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经方，曹颖甫、蒲辅周、胡希恕、岳美中、黄煌都这么用

导读：方剂药物的用量一直是大家热衷讨论研究的话题，桂枝汤作为《伤寒论》第一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下面的文章是娄绍昆先生在《娄绍昆讲康治本<伤寒论>》中收录的关于桂枝汤用量的一些探讨，一起看看众多名医对这首“第一名方”如何应用。

康治本中的药物剂量现在到底如何换算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复杂问题。我们不准备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去，只是遵循着近现代著名中医临床家的用药经验。

康治本桂枝汤方：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

换算：桂枝三两，用10g；芍药三两，用白芍10g，或者赤、白芍各5g；甘草二两，一般用6g；生姜3片，相当于5g；大枣12枚，现在用4～5枚。

现在常用桂枝汤方：桂枝10g，白芍10g，甘草6g，生姜3片，大枣4～5枚。

曹颖甫、蒲辅周、范中林、岳美中、黄煌、胡希恕、冯世纶都是用这样的剂量。

日本汉方家临床使用中药的剂量，是上述中国医家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他们用量较少和古今剂量的换算关系不大，主要是考虑中药的安全问题，还和日本的中药材比较少有关，他们使用的中药材大多是从我国进口的。

现在中国经方医学界有人主张应该把日本汉方医学使用中药的剂量翻一番或者翻两番，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以上的剂量换算只是为初涉临床者提供一个指导性的原则，并不是终极的结论。何绍奇在《绍奇谈医·关于仲景方用药剂量的问题》中对此就提出“还有若干疑问”。现在我把他的观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尽管有了这样一个大致可行的标准，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有疑问，需要探讨。例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一两十六铢，芍药、生姜、炙甘草、麻黄各一两，大枣四枚，杏仁二十四枚。按 6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24铢为一两计，虽说是小汗之方，但剂量就太轻了。

如桂二越婢一汤：桂枝十八铢，麻黄十八铢，芍药十八铢，炙甘草十八铢，石膏二十四铢，大枣四枚，生姜一两二铢。折合下来，桂枝0.75两，麻黄0.75两，芍药0.75两，炙甘草0.75两，石膏一两，大枣四枚，生姜一两（2铢无法折算）。再按1/10的比例折合现代用量，则桂枝、麻黄、芍药不过2g，石膏不过3g。

徐灵胎《伤寒论类方》说桂麻各半汤就按他的“古一两，今二钱零”折算下来，已经是很小剂量，还要分三服，“犹勿药也”（等于不吃药）。看来他也感到惶惑。今人郭子光《伤寒论汤证新编》可能也看到折算下来剂量太小，乃将桂麻各半汤的桂枝用6g，芍、姜、甘、麻、杏各3g，枣4枚；桂二越一汤，桂、芍、麻、甘各3g，石膏12g，枣4枚，姜3g。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古一两，今一钱”的标准，对某些方也许差不多，但对以上这些方，就有疑窦了。

再如石膏的用量，《伤寒》《金匮》均有“鸡子大一枚”之方，而在大清气热的白虎汤中的石膏用量为一斤，照现在这样的药量折算则为一两，而且还是十六两归斤的一两，实折今 31.25g，去掉尾数，则为30g。鸡子大一块石膏，今日实秤为50多克，而作为小青龙加石膏汤的变方，方中用石膏不过是清其郁热的厚朴麻黄汤，却用鸡子大一枚，比白虎汤的石膏还多，有是理乎？从前，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姜春华先生，姜老也觉得不合适，他开玩笑说：“可能汉代的鸡蛋比现在小，但汉代的鸡蛋是多大，我们怎么知道？”今人于急性热病，当用石膏者，远不止30g之量，张锡纯治“脑膜炎”用至每剂120g；蒲辅周治“乙脑”暑热型，虽9岁儿童亦用至60g。因此，按汉一两约等于今一钱，即3g的折算法，一斤等于十六两，则仲景白虎汤之一斤只合今30g，就恐怕是“病重药轻”了。

又如仲景书中附子的用量，四逆汤用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强人可大附子一枚。桂枝附子汤用附子三枚，炮，去皮，一枚破八片。附子是我家乡四川江油的特产，四逆汤的附子，常人取中者即使如乒乓球大，也在15g以上，大者则在20g以上；桂枝附子汤用三枚，则有50～60g之多。

再如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实秤为27.5g，此方君麻黄，臣桂枝，杏仁是佐药，没有用如此大量的道理。桂枝汤中，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剂量都照“古之一两，今用一钱”改了，但大枣原方是以“枚”计，无法改，只好照原书写上十二枚，这么一来，大枣用量就大大超过君药。

至于百合病诸方，俱用百合七枚；炙甘草汤，用大枣三十枚；桃核承气汤、大黄牡丹汤，用桃仁俱用五十枚；扺当汤，用水蛭三十个。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仲景药量比今天重。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应当指出，也有一些医家认为古今药量并无不同之处，看见《伤寒论》用细辛四两，附子四两的，也照量使用。这是清末民初的广东名医陈伯坛、谭彤辉、易巨川与黎庇留。

陈伯坛疏方仅三五味，汤分量奇重，如附子、干姜等药，每味动辄数两，或多至十二两者。

黎庇留也善用辛热药干姜、附子，虚寒痼疾，往往一剂而起，但误用也可杀人。因而誉之者，称其为“活神仙”；毁之者，则称他是杀人狂［以上见谢永光《香港中医药史话》及刘筱云《近世名医忆述》（载《香港现代中医药》）］。看来，岭南四家是与四川的“火神派”遥相呼应，有一些共同之点的。由此也可见，无视古今度量衡的差异，固然是一种偏见，而不免食古不化之讥；但有一些重要的药，如石膏、附子，其用量是否都要按“古一斤，今一两，约等于30g”去用，则大有可商。例如现在许多研究《伤寒》《金匮》的书，白虎汤的石膏用量都是30g；四逆汤、芍药甘草附子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大黄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附子汤等方的附子一律都是10g，是不是会直接影响疗效？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何绍奇先生精通医理，书读万卷，堪称“中医活字典”。以上所提出的药物剂量问题，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他对中医药学的临床具有敏锐性和洞察力，文章中所提出的“活神仙”现象，已经被近20年“火神派”的临床实践所证实。他在《绍奇谈医·风湿三方》中说：“我治风寒湿痹，附子总在每剂30g以上，只要单味先煮40分钟，即无中毒之虞。曾治沈阳一女性类风湿性脊柱炎患者，连续用药4年，已服附子数十斤之多，疗效不错，也未见蓄积中毒。”他使用附子的经验，一直指导着我的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