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在《伤寒论》中以白虎汤为代表，其用13次，其中有8条白虎汤证。石膏在《伤寒论》中用量最大为一斤，小剂量多与麻黄或其他药配用。王合三先生有关使用白虎汤的机理、病证及石膏之运用的有关见解如下，读者可从中体会其深意：“脉见浮滑，里热已盛，表有大热，而里亦有热痰也，故脉浮滑，以白虎清热，热清而痰亦解也。三阳合病，必见三阳之脉，加以腹满者，火逆中焦也。身重者，邪入血分，使身困倦也，难以转侧，极言身重之情形。邪在血管，全身不利，而舌本亦强，故口不仁。面垢者，因而常有汗出，屡滞灰尘也。谵语者，脑受热灼也。遗尿者，膀胱受热而筋肉失收缩功用也。此三阳合病之极重证，稍有医学常识者，皆不能妄用小柴胡汤以单治少阳之病，粗工见有发热恶寒，泥于先汗后下之言以发汗，则津液出而内热愈炽，谵语必较前而更甚。若因谵语而下之，不知此病在阳明之经，而不在阳明之腑，愈夺其津液，使身体枯燥，毛孔干闭，不能分泌作汗，故头尚润泽，只见额上汗出，回血管因水少而凝滞，故手足逆冷。此厥深热亦深之症也。若在未经汗下之先，察其人有自汗出之症，当以白虎汤，清阳明经之热。盖石膏最忌无汗，故仲景特别慎重，阳明解而太少皆愈也，若不愈者，以法治之。病邪初在肺时，皮毛收缩，汗腺不能行分泌作用，故无汗，而血管中依然无恙也。此时若投以石膏，则血中之温度必降，而肺中之邪永不能从汗腺达于体外，此表不解，不可用白虎汤也。温病误服桂枝汤之变证，以热救热，血液沸腾，水分尽从汗孔外出，胃中干燥，故大烦渴不解。血中热，故脉管扩张，而见洪大。以白虎清热，以人参救大汗后之津液，真特效之神方也。”以上，王合三先生告读者，表有大热，里热亦盛，并有热痰，其脉浮滑，为脉症相符，用白虎汤，表里之热痰随之而解。在三阳合病中，当分清太阳、阳明、少阳何为三阳合病中的主要矛盾所在，抓住主要矛盾方面，其他即迎刃而解。或当分先后治之，即使在表与里证兼见时，按通常治法，当先治表，表解再治里。若里证急于表证时，应当治“急”，里急得治，方可治表。若缓急不分，只遵常规治法，多宜误事，不可不知。至于温病误服桂枝汤，早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告诫！此误治之后又助热邪，津液耗伤，以白虎治沸腾之热，加人参取生液止渴之意也。全在临证，灵活应变，虽白虎汤中加一味人参，但能转危为安，化凶为吉，故王合三先生深有体会地说：“真特效之神方也！”此外，特别提出“余师愚……热疫方亦不离石膏”，可见，余氏治热疫用石膏别具一格。若详读余氏《疫病篇》详读，可感论述肯切，体会深刻，治疗无不得心应手。读者若能细加玩味，受益非浅。伤寒无汗，而疫则下身无汗，上身有汗，唯头汗更盛。头为诸阳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盘踞于内，五液受其煎熬，热气上腾，如笼上熏蒸之露，故头汗独多。少阴之呕，胁必痛，疫证之呕，胁不痛，因内有伏毒，邪火于胃，毒气上冲，频频而作。太阴自利，腹必满，疫证自利，腹不满，大肠为传送之官，热注大肠，有下恶垢者，有旁流清水者，有日数十度者，此又症异而证同也。”将疫证与伤寒太阳、阳明、少阳、少阴、太阴等临床表现的异同点作了详尽的介绍，可谓简而明也。又曰：“惟熊凭昭《热疫志验》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继用桔梗汤同为舟楫之剂，治胸膈六经邪热。以手足少阳俱下膈络胸中，三焦之气为火，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施于无形之中，随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经之热，确系妙方。余今采用其法，减去硝、黄，以热疫乃无形之毒，难以当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肺胃，先捣其窝巢之害，而十二经之患，自易平矣，无不屡试屡验，明者察之。”余氏直言清瘟败毒饮方之源由，及其重用石膏之意，治疗瘟疫“无不屡试屡验”，称“确系妙方”。并进一步描述由于误治所造成之严重后果时曰：“疫热乃无形之毒，病形虽似大热，而脉象细数无力，所谓壮火食气也，若以无形之火热，而当硝、黄之猛烈，热毒焉有不乘虚而深入耶？怯弱之人，不为阳脱，即为阴脱，气血稍能驾驭者，亦必脉转沉伏，变证蜂起，或四肢厥冷，神昏谵语，或郁冒直视，或遗溺旁流，甚至舌卷囊缩，循衣摸床，种种恶候，颇类伤寒。医者不悟，引邪入内，阳极似阴，而曰变成阴证，妄投参、桂，死如服毒，遍身青紫，口鼻流血。如未服药者，即用大剂清瘟败毒饮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余因历救多人，故表而出之。”清瘟败毒饮：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小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乌犀角（大剂六钱至八钱，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真川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栀子、桔梗、黄芩、知母、赤芍、元参、连翘、甘草、丹皮、鲜竹叶，以上十味剂量酌用。又曰：“乾隆甲申，采客中州，先君偶感时疫，为群医所误，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证，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余怀。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气薄，能解肌热，体沉性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其证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然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因著为《疫疹一得》，公之于世，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寿域，余心庶稍安焉。”余氏在“疫证条辨”中，共五十证，属“热疫恶候”内部中四十四证，均言“增石膏”量，足见治热疫恶候，重用石膏之意义，用石膏范围之广泛。最后余氏谆谆告诫：“以上五十证，热疫恶候，变态无恒，失治于前，多致莫教，慎之慎之。”临床实践证明，石膏用之得当，有起死回生之效，若误用、误治，后患无穷！近代名医张锡纯对医生用药，深有感触地说：“尝思用药如用兵，善用兵者，必深知将士之能力，而后可用之以制敌；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能力，而后能用之以治病。”张氏运用石膏另有心得，曰：“石膏之退热，逐热外出也。是以将石膏煎服之后，能使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岀。且因其含有硫，原具发表之性，以之煮汤又直如清水，服后其寒凉之力俱随发表之力外出，而毫无汁浆留中以伤脾胃，是以遇大热势若燎原，而放胆投以大剂白虎，莫不随手奏效。其邪实正虚者，投以白虎加人参汤，是以愚目石膏为实热证之金丹，原非过也……若煅之……若误服，能将人外感之痰火及周身之血脉，皆为凝结锢闭……愚混迹医界者五十年，对于各处医学志报，莫不竭力提倡重用生石膏，深戒误用煅石膏。”张氏不仅提倡用生石膏，反对用煅石膏退热，而且对“怒吞砒石”致“腹中绞痛，危急万分……急令买生石膏细末二两，用凉水送下……腹痛顿止。犹觉腹中烧热，再用生石膏细末半斤，煮喝两大碗，徐徐饮之，尽剂而愈。后又遇吞服洋火中毒者，治以生石膏亦愈。”历代善用石膏者，有徐灵胎、吴鞠通、余师愚、吴门江笔花、近人张锡纯、王合三诸家，石膏临床之运用，可谓广矣。若能再结合近代对石膏药理研究之成果运用于临床，并圆满于王合三先生“惜后人不能明其所以然之故，亦医用化学，未臻完全故也”。现代西医已不是过去王合三先生所言：“石膏，西医不能提取成分，力抵为无用”，而是西医学习中医，研究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互相学习，共同努力，为创造我国新医学新药学而积极工作。现研究生石膏主含含水硫酸钙，尚含多种常量和微量元素，如铜、铁、铝、镁、硅、钛、锰、铅、硫等。时钧华等研究表明，白虎汤、生石膏及氧化铝灌胃均有明显解热作用，静脉注射时解热作用更强。测定给药家兔血钙水平，则三者灌服均可见血钙增加，白虎汤的退热效果与血钙水平上升密切相关。这一结果表明，白虎汤退热作用与石膏所含钙密切有关，而肠道对石膏中钙吸收的多少，则可明显影响其退热效果。另有研究证明，生石膏水煎剂对注射消毒牛乳或三联菌苗发热的家兔有解热作用。石膏内服经胃酸作用，一部分变成可溶性钙盐，至肠吸收入血，能增加血清内钙离子浓度，可抑制神经应激能力（包括体温调节中枢），减低骨骼肌的兴奋性，缓解肌肉痉挛，又能减少血管渗透性，故有解毒镇静消炎的作用。对免疫功能的影响：石膏能加强离体兔肺泡巨噬细胞对白色葡萄球菌及胶体金的吞噬能力，并能促进吞噬细胞成熟，此作用可能与石膏所含的钙离子有关（见《中华本草·石膏》）。本人在临床中对温病、热证，体温在38℃以下，有恶寒发热者，必用柴胡、黄芩，再配相应的药物，多可迅速退热。体温在38℃以上者，尤其症见高热，但热不恶寒，口渴者，必用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其中石膏必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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