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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内丹与中国文化

2017-08-12

道教内丹与中国文化

郝勤

陈抟所绘制的多幅易图如《无极图》、《太极图》,所蕴涵表达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内丹修炼程序,及 “顺则生人、逆则成丹”的学说,成为了宋朝以后内丹学说及理学的核心。

(一)

内丹是道教历史上的核心的庞大的修炼方法体系,它起源甚早,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它逐渐融摄吸收各个朝代的科学技术及各家学术精华,汇聚成一门体系精严完整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它既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文化整体的结晶,反过来说,又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丹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身心炼养体系,它主要依靠于古代的神仙家和后来的道教而发展。神仙思想是内丹形成发展的原始动因和基础。春秋战国时期遂渐兴起的神仙思想的深层哲学意蕴和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它创造了如此瑰丽而令人神往的神话,而在于它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肉体有限生命的否定和升华,反映了人类挣脱自然社会的束缚、打破世俗社会强加在人心灵的文化桎梏,实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理想和气概。

神仙思想的出现打破了人与神的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使匍匐在神祗面前的人站立起来,希望通过个人的坚忍不拔的追求和努力去把握人生乃至于生命的自由,由凡人变为神仙。通过内丹修炼,人将不再是神的奴仆,他将变为神仙,与神祗平起平坐,成为自我的主人。这就是神仙学说的魅力所在。


千百年来,中国的方士、道士和道教信仰者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神仙理想的背后,实在蕴藏着一颗人类反抗自然和社会的异化,追求生命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炽热的灵魂。虽然这是一个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思想,却洋溢着人类古代文明那朴质而纯粹的理想。它是简单的、含有人类最终极追求的理想。在这一思想的深处,潜伏着人类内在而深沉的并且是永恒的愿望和向往。

班固曾就此评价造:“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汉·艺文志》)内丹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合乎逻辑的精华,它所赖以生长的思想基础,不是西方那种人被高度异化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仙学“思想体系。


从某种角度来说,神仙学说严格地说也并非“仙学”,而是地地道道的“人学”。它的内核和本质同其它宗教学说不同,不是建筑在一个虚渺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上,重神而轻人,重来世轻现实,重灵魂轻肉体,内丹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现实中人的精神和肉体展开的,关于“性”与“命”的学说是内丹唯一的和全部的研究对象。在这一体系之中,巫术和神学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内丹融合了符箓、斋蘸、祝咒、祈祷以至于金丹服食之术,进而着眼于通过合乎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去发展人的的身、心二元层次。

五代内丹家崔希范说:“神仙之学,不过修炼生命,返本还原而已。采先天一气为丹田,运后天之气以向火侯,以火炼性,则金神不坏,以火炼命,则道气长存。换尽浊阴之躯,变成纯阳之体。”(《入药镜序》)

金元全真教创始者王重阳说:“神仙妙用,只是采取先天真阳之气,以为金丹之母,点化己身阴气,以变纯阳之体”(《五篇灵文》)。

明伍冲虚云:“仙道以元神元气二者双修而成,故说性命双修为宜”(《天仙正理》)。

内丹既不同于儒家专重伦理和佛教专重心性,也有异于道教养生修炼术中其它以修身治气亦即“修命”为主的方法体系,它在长期发展过中,有机地将传统道教行气养生之法同阴阳五行学说、周易八卦纳甲原理,中医脏腑脉络认识,儒家道德伦理以及佛教禅定方法等相融,形成一个严密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在道教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如果我们今天去掉历史的偏见,从比较学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现代科学对中国内丹所给予的特殊兴趣和注意的事实,我们便不能不承认对道教内丹的历史文化地位和价值都应有一个全新的再评价和再认识,对它所代表的特殊意蕴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予以深入的研究。

  


 

(二)

内丹发展的历史,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由上古到战国时期,直到汉、晋南北朝;中期自隋唐始,乃至两宋金元:晚期为明清两朝。;

内丹的早期发展可追溯至广成子教黄帝的经典场景,而有文献记载,则以战国时期的《玉佩行气铭》以及屈原的《远游》中行气之术,及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为代表。另外如魏晋时期的《黄庭经》也在一定程度上谈及了内丹术。

内丹发展的早期阶段特点是,神仙家方士们,在汉代流行的黄老思想、京房汉易以及阴阳五行学说思潮影响下,开始将战国时期流行的行气修炼方法在实践基础上加以理论化、在理论上加以体系化。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指导下,以魏伯阳为代表的神仙家运用《周易》的卦象爻辞体系,以自身行气修炼体验和炼制金丹经验为基础,创制出了一套纳天道运行和人体修炼、外丹炼制和内丹修炼为一体的“炉鼎模型”

这个“炉鼎模型”的特征是大易、黄老、炉火“三道由一”,即以“大易”为阐释符号体系,以“黄老”清静思想为指导思想,以“炉火”即内、外丹炼养炼制为实践方法,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宇宙观、人天观、人体观、人生观以及炼养理论在内的复杂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中的很多内容,开启了以《易》解丹、以丹证《易》的道教易学体系等,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内丹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而且对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科技史、道教史、养生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远影响。

内丹发展的中期阶段是内丹由隐秘走向鼎盛活跃时期。这一时期丹家辈出、典籍繁多,影响广泛。几有压倒其它一切神仙修炼术和养生方法之势。

道教内丹在中晚唐以来迅速崛起兴盛是一系列历史变化因素的结果。自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屮国封建社会急剧地走向危机与崩溃。“社会熵效应”导致社会由有序而无序,由平衡而崩溃、由兴盛而衰亡。唐宋藩镇兵焚连绵、军阀割据,加之以沙陀诸王朝统治者残暴统治和契丹统治者侵扰抢掠,使中原民不聊生,赤地千里,国土分裂,经济文化凋零。


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之后经历又一次严重的危机,面对这种“社会熵效应”的严重挑战,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自身尚有相当能量的自我修复机制进行了—系列调整和补救,这除了大大强化封建专制体制而走向绝对专制以外,还包括对整个学术思想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和调整。

可以看到,宋以来诸如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潮;儒家以理学为中心逐渐表现出宗教化特征而成儒教;佛教由唐代的多宗并存而走行以上层禅宗和下层净士宗互补为主体结构的诸宗融合,如此等等,都是这种封建结构自我修复机制作用于特定历史环境的结果,而与之相应和同步是道教内部变革:南北朝以来盛行的斋蘸符簏和隋唐大兴的金丹服食地位成为两大主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为求得自我生存发展而寻求的理论方法体系的集大成。

自隋唐而两宋金元,著名丹家辈出,并形成了南、北两个流派,隋唐著名丹家有苏云朗、刘知足、吴筠、祁太古、张果、羊参微、钟离权、吕洞宾等人,五代两宋则有崔希范、谭峭、陈抟、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以上五人即内丹“南五祖”)以及王重阳、邱处机、陈致虚等人。其中影响较大,比较重要的是苏元朗、吕洞宾、陈抟、张伯端及王重阳等人。

据《罗浮山志》,隋•开皇年间道士苏元朗著《旨道篇》和《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祖述《参同契》,主张“性命双修、内外一体”,“归神丹于心炼”,“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在他的首倡带动下,唐代内丹崛起,顿开先河。

陈抟是宋明思想发展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引及还丹之事”(《宋史陈抟传》)。他由内丹出发进行的易学研究不仅为教内丹术建立了一套以天人合一学说为基础,并兼纳了儒家易学思想和佛教禅定学说的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兴起。陈抟所绘制的多幅易图如《无极图》、《太极图》,所蕴涵表达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内丹修炼程序,及 “顺则生人、逆则成丹”的学说,成为了宋朝以后内丹学说及理学的核心。也可以说,他实际奠定了宋元内丹发展的理论塞础。

三教平等 性命双修

张伯端和王重阳分别是北宋道教内丹南宗及金元道教(全真教)内丹北宗的代表人物。内丹南北两宗都主张融汇三教、性命双修。不过在修炼重点以及修炼次第上有所分歧,南宗偏重修命,北宗偏重修命,南宗主张先命后性、北宗则主张先性后命。

张伯端认为,“性命本不相离”,主张以儒道释三家之说修性功,以周天气法修命功。他又认为“命之不存、性将焉存?”主张养生修道须由“命”(即形体、生理、元炁)的修炼作为下手功夫,由修人体精气入手,炼精、炼气,最后达到髙度的开悟修养效果(炼神)。

“先以神仙命术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夫究竟空寂之本源矣。”因为张伯端这一主张,故后人指“由命入手、先修命后修性”为内丹派南宗炼法,以别于后起北宗。

同南宗不同,以王重阳为首的全真教起于异族入侵,山河动荡,国土亡丧之际,有强烈的济世救民、振贫扶危、忍辱含垢以保存民族人格和文化的色彩。因而全真教奉《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以明心见性、养气炼丹、含耻忍辱为内修之“真功”;以传道济世,苦己利人为外修之“真行”,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故谓之“全真”。因此,全真教的内丹修行有积极入世,重现性功的特点。他的一反道教养生隐居出世的特点,而主张要在乱世中以“真功”、“真行”自救救人。将自我性命修炼同普度众生相结合。种这主张充分反映在王重阳的《三州五会化缘榜》中。

同时,兴起于北方的全真教特别强调内丹的性功修炼,王重阳在《玄教十五论》以出家、打坐、降心、炼性为首务,其次才是炼气养生之道。他又主张炼功修炼要融摄禅宗明心见性之说,建立一套完整的性命双修理论方法体系。在修炼次第上,王重阳为首的内丹北宗主张从修性下手,先以各种方法进行心理、精神、意识、伦理等方面的训练,达到明心见性。然后再依次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

金元全真教内丹家们认为人要修炼身心,须先守持心神为修炼根砥,以清净心地为初地法门,所以明代龙门派著名内丹家伍冲虚的《丹道九篇》所述功法,下手功夫即为:“炼已还虚”。由于全真教修炼方法和步骤与张伯端系统不同,且又主要行于北方,故被称为“北宗”。实际上,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修炼方法并无大别,性命本身也不可截然分开。南宗修炼也要首先“炼性”,只不过北宗于此更强调一些罢了。

明清时期由于道教处于盛极的巅峰时期,更重要的是内丹本身日趋神秘化、繁琐化、宗教色彩极浓,亦很难修炼,因而内丹走向隐士传承,影响逐渐缩小。明清内丹亦有若干重要流派,其中以明陆潜虚的东派影响比较大,在内丹功理功法的研究方面,则以伍冲虚,柳华阳为代表的伍柳派较著名。这一时期内丹发展的特点是体系更加精严,阐释亦更加完备,有一些丹经如伍柳派的著作还力图作到晓畅易懂,但总的来说,内丹已到达了其发展的瓶颈。不过,清末以来,以黄元吉内丹法脉为代表的内丹流派,出现融汇百家的大成气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在进行创造性突破,当拭目以待。

 

(三)

道教内丹以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给中国文化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化史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

  1. 随着内丹的演进,道教神仙思想体系进一步获得完善和发展。

    前已论及,神仙思想作为中国初民打破自然和社会禁锢的实践,其本身含着对神权和天命的否定因素。虽然它萌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但却以特殊的形式体现了那个时代强烈的以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解放为中心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它包括内丹在内的道教修炼思想之中。

    反对天命,否定命定论和轮回思想,肯定人能够通过现实的自我刻苦修炼而获得从精神到肉体的自由解脱,是道教神仙思想中最具有特色的观点。早在道教创始的汉末魏晋时期,神仙家们便明确指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气势磅礴的口号。(《抱朴子》) 他们认为“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其人。”(《老子河上公章句》)。正是这种充满积极精神的思想,推动道教徒们走向发展人体科学的道路。一反汉晋玄学随天道自然变化养生的思想,不仅要从“上天”手中夺回生命的自由,而且要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炼养成仙。

     

    道教内丹理论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这一宇宙生成图式,认为太初无形无象的“道”生出真元一气,是为无极生太极,由这种“气”分化为阴阳二气,即太极分阴阳,阴阳交泰又“冲气以为和”产生第三体,由此而衍出芸芸万物。此为生命的顺行之道。

    内丹又根据老子“归根复命”的提法,指出内丹之道就在于逆此顺行之道,力使万物合为为三(精、气、神),三复化为二,(铅汞、坎离或神气),二复归一(结成金丹),一还于虚无(复归太极成道)——这就是内丹家们所谓“顺去生人生物,逆来成仙成佛。”

    元陈致虚《金丹大要》云“精气神……三物交感,顺则生人,逆则成丹。何谓顺?一生二,二生三,三归二,二归一,知此道者,怡神守形,养形炼精,积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金丹乃成。”这种认识反映出道教养生家们“宇宙在乎手,万物在乎身”的豪气,及支配宇宙、超越自然、自主掌握生命的积极精神。虽然这种超前认识科学还无法全部验证,但已经被无数修炼者前赴后继的生命实验证实。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道教养生家们努力去挣脱自然的束缚,以勤行不倦、孜孜以求的养生研究和实践去叩开生命之门,从而使这种宗教修炼行为上升到道学的高度,成为可贵的世界的普世的学问。

  2. 内丹促进了三教学术的圆融。

    三教合一或三教九流,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和思想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内丹,是促使道家人士走向融摄儒释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期道教的诸种修炼之术总的来说都是以炼养精气神为首要,其中蕴含性命合一的基调。从广成子的“无摇汝精,无劳汝形,无思虑营营”,到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可见,原始道家修法乃是以修道德、守虚静为纲领而统率性命的最上乘法。

    早期修炼方法大抵都是以道家思想中的“清静无为”、“抱元守一”、“恬淡虚无”等手段,达到杜绝外界各种物质干扰诱惑、遏制自我过份欲望,来达到积精累炁全神的目的,最后顿悟大道,无为无不为——这是在上古淳朴的环境和初民天真的心性的前提下的无为法。到了诸如《太平经》时代的“守一之法”,天师道“结精”、“实气”之术,及葛玄、郑隐、葛洪的“胎息”法,上清派服气,存思诸法中,可以看到道教养生修炼方法对身心修养的要求越来越高,等而下之的性命双修就呼之欲出。

     

    当内丹开始兴盛的时候,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使得道教丹法修炼必须追求适合普通根器的更精巧的体系,这时,性命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这促使很多道教内丹家们试图从道教和道家思想体系以外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道家的包容使得他们选择很多,这样,医家、武家、儒家乃至佛教的禅定之学开始大量引入道教修炼体系。医家孙思邈“入胎定观”、“禅观之法”、房中养生盛行一时,成玄英引佛教“身心净”、“口气净”、“意业净”的“三业清净,六根解脱”说法来解决静养问题。影响是双向的,佛教天台宗的观止修习法很大部分源自陶弘景的修养体系。道家又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学说,创建了以“三戒阶”为代表的养生修炼次第,首次将内丹养生中的心理训练作为专门的问题来进行研究。部分丹家更是融摄传统佛教“四禅”、“八定”以及鸠摩罗什“五门禅观”的渐修阶梯,特别是后期佛教的止观双运、定慧双修、明心见性的理论,将传统丹法入静功夫和心理训练转变为有系统、有步骤的渐进“炼性”方法。这一修炼理论,使得普通根器的修习者也可以拾阶而上,对内丹发展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

    五代宋元之际, “三教合一”已成时代思潮,唐末五代盛极一时的禅宗给道教独尊的地位给予一定冲击,道教理论也以强有力的渗透,使得佛教逐渐本土化。仙佛融合的主要结果之一便是禅与道教丹法相结合,形成了禅宗无为式顿悟及禅道合一、性命双修的内丹体系。

    另外,道教除了将佛教义理和修习法门引入自身修炼外,还适应当时日益强化的封建伦理道德,将儒家学说也纳入内丹炼养体系。这样,道教实际上是以内丹修炼为楔机,充当了“三教合一”主导。道敦内丹南宗之祖张伯端说:“故老、释以性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贫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臻乎性命之奥也。”(《悟真篇自序》)这种说法,正是要在“性命”二字上统一三教。虽佛教义理有其印度文化背景,并非自愿参与“三教合一”,主流儒家更没有达到性命双修的高度。内丹家这种说法,是站在“大道无私”的高度,也是道家万物平等的观念的延伸,同时把摄儒释某些理论融摄过来,也可以印证、阐述修习内丹的某些环节,特别是解决内丹修炼中最重要的“炼己”问题。

     

    圆融三教,使道教以修炼“道德”为手段的最上乘修炼丹法,终于成为了以性功修炼和命功修炼合一的完整“性命双修、形神俱妙”的新体系,这是适应时代和人心的有益变化。内丹以儒家道德伦理、佛教禅定止观同道家清静理论相结合进行修性炼己,以道教传统周天运转、金液玉液功法进行元炁锻炼,并将性命修炼有机地统一起来,性中有命,命中有性,修心亦修身,修命亦修性。通过这样一种体系,不仅道教本身得以融合三教学术,而且也为其它各教吸道教学术创造了一个接合点。宋明士大夫的道禅双修及理学家们融摄道教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内丹这一接合点着手的。

  3. 性命双修的炼养体系为中国养生学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实践方法

    道教内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最显著者还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养生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毋庸违言,同一切神仙方术一样,丹道家们钻研实践内丹的动机和目的都在于追求超越一切世俗享受的长生久视的圆满境界,但由于内丹本身于追求现实肉体和精神由健康、长寿而至于长生,因此在客观效果上它的功能和价值可以作用于人的身心,促使身心健康发展,从世俗实用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古代养生的顶峰了。

    较之中国古代其它养生方法,内丹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性命双修。内丹家所谓“性功”,以元神为主体,包括精神、意志、道德品质、思想意识和处世态度等一系列后天要求。南宗认为丹法修炼次第中前三步炼已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均含性功,而最后一步炼神还虚纯入性功。

    至金元全真教,则将性功与命功分离开来,形成两部分的修炼系统。初级部分采用明心见性的方法,高级部分采用传统丹法,前者专以心性为修炼对象,后者则以人体精气为修炼对象,形成了禅道结合的生命双修体系。照元代全真道士李道纯的说法:“高上之士性命兼达,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则命基永固,心虚澄则性本圆明”(《中和集》)。全真教道士大量吸收采用禅宗如来藏“缘起论”的心性本空本净、不生不灭说法,主张通过屏却尘缘、一念不生、明心见性来达内心虚静以至于“寂无所寂”的境地。北宗同时认为明心见性并非内丹全部功夫,在明心见性的基础,还有一半功夫——“命功”。

    实际上,内丹家强调“性命双修”也不全是迎合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内丹功法修炼中特殊要求所决定的。内丹的周天运行法是一种对人的心理要求极高的功法,它要求在人的身心处于高度入静、万缘寂灭伏态下,通过一种特殊的元神活动(即所谓真意真性、元神或己土、黄婆等)来观照和控制炼功的全过程。陈致虚云“然吾所谓神与气精迎送动止,凡百作为,皆主于意也,色声香味触皆关于意,意为即为,意止即止。故求丹取铅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炼沐浴以意守之,温养脱化以意成之”(《金丹大要》)。

    伍冲虚说得更清楚:“故真意即虚无中之正觉,所谓相知之微意也,返观内照者,返回其驰外之真意以观照于内也。炼精之时,真意观照于炼精之百日;炼气之时,真意观照于炼气之十月;炼神之时,真意观照于炼神之三年。”(《仙佛合宗》)

    心意活动在内丹修炼中既有如此重要作用,无怪心性修炼内丹家所重视了。恃别是修炼的下手功夫中,如果不能做到排除各种外界干扰和内心杂念进入高度入静伏态,“炼已不纯”,则整个修炼无从谈起,王重阳说“炼己即炼也,心为离、离者己土也,炼心不动即离宫修定,定则气和,和身安,安则精气充满,满则铅汞凝结,结则造化自有(《五篇灵文》)。

    凝阳子《至道心传》也说:”夫金丹之道要炼己纯熟,收拾心身,敛藏神气,清虑静定,恬淡晦默,柔和顺寂,故神全气盛、七情不动,六根清净,精难动摇,方可求丹。”

    内丹家所谓的“命功”主要指元炁炼养。尽管内丹家设像比喻,将内丹阐解得十分简单,但实际上也不见得很多人可以明了。内丹炼养最强调的是以人体为炉鼎(一般集中为上中下丹田或黄庭宫),以元神真意为主宰,以元精元气元神为先天大药。炉鼎、药物、火候是为炼丹三要素,在修炼之中,一般循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几个步骤。一般丹家认为,筑基是修复身体补足精气神三元的方法。

     

    凝阳子篡《至道心传》云“夫筑基之法即是收神固精裕气之诀,一身之内诸气充实,骨髓坚强,是谓民安国富,方可入室下手而求还丹之道也。”炼精化气是在筑基基础上进一步炼精气神为“内药”。

    丹家认为,筑基功夫补足精气神为“外药”,炼精化气阶段是将外药经一段时间小周天锻炼后在下,丹田气穴内炼成较外药更高级更纯粹的内药,内药不用周天运转,它在下丹田生成后逐渐与所蓄外药结合组成丹母。其炼法主要为“凝神入气穴”。故《悟真篇》云:“内药还同外药,内通外亦须通。丹头和合类相同,温养两般作用。”

    内药成就后,下步就是是炼内药为“大药”,这就是炼气化神,此阶段功法上采用大周天,己是较高级的炼功阶段了。丹经一般认为炼气化神是将神气合炼,使气归神而相抱不离,成就大药。大周天功法与小周天功法不同之处是不以意随气循环冲关,而只是用眸光留守,绵密寂照,常定常觉,观照黄庭与下丹田,任元气自然而然地流注奇经八脉乃至十二经脉,打通全身经络。至于炼神还虚,则纯入先天境界,言语难以描述,故从略。

    总而言之,即使撇除内丹成道的高绝追求,作为古代一种养生方法,仍然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它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及实践体系至今具有很好的研究和实践价值。

    (4)从中国思想史角度来看,内丹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东汉魏伯阳以大易、黄老、炉火等汇合而为“三道由一”,以解内外丹修炼,写成《周易参同契》以后,内丹幵始形成一套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内丹家以《易》来解丹,以丹来证《易》,形成了与传统儒学完全不同的—道教系统易理易学。

    道教的易学并非空洞而繁琐的解经,以明先王先圣之“微言大义”,而是实实在在地以《周易》独具的符号体来阐释、说明、研究人体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用《周易》的卦爻象数来解决丹道修炼中,丹道与人体、宇宙与人体、修炼与生命以及丹道变化规律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易学研究体系后来至北宋陈传手中演为“先天易学”,他吸收儒家易学观念和儒家太极理论,在道教传统以易解丹的基础上,创制了《无极图》、《太极图》、《先天图》等一系列图像,“以明逆则成丹之法”。这些图象以特殊的形式涵盖了道教特有的人天观、人体观、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动与静、性与命、生命与修炼等内容,使其超出了一般宗教修炼的意义,而上升到探索世界本源的思想层次,由此而成为宋明理学源头之一。

     

    宋代理学早期重要奠基人物邵雍和周敦颐,都是在吸收道教内丹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学术思想的。两宋理学其它重要人物诸如二程与朱熹的思想也同道教内丹有关。这些理学大师们都主要是通过陈抟的易图接受内丹思想理论并加以改造成自己思想的。据蒙文通等学者考定,理学家接受内丹理论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其一是陈抟传穆修的几种卦象图,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其二是陈抟居华山时曾以《无极图》刻石,后几经辗转传到周敦颐之手;三是陈抟传西蜀隐者,后为朱熹派蔡季通自四川购得《太极图》、《河图》、《洛书》等。

    邵雍在吸收道教内丹性命学说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他关于“理”的思想:“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皇极经世》。他不仅接受内丹理论,还亲身实践以印证之。他在《击壕集》中作诗道:“耳目聪明男子身,鸿钧赋与不为贫,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異时现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这首诗十分著名,后多为内丹家所引。黄宗羲曾评说:“康节因《先天图》而创为天根月窟,即《参同契》乾坤门户牝牡之论也……所谓天根者;性也:所谓地窟者,命也,性命双修,老氏之学也。”(《易学象数论》)确实,若无很深的内丹修炼造诣,是作不出这祥精深的丹法诗句的。同样,如果他不吸收道教内丹的理论思想作为基础,他的象数之学和理学思想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较之邵雍、周敦颐受道教内丹思想更深,毛奇龄考证,周敦颐的《太极图》完全是模仿五代彭晓注解《参同契》的《明镜图诀》中的“水火匡廊图”和“三五至精图”(《毛西河先生全集》第七册) 周敦颐本人也自称深信“盖得阴阳造化机”的陈抟学说。(《周濂溪集》)。他所著的具有“宋理学之宗祖”之称的《太极图说》可以说完全是本道教内丹思想理论而推演改造成宋明理学的字宙起源生成论的。因此黄宗炎说周敦颐《太极图》是道教内丹家的思想系“颠例其序,更易其名,附以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盖方士之诀,在逆而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顺而生人,故从上而下。“(《太极图辩》)黄宗炎这一说法,确实中其肯綮,揭示了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同内丹的渊源关系和差别。

    如果说,内丹性命理论在邵、周思想中还有明显的痕迹,那么到二程手中.便完全消融在“理”这一最高范畴之中了。他们虽然也承袭邵、周说法,认为“天之付与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之事物之谓理。”(《程颐语录》)他将邵雍根据内丹南宗理论改造而来的由命而性、由性而理一变为性、天、命同为一理的唯心一元论,从而否定了内丹思想中既承认人的物质存在又承认精神作用的性命二元论。但即使如此,学者们也指出了二程与陈抟内丹思想的渊源关系:“(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朱震《汉上易解》)。

    两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内丹理论非常感兴趣。他不但继承周敦颐《太极图说》、邵雍的象数学说和二程的天理论;而且亲自注解研究《周易参同契》。他完全知道《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但他仍然倾心于此,皆因他“异时每欲学之,而不得其传,无下手处,不敢轻议。”(《参同契考异》)他钻研《参同契》勤奋异常,曾同蔡季通相与订正,“终夕不寐”。

     

    但由于内丹是一门极为复杂的方法体系,“不因师指,此事难知”(吕洞宾《沁园春》)。仅靠冥思苦想钻研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至晚年仍学而无成。“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其沮丧之情是可以想象。但即便这祥,朱熹还是将内丹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融入其“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治学的修身方法之中。他曾作《调息策箴》云“予作调息箴,亦是养心一法。盖人心不老者,其鼻息嘘气常长,吸气常短,故须有以调之,息数停呴,则心亦渐定,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也。箴云:‘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猗,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极而吸,如百虫蛰,氤氲开阖,其妙无穷。

    调身、调息、调心之法始出于上古黄老之学,在宋明为道教丹家广泛采用吸收为炼气之法。佛教的调息在于通过“数息观”等使分散浮躁的心专注以进入禅定境境界,反对沉耽于生理、心理上喜乐感受,朱熹的《调息箴》更接近于道教内丹方法以及所追求的意境。

    除邵雍、周敦颐、朱熹等外,在宋、元.明、清还出现过一大批以研究易学著名的学者,通过对易学研究,他们大大发展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而这些易学家的思想渊源则基本上来自道家的“本不为明易,旨在炼丹长生”演绎发展出来的易学思想理论体系。

    内丹是道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宗教史、养生史、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现代科学、养生学、医学的研究中,它还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对于这样一种特殊而又核心的文化,还有待学者们通过实践,从中肯角度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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