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与丹道

李国荣

雍正是清朝诸帝中崇奉道教最为突出的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服食外丹的帝王。丹道这一杰出的道学文化对雍正其人影响甚大,很值得研究。

一、以驱邪治化为功用的仙道崇好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战国时代流行的神仙信仰为根基,兼融我国古代流传的巫术禁忌、鬼神祭祀、民俗信仰、神话传说和各种方技术数。由于道教具有所谓驱邪避祸、祈雨求晴、劝善惩恶、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乃至治国平天下等实用性很强的功用,古代中国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的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奉道君王代不乏人,雍正便是一个典型的崇道皇帝。

雍正皇帝

雍正在皇子时代就直接或间接地与道士有交住,突出的一件事是他相信武夷山道士给他算的命。那时,诸皇子明争暗斗,纷纷图谋储位。雍亲王胤禛坚信天命,在政治厮杀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胤禛的家人戴铎前往福建任知府，在给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武夷山有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矣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胤禛见信,非常感兴趣,立即批复:“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就此,戴铎回启察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道人所算“万”字命,让雍亲王胤禛振奋不已,由此也就对道士多有好感了。

在雍正的《藩邸集》中,有关道士、道教方面的诗文有不少,其中《赠羽士》2首,《群仙册》18首,记录了他在皇子时代与道士交往和对道教的向往等情况。雍正登基后,以帝王之尊倡导奉道。雍正五年(1727年),第5代正一天师张锡麟应召入京,雍正沿袭明朝旧例,授予光禄大夫品级。同年,北京白云观道士罗清山死去,雍正派内务府官员前往料理丧事,并特地指示按着道家礼节从优办理,追封罗清山为“真人”。雍正九年,谕令拨库银l万余两,大修龙虎山上清宫,历时两年完工,又为龙虎山诸宫观置买香火田340亩,还赐给御制碑文。雍正十一年下发专门谕旨,责令地方文武大员“加意护持出家修行人”。在清朝十帝中雍正保护道教算是最积极的了。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清宫档案中,也有反映雍正参与道教活动的痕迹。仅是内务府造办处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就有不少雍正传旨设置斗坛、神牌、符咒、谕令制作法衣、道冠等情况的记载,时间主要集中在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之间。这里有代表性地介绍几例:其一,雍正八年十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养心殿西暖阁着做斗坛一座。”三天后,斗坛纸样画出,获雍正认可。十一月十一日照样式做成,由海望进呈。须注意,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在大内的寝宫,斗坛即供奉斗姆之坛,而斗姆系道教传说中的北斗众星之母,又尊称为“先天斗姆大圣元君”,雍正在寝宫之内安设斗坛,将道神请到卧榻仁,足见其对道教崇好程度之深。

其二,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式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后花园即是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从这则档案看,雍正对御花园设立斗坛的指点是相当精细的。而且,以往皇宫内虽设有多处供奉佛道处所,但这类地方除以太监身份充当的僧人、道士外,未经净身的山林僧道是从来不准在大内居住的,现在雍正谕令在御花园玉翠亭东添建几间房“给法官住”,也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

其三,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根据雍正旨意,“头等侍卫兼郎中保德带领催总刘三久、张四,序班沈祥,将旧做下黄铜符板一分安在养心殿讫;将木符板二分,太和殿安一分,乾清宫安一分。”在雍正的亲自安排下,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太和殿、乾清宫这几个主要宫殿都安置了五方符板,处在道神的保护之下。

其四,雍正卜年十月二十三日,司库常保等进呈刻丝法衣一件,红缎道衣一件。雍正传旨:“交苏州织造处,照样做刻丝法衣十件,红缎道衣五卜件。”仅是这一次,雍正就命苏州织造做法衣、道衣60件,可知在雍正操办下法事之盛。

其五,雍正一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内务府造办处“收拾得果托八十六件,供花大小四百六十六枝,木墩一个,五色符绩五块,五色牌位绩七分,伞二把;并做得果罩九十件,炉盖二仁二个,铁八挂炉座,铅条五根,神牌架三件,交首领太监马温良持去。其围屏隔断墙三面内安水陆栏杆,司库常保带领柏唐阿富拉他持进养心殿抱厦内安装讫。”这是一整套羽坛供器。雍正在正月忙着将其安设在寝宫养心殿的抱厦内,又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对仙道的崇好。

这里列举的几则档案,并不足以反映雍正参与道教活动的全貌,但却使我们看到,他对斗坛的形制、安置的地点,对符板的样式、安设的方位,以及各类供器的制做,都是亲自过问指点,表明他是实实在在奉道的。那么,雍正为何如此竭力崇道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道家所用经典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保国安民，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原来雍正好道,意在求得道神的保护,驱邪祟避灾祸,以“济人利物”。

雍正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力主“三教合公”、“三教同源”。他认为儒、佛、道三教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教化臣民如何做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他还进一步阐发说:“道家之炼气凝神”与“释氏之明心见性”、“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丝毫“不悖”,并且三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在这里,雍正强调,儒、佛、道三教在心性炼养上是一致的,其劝善戒恶利于王道的治化作用也是一样的。

历史上,佛、道二教从来是矛盾重重互不相容的,历代帝王不是崇道抑佛,就是尊佛压道,著名的“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毁佛事件即是明证。雍正既然三教同奉,便以帝王之力在佛道之间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妙应真人娄近垣;雍正编选佛家语录,竟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他给沙门赐封号,没有忘记道家张伯端,亦加救封;他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可在佛学中也是最上乘的。

雍正融儒、佛、道三教于一炉,是他统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他明确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确是一个封建君主对三教的绝妙利用。

1. 以治病修身为旨趣的术士寻访

   道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着眼点在于现世利益,即重人生,乐人世,旨在追求长生久视,今生成道。这与三大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仅仅企求灵魂的解脱,寄希望于死后（或者下辈子）的天国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道教强调修炼养身以永享超人间的快乐,修炼就要有相应的方术,所以道教特别重视方术,以致道与术密不可分。道书(仙传拾遗)就此谈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道术被道家看作长生求仙的必要手段,由此各种各样的养生术尽入道教天地,各类巫师、丹家、方士也都归入到道教的名下。于是,自古以来追求炼养修身希望长生成仙的帝王,无不遍访道家术士。雍正晚年多病,为疗疾健体,他寻访道家“异人”的活动几乎没有停止过。

   从现存清宫档案看,雍正皇帝访求术士是从雍正七年开始的。这年有两次记载,一次是雍正七年二月十六日,雍正用朱笔在陕西总督岳钟琪密折上批示,令秘密查询终南山修行之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岳钟琪奏复说:此人实系疯痴,一无道行可言。雍正帝就此作罢。另一次,在《起居注册》、《实录》等官书中都提到过:雍正七年,怡亲王允祥访得白云观道士贾士芳“精通医术”,遂推荐给皇兄。可是,雍正召见后,感到这个贾道士对心性之学并无所知,没有留用,略加赏赐就打发出去了。贾士芳于是浪迹河南一带。

   雍正八年春夏之际,雍正闹了一场大病。为治病保命,康复长寿,雍正大规模地征访名医和精于修炼之士。其中,他命四川巡抚宪德访求龚伦其人一事,很有代表性。这年二月二十八日,宪德奉到从北京发回的一件朱批奏折,里面夹有附片两件,一件是雍正的御笔:“谕巡抚宪德:闻有此龚伦者,可访问之。得此人时,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另一件是龚伦的简历,一看便知是推荐人所写的,上面说:“龚伦,四川成都府仁寿县人,年90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86岁犹有妾生子。精于黄术,彼处有龚仙人之称。”

   宪德奉到谕令,立即派人查询,于三月二十四日具折奏报:龚伦生于崇祯戊寅年,于雍正六年十二月无疾而逝,有子4人,长者65岁,幼者仅4岁。崇祯戊寅年是1638年,雍正六年系1728年,如此看来,龚伦“年90岁”之说不误;幼子时年4岁,则是生于1726年,和“86岁犹有妾生子”之说也相近。龚伦其人善养生有异术则是可信的。

   可惜的是,龚伦已经身故。雍正帝在叹惜之余,在宪德的密折上批道;“其子中或有曾领伊父之道理者否?必须优待,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如伊等有承当者,亦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字里行间表明雍正求贤若渴。据宪德后来奏报,经查龚伦之子未曾领受其父秘传。龚伦的后人也许是怕出什么差错,不敢承担,而未应召,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了。宪德为献殷勤,另外推荐了一个叫王神仙的道士,哪知这人臭名昭彰,被雍正斥为“捏骗棍徒”而赶了出去。

   雍正访求仙人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命宪德寻找龚伦的同时,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俩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脱有用处。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朕人, 朕亦不怪也, 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性名来历密奏以闻,肤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道朱谕,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中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9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约6份。通常,分别颁给各处官员的卜谕,如内容文字相同,都假手于书吏,唯独此谕,都是雍正用朱笔亲自一份一份地书写,一卜分工整,足见他对此事的慎密和重视。皇帝既然要臣下“留神博问广访”,“不可视为具文”,接件人怎敢怠慢,即刻展开行动,其中宠臣李卫反应最快,奉谕后的第二天,他便密折奏复,说民间传闻在河南的道士贾士芳有神仙之称,特推荐该人进京为皇上治病。

   雍正接到此奏,或许感到上年没有留用贾士芳是失策了,他立即传谕河东总督田文镜,速将贾士芳送京。贾于雍正八年七月间抵达宫禁,开始给皇上治病,竟颇见疗效。对此,雍正十分高兴,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联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在九月初六日李卫的密折上又批道:“肤安,已全愈矣。联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懦(即贾士芳)之力之所致。”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摇身一变成为倍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就在这年九月间,雍正突然将贾士芳下狱治死。关于贾士芳的获罪,历来说法不一，现在,原始的宫中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新证。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件经雍正亲笔修改的上谕,据推断是雍正八年九月间所发.在这道谕旨中,雍正说:贾士芳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确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联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联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雍正帝进而斥责贾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联前。”读了这段谕旨,我们自然了解到贾士芳获罪的真相,原来他利用道家的“按摩”、“密咒”方术,逐渐控制了雍正的健康,而雍正一旦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安康要被贾道士操纵,顿感间题严重,遂刻不容缓地处理此事。

   案发后,雍正一方面极力为李卫开脱,说李卫推荐时已声明不知贾某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具奏,尽无隐之忠诚,只可嘉奖而无过错:另一方面,谕令从速审处贾士芳。朝中大臣秉承旨意,仅几天时间便拿出处置意见,说贾某应照大清律凌迟处死,其亲属则当处斩或没为奴。雍正为表示宽仁,命将贾士芳处斩,亲属各减轻了事。

   贾士芳以“妖妄之技”被斩,雍正并没有由此不信任道家,更没有从此将道士杜绝于门外。相反,雍正要找个更为高明的道士来做他的“医疗顾问”,这个人便是龙虎山高道娄近垣。

   娄近垣是江西人,年轻时登龙虎山为道。雍正四年应召入值京师。他的得宠,是以贾士芳的丧命为开端的。雍正八年九月,贾士芳被处斩后,雍正疾患未安,以为是贾士芳的“余邪缠绕”,便召娄近垣入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不久果然病愈。雍正身上的邪祟被治退,高道娄近垣遂备受恩宠,不仅赐给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还被封为除妖的“妙应真人”,并有旨特制法衣赏赐,内务府造办处专为娄近垣承做绣黄缎法衣、绣黄纱边绿纱心法衣、绣红缎九龙法衣各一件。而且,前面提到的雍正在大内御花园玉翠亭以东建造专门房舍“给法官住”,据考证这“法官”就是娄近垣,也应当是说,道士娄近垣住进了紫禁城内的御花园。

   雍正身边几位有名的道家术士,娄近垣大概是唯一善终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娄近垣很会揣摩雍正心思。雍正主张三教同源,娄近垣便以理学中“万物皆备于我”和禅宗“即心是佛”的思想,来解释道教中的“道”,“无心于道,故处处是道体”,这样就和雍正三教一体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二是娄近垣虽以符篆道术致贵,但他很明智,从不炫言道教法术炼养之事。史载:娄近垣“虽嗣道教,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理耳。岂有真仙肯向红尘中度世也?”娄近垣作为得宠高道,在宫中一直呆到乾隆年间。

   总起来看,雍正在宫中供养的道家术士,均属“修炼养生之人”。虽然其手段形式多样,但目的都是为雍正治病养身。这当中有行念咒按摩术的贾士芳,有设坛祷祈驱祟的娄近垣,还有下面将谈到的“为炼火之说”的张太虚、王定乾。

2. 以丹毒暴亡为终结的炉火烧炼

   炼丹是道教达至长生久视的基本修炼方术,历史上炼丹家往往就是道家,故此人们也把道教称作丹道。所谓丹,有内外之分。外丹,是指以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炉鼎烧炼,以制出服后不死的丹药。历史上,有主张炼制和服饵黄金、丹砂的金砂派;有提倡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的铅汞派;还有极言用硫磺和水银合炼以求神丹的硫汞派。内丹,是通过内炼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而成丹,达到养生延年的修炼目的。历代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大多迷恋神丹大药,刻意追求外炼的仙丹。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心烧炼服丹致死的皇帝。

   雍正在藩邸时期,就已对道家的药石产生了兴趣。他在那时曾写过一首(烧丹》诗: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难,灵异卫龙皓。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鸯。

   这首诗宛如一幅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内外丹”有所认识了。

   雍正即位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其为“大慈园通禅仙紫阳真人”,并软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以崇祀。据《紫阳道院碑文》载,雍正特别赞赏真人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

   至迟从雍正四年开始,雍正就经常服食道士炼制的一种丹药“既济丹”。他自我感觉服后有效,遂将丹药赐给宠臣服用。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鄂尔泰具呈奏折说,一个月前皇上赏赐的既济丹服后“大有功效”,并言:“旧服药方,有人参鹿茸,无金鱿缥,今仍以参汤送之,亦与方药无碍。”雍正折尾批道:“此方实佳,若于此药相对,联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他是将传统中医医药与道家丹药兼用并收了。

   雍正还常把既济丹赏赐给河东总督田文镜、川陕总督岳钟琪、河道总督裕曾药等其他封疆大臣。在赏给田文镜丹药时,雍正说他自己一直服用,没有间断过。他还对田文镜说,这种丹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这就十分清楚,雍正经常服用这种丹药,并不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而是专门用作弥补元气,延年益寿。一般说来,人们服食丹药,总不免有所顾忌,怕与身体不投,出现意外,为此,雍正劝田文镜尽管放心,说:“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联知之最确。”。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

   雍正不仅服食道士进献的丹药,还在圆明园升火炼丹。这本是机密事件,正史不见记载。可是,在清宫秘档中仍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活计档》中的一些原始记录,就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在这一档册中最早出现的有关记载,是在雍正八年十一、十二月间,共有4条:“十一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同传:圃明园秀清村处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四百斤。记此。(入匣作)”“十二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铁火盆革,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红炉炭二百斤。记此。(入匣作)”“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矿银十两,.里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记此。(入匣作)”“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传:圆明园秀清村处化银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记此。(入匣作)”

   在此就这四则档案作几点分析。第一,匣作何以需用如此之多的燃料?几条档案都注明物品传用归入匣作,这个机构专门承做各类器皿文具需用的木匣或纸板匣,匣子表面多用续锦糊饰。因此配给匣作的燃料无非用于粘匣所需胶料浆糊的熬制。可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竟耗用桑柴、煤炭440斤,显然其用途不限于制匣。这里要说明的是,清代宫苑取暖备膳所用煤柴向有定例,并设专门档册记载,是从不载入《活计档)的。

   第二,传用物品的地点秀清村,位于圆明园东南隅,背山面水,于一分僻静,是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去处。

   第三,传用物品的官员,除了雍正相当信任的心腹内务府总管海望外,还有主管帝后医疗保健的太医院院使刘胜芳,这点足应引起关注。

   第四,更重要的是,传用物品中既有大量燃料,又有“矿银一两”,还有“化银”之说，据此可以推断,雍正八年末,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为雍正治病疗疾烧炼丹药。雍正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的(活计档)中,这类记载便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档”.雍正十年的“南薰殿并圆明园头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总档”,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处档”,雍正十二、十二年的“六所档”,都有这类内容。根据造办处这些档案记载,雍正为烧炼丹药,在这一时期传旨进用的煤192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和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以及杉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黄布(绢)桌围、黄布(绢)空单等。这些物品,都是炼丹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据统计,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的59个月份内,共传用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月两次半还多。传用物品的地点基本都在圆明园内。由此可以想见,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吨的煤碳被运进皇家宫苑,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炉火不灭,炼丹不止,把个山清水秀的圆明园变成道家洞天福地!

   据史料记载,为雍正练丹的道士主要有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深谙“修炼养生”,“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主持炉火烧炼事宜。张太虚、王定乾等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雍正服后,感觉良好,便拿出一些作为赐用物品,像原来赏既济丹一样,赏赐给出征将士。(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帝曾两次赏发“丹药”。

   一则:“三月二十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四匣,传旨:配匣发报,赏哥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油、参赞穆登、提呀类廷。钦此。于本月二十五日,将丹药四匣配得杉木箱一件,风毯包裹,稀花塞垫,领催赵牙图交柏唐阿巴兰太持去讫。”

   二则:“四月初一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委哥主事宝善来说,内大臣海望文丹药一匣,传旨:配匣发报,赏散狄大臣达奈。钦此。于本月初四日,做得杉木匣一件,外包黑毯,交柏唐阿巴兰太去讫。”这两份档案,直接使用了“丹药”二字,而且两次赏赐旨意都是自圆明园来帖传发,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可知,这些御踢“丹药”,就是回明园御用炼丹点炼制的。然而,纵观历史,长生不老的追求总是伴着服丹丧命的悲剧在帝王之家屡屡重演。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先后有十五、六位帝王死于丹药中毒,正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没有内修基础的帝王，是不可能通过服食外丹来直接成就的。所以，好丹服丹的雍正也没有逃脱丹毒丧身的厄运。

   关于雍正的暴死,一直是个谜。其遇刺身亡说纯属野史传闻;“中风死去”说没能提供有说服力的东西。现在看来,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说的“证据”倒是较充分些。首先,雍正服丹中毒的推测,一直是雍正死因的一家之言。(清帝外纪)载,“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随着雍正问题研究的深入,雍正服丹致死说越来越引起史家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学者A.W.恒慕义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指出:“撒镇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海外学人杨启樵通过长篇论证,推断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冯尔康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情理处。”。

   杨乃济则提出“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说旁证”。笔者依据档案史料,通过对“雍正与丹道”关系的探讨认为,从雍正召请道士炼丹、向臣工赏丹、自言服丹等情况看,他死于丹毒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其次,《活计档》有一则雍正死前圆明园用铅记录,很值得注意:“八月初九日,领催白士秀特来汉字帖内开,总管太监陈久抑、首领太监王守贵传:圈明园二所用牛舌头又铅二百斤。记此。于本日行得黑铅二百斤,领催白士秀交首领太监王宁贵讫。”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八月初九日,2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雍正在园内暴亡。史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丹药中毒事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

   第三,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破绽颇多。(1)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就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若非此辈惹下弥天大祸,乾隆何需于万机待理之际对两个清心寡欲的道士大发肝火,并专门发布一道上谕?(2)乾隆在谕中特意强调,皇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若果真未曾服丹何须辨解,这不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诏告吗?(3)就在乾隆下令驱逐道士的同一天,又宣谕内监、宫女不得妄行传言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又说:“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雍正猝死,外间为何有“闲话”?,皇太后为何“闻之心烦”?而又为何不可告人“传说”。

   第四点——对炼丹道士处置这一点。雍正服丹丧命,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本当处以极刑,可是乾隆宣谕仅是“从宽驱逐”。以往,研究者多是强调,乾隆此举主要是考虑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也有的谈到皇帝服丹丧命不是有脸面的事,不便公开审处。笔者在写作《帝王与炼丹》一书过程中发现,历史上竟有近乎雷同的事件发生过,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据《全唐书》载,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唐高宗担心大唐天子服丹致死之事传开成为世人笑柄,而将合炼长生丹药的天竺方士那罗迩婆婆寐免于典刑,“放还本国”。我们不知乾隆是否看过这段唐史并从中得到启发,但他对为雍正炼丹的道士的“驱逐”,与唐代将害死太宗的胡僧的“放还”竟如同一辙。

   在这件事上都是这样:先帝服丹致死,新帝不愿把事情张扬闹大,而将炼丹方士赶走了之。由此看来,乾隆对炼丹道士张太虚等人的发落可谓有例可循,并不奇怪,同时从对炼丹术士的处理上是否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雍正恰像唐太宗一样、服丹丧命的。不同在于：雍正寻访术士也好,升火炼丹也罢,根本的是治病健体,希求延年长寿。

   谚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崇奉丹道的雍正,终被仙药所害。这可能是雍正死前十几天运入圆明园的那二百斤黑铅所致,更可能是雍正常年服食丹药,有毒成份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的恶果。总之,从各方面情况看,雍正死于道家丹毒是大致可信的。

   最后作三点评说:(一)史家有言:“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所好。”。道教在历经将其视为“国教”的大唐王朝、皇帝自称“道君”的赵宋王朝及大举为武当山修建帝王行宫的明朝这样的鼎盛期后,清末已走向衰微。雍正崇道,是下滑的道教最后的辉光,从皇家宫苑到乡野观宇,道家身价顿增,道教又一度活跃起来。(二)“以道治身”,雍正一语破的。对佛道二教,历数古来帝王,尊奉者虽从未间断,但虔诚笃信以其修心养性者却实属少见,更多的是利用,或者说是实用。具体表现在雍正身上,一方面把道教作为劝人为善戒恶,有补于治化的御用工具,同时认为其确有祈晴求雨、驱邪避祸乃至保国安民的灵验。

   外丹是用“怀大毒在其中”的激烈方法促进人体进化的道家独有的优秀修炼手段,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一定毒素的,对普通人大脑五脏侵害甚大,有很好的修炼基础者，可以借助外丹直接让身体发生可控的变异反应，让肉体朝优异化方向进化；普通人尤其的帝王，炼己就不过关，更没有最低的内炼筑基作为基础，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现代生活中,环保工作的一大任务便是严格控制并努力降低这些物质在生活载体中的含量。从这个角度上讲,旨在长生的丹药对于普通人来说无异是毒药。

   从黄帝老子，到张三丰黄元吉，道家历史的修炼主流手段，都是性命双修的内丹，这一点，在当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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