药性的熟谙应用。所谓"略煎"，就是改久煎为轻煎，即先煎20分钟后而不是久煎一个半小时以上）即下其他药物，此举是为了保持附子的峻烈药性，应对阴寒重证。如李某头痛案，初诊用麻辛附子汤，附子用608，服十余剂后，效果不理想，范氏认为"病重药轻，熟附久煎，难奏其功。遂令将上方加倍重用附子，改久煎制附片为略煎（煮沸20分钟后即下群药)。嘱其尽量多服. 若身麻，甚则失去知觉，不必

扶阳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扶阳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医法圆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扶阳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 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 多，刊行频率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由此可见其影响。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 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圆通阐释》(唐步祺著)；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余 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唐步祺所撰《郑钦安医书阐释》，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200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周鸿飞点校的《医理真传》。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印刷发行，读者众多，扶阳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他扶阳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之《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之
《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之《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之《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卢崇汉之《扶阳讲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扶阳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扶阳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他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扶阳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症、重症，在全国独树一帜，代有传人，至今犹见兴盛之势。 是以扶阳学说为指导，将体现扶阳思想的各种疗法汇辑一册，对各种疗法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突出重点、彰显绝技。内容包括：药物疗法、灸法、针刺疗法、按摩推拿疗法、气功疗法、意疗法（心理疗法）及其他外治疗法。每一种疗法中都收集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少数民族医学、西方现代医学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及典型医案，历代医家经典论述及古今医家应用经
验等内容。可强化学者对扶阳思想广泛应用的了解与体会，有助于扶阳学说之弘扬与传承。 是旨在向读者介绍如何通过药膳食疗的方式达到扶阳目的。即是在扶阳思想指导下，通过食疗药膳的方式，达到使人体的阳气得到宣扬、得到强盛，从而防治疾病、调和气血、平衡阴阳、养生延年之目的。
书中将常用扶阳食物分类列出，从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加以介绍；对于药膳食疗方，则按其主治功效进行编排，并予重点释义，对于各家论述等方面内容加以简述。使读者了解扶阳药膳食疗的食用时机，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制作。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在扶阳养生疗疾方面带来有益的帮助。 是以扶阳重点用药为主线，对扶阳用药进行全方位的阐释，突出重点药物临床应用包括：药物性味归经、加工炮制、临床应用（用药配伍），用法用量、功效主治、注意事项，历代经典文献摘录及古今医家应用经验等内容，以期阐明扶阳中药的临床应用之基本原则，使读者对扶阳中药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知，以便用于临证、提高疗效。
是将运用扶阳思想诊疗疾病的中医名家治验辑录一册，阐述其在扶阳思想指导下的临床治疗经验、效验良方、治病案例，供大家学习，体会，进而在临床上借鉴、验证、应用、推广，以彰显扶阳思想应用之广泛，有助于
扶阳学说之弘扬与传承。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这是中医学扶阳抑阴思想的最早表述。
是收集了众多医家（93位）运用扶阳思想治病救人的临床案
例，其中不乏名医名家，在记述医案的同时还附有医家对病案的分析，使读者在学习扶阳理论的同时更好地体悟这些经验并将其用之于临床。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作为阴阳的辨证纲领，经世致用，在寒热错杂、真假难辨的情势下，判认起来可靠而实用。其现实意义在于，对许多慢性病如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湿热、热证、阴虚来认证的病变，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用扶阳法治疗均取得可靠疗效。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如一般所称之心肌炎、胃炎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往往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
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是其显著特点。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早用、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特点。众多火神派医家均有以大剂量姜附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
对阴证的认识十分精到，尤其对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热证，郑氏又称为“阴火”证。此为火神派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
火神派对常见的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面赤、目赤、内伤发热等所谓“上火”——“假热证”的辨认可靠而准确，疗效可信而持久。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也是发掘、倡导火神派的现代意义所在。
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有人不免质疑这一点。其实各家流派都是基于一定的学术观点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研究其著作，不难发现各家虽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诚如李中梓所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事实上，火神派绝非一味追求温热，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不仅擅用姜、附，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也都十分纯熟。
火神派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在当代，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而发挥作用者，火神派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当然有其内在原因和现实价值。

扶阳派的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扶阳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 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 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 西康雪山中急流人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籍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 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 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扶阳爷。这位扶阳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 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 山祖师的艰苦奋斗。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 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扶阳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扶阳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 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扶阳派医家，擅用附 子，自是顺理成章。
地域因素虽是扶阳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扶阳派传扬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有是病用是药，地域因素绝 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限制，试看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学派，至今不都是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学得扶阳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 附子大行其道，竟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籍而反对扶阳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毋 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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