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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葛洪》

大道家园 2023-04-21 12:04:11

《抱朴子葛洪》

葛洪

葛洪像
葛洪(284~364或34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中文名: 葛洪
国籍: 中国,东晋

出生地: 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
出生日期: 公元284年
逝世日期: 公元364年
职业: 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
字: 稚川
号: 抱朴子



葛洪是中国东晋时期重要的道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

《葛洪移居图》
[1]
预 防医学的介导者。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 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 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绘,故宫博物院藏。《人物图•葛仙吐火图》明郭诩绘,上海博物馆藏。
人物经历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 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 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

古代书画中的葛洪形象
, 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
建兴 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 (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人物评价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 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 其主要著作,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虽然比较零散,但其价值还是

稚川炼丹
[3]
不容忽视的。
一、文章微妙,德行为粗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 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 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 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震聋发 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
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1)之先河。
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 (2)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 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3)
真正意

葛稚川移居图轴
[4]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 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 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
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 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 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 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 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 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
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 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 ,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 、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 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

葛洪移居图
[5]
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洪的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文饰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也是儒道两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道家强调保持先天的素朴的本质,全真保性,自然自足,反对外在的雕 饰,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有机物必有机心",外在的文明只能伤身害性,对人没有任何好处。而儒家则强调文明的发展与社会 的进步,认为礼乐教化和伦常分际相对于原始的浑沌状态是一种提高,人只能且只应作为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人存在,担负起的自己依照某种社会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职 责,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换都是必要的、合理的,反对道家那种逃避社会、离群索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孔子对此 持中庸的态度,他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文和质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以质害文,也不以文害质,将先天的美质与后天的 文饰结合起来。
葛洪学兼道儒,在修身养性方面,他主张依照道家的原则,见素抱朴,不为物役,天真自然,不事雕饰,而在经世治国方面,他又赞同儒家的方式,重视教化,抬高文学,认为虎豹之皮胜过犬羊之皮,文饰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合理的、进步的、有宜的。
葛洪认为,如果只是保持先天的本性,完全不要文化和文饰,则人类就会和动物没

《葛仙吐火图》
[6]
什 么两样,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他在《诘鲍》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对鲍敬言好古非今、重自然而轻人伦、尚混同而贬分殊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 指出:"子若以混冥为美乎,则乾坤不易分矣;若以无名为高乎,则八卦不当画矣。岂造化有谬,而太昊之暗哉!"葛洪其实并非为君主专制辩护,他攻击鲍敬言也 不在其无君之论,而是攻击其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浑沌、敌视人类文明的错误思想,他是为人类文明辩护,为社会秩序辩护。
正 是由于葛洪主张文胜于质,他与那种厚古薄今、尚质朴而轻文饰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今文之金玉,胜于古书之质朴,今日之雕饰,胜过古时之醇素。厚古 薄今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弊端,道家重先天之自然,轻后世之文饰,故厚古而薄今,儒家推崇敬天法祖,重视长幼之节,故亦厚古而薄今。葛洪力辟此风,非但为后世 的文风华丽张目,亦是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喝彩。
在文胜于质的思想引导下,葛洪又对传统的本末观念指出了质疑,大胆提出了"本不必皆珍,末不 必悉薄"(《尚博》)的新观点。中国传统意识习惯于将对待的两方分为一主一从,而不惯于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便是自然的存在,也非要搞出一个上下尊卑 不可,譬如天尊地卑等等。而本末这对范畴本身便是不平等的,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观念,以本末而论古今,自然以古为本,以今为末,厚古薄今亦属当然,以本末而 论文质,自然以质为本,以文为末,重质轻文亦不为怪。葛洪则对本末的尊卑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重本轻末、扶本抑末未必足取。他指出,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 无尊卑之别,譬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在这里,葛洪不仅反对本末尊卑论,还暗示末胜于本,"雏凤清于老凤声", 因为锦绣之华丽胜过素地之质朴,珍珠之贵重过于水中之蚌母,美玉之价值远逾山间之石璞,江河之滥觞怎比下游之行橹!因此葛洪提出"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 呼为余事也",以文章为德行之弟,颇有意趣,正说明即便二者有先后之分,也是基本上平等的,有如兄弟。
总之,葛洪批判了传统的对于文章的偏见,将文章提至与德行平等的地位。他认为,"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将二者并称为修身之本。这对于崇德轻文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二、
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
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

葛洪像
[7]
之 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 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 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 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 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 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 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 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 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 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 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 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 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 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 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 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
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 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 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 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 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 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 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 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 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 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 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 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 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 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 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 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 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
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 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 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 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 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 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文章本身高下不一,风格多样,而评赏者又好恶不同,修养各异,这样就使文学欣赏和评论的难度大大 提高。文章的价值固然要通过文学欣赏和评论体现出来,但是由于读者和评论家本身的水平和情趣不同,这种体现未必能够做到完全和准确。众口所誉者,未必果 佳;举世皆非者,未必实恶。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会因为审美者的品评而增减,和氏之玉,不以是否见知而改其质;箫韶九成,岂因俗士掩耳而易其和。而爱同憎 异、贵古贱今、以己度人、以浅量深又是文学欣赏和评论中的通病,因此真正的好文章往往得不到时人的好评。因此文学评论尽管重要,但也未必是文章价值的真实 反映,得到好评固然可喜,未获美誉也未必可悲。葛洪提出"文贵丰赡"(《辞义》)的观点,认为文无定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识其深,低者见其浅,毁 誉交加,亦无足怪,没有必要追求众口一辞,人皆称美,这与其美是多元的理论是相应的。
四、
文贵刺过,粉饰无益
葛洪出入道儒,学兼内外,其思想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他一方面期于丘园,逍遥高蹈,想做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一方面又未免邦家之思,不忍独善其身,忧国忧民 之热情溢于言表,表现在文学思想上,他一方面高扬文章的艺术价值,为魏晋以来的华丽文风辩护,一方面又反对不顾社会现实,不见民间疾苦,一味地香艳,粉饰 太平,谄媚当路。他认为,文章形式的美尽管重要,但若徒具衣冠,言不由衷,缺乏济世救国之大志,不具赈贫扶弱之热情,这种美虽美无益,只能是一种苍白的病 态的美。
葛洪指出,文章"不能治风俗之流遁,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花不为肴粮之用, 蕙不救冰寒之急!"(《辞义》)在这里,他似乎又回到了"诗言志"的立场上,春花本来就不做肴粮之用,蕙兰本性非是御寒解冻,然而春花之艳丽,蕙兰之清 芬,不让肴粮之解饥,衣裳之蔽体,美的价值不在其功利。这种实用胜于审美的思想体现了葛洪美学思想的复杂性,这种观点并非是他一时的看法,而是他一向坚持 的观念,如他又在《应嘲》篇中指出,"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还言"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 之车辖;管青铸骐骥于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同时对庄子、公孙龙的大而无当、奇而无益进行了批评。
葛洪的这一思想只不过是传统的功利主义 精神的再现,这种意识阻碍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限制了人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隘而又庸俗的实用主义,它使人被约束在"现实"的物质土壤上,正如一个被一根 绳子拴着的小鸟一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享受有限的自由,永远透见不到真正的理想之光,永远看不到自由精神的倩影。这种意识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群目光短 浅、思想狭隘,只会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缺乏进取心和创造精神的实实在在的庸人,这也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最大弱点和如今落后于人的重要原因。
既然这种功利主义精神有如许之多的弊端,那么为什么葛洪和那么多的思想家还一致加以支持呢?这是由于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的严酷现实的逼迫,由于物不足 用、生民多艰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重视现实、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不能不先解燃眉之急,先考虑功利和用度。
因此葛洪主张文章要立足现实,有益于世,并且将此作为衡量文章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为敢于揭露现实的弊端、不昧着良心粉饰太平的才是好文章,"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
正视现实不仅是一种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良心。面对黑暗的社会、残酷的现实、暴虐的统治、专制的制度,面对风俗之流变、道德之沦丧、世事之颠 倒、文化之颓废,面对生灵之涂炭、山河之破碎、豺狼之当道、彝伦之倾坠,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更不会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尽管大胆揭露会给 自己带来麻烦,附炎趋势能够分一杯羹。
任何独裁者都不喜欢听到直言实话,对此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压制,葛洪内心是非常清楚的,但在有人提 出他的"言苦辞直"足以激怒统治者,不如"扬声发誉"见贵于时之时,葛洪回答道:"夫制器者珍于周急,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 誉为高。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 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应嘲》)他认为,君子著书立言,应当"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 秽"(《应嘲》),反对"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应嘲》)。
葛洪的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直言无讳,为此不计个人的得失安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体现了文人的良心和节操,也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那种"阿顺谄谀,虚美隐恶"的御用文人,粉饰太平、不顾现实的无节墨客,应为之羞。
葛洪对为文之道的论述是全面的,除上述诸条之外,他还指出了作者易犯的毛病。一是缺乏自知之明,本为偏才,却不知扬长避短,强欲兼之,非要自暴其短,逞 强好胜,故不免贻笑大方。二是才高文烦,广譬博喻,欲舍不能,故散珠碎玉,不成条贯,美人丰肌,难入楚宫,陆机才多之患,即此类也。三是思浅言工,文多质 少,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皮肤鲜润,骨骼迥弱,华而不实,言不由衷。葛洪认为,真正的美文华章应当出自兼通之才,其人应博学多识,天文物理,无所不解, 王道人事,无所不知,内外兼通,故能文质相应,外并日月星辰之高丽,内蕴大海玄渊之深妙,如此立言,方不负"经国之大事",如此为人,自然身贱而名贵,千 载而弥彰。
注解:(1)《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
(2)《法言•吾子》。
(3)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0页,袁行霈、孟二冬、丁放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4)参见《中国诗学通论》第112至114页。
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 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 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 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医药学成就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 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 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 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 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 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 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 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 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 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 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 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 无差异)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 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 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 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 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 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 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 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 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 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 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化学成就
早期的化学家 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 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 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 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 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 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 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相关轶事
葛洪苦学 葛洪(我国古代化学 家,东晋人),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篱笆)不修,常披(分开)榛(杂乱的草木)出门,排(推开)草入室。屡(多次)遭火,典籍(古代重要著作)尽,乃 (便)负(背着)笈(书箱)徒步,不顾千里,借书抄写,卖薪(柴草)买纸,然(同“燃”)火披览(翻阅)。
《葛洪苦学》 选自:《初潭集》
原文:
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不远千里,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
译文:
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卖木柴买纸,借火光读书。
葛洪传世作品不多,下面是比较著名的一篇:
《嵇中散孤馆遇神》
晋 葛洪
“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
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 上公坐痕犹存。至女巫之墓,墓与屋相连,人与鬼同居,乃叹曰:“阴阳两界,实一墙之隔耳”。遂夜宿仙台,见月光泻泻,清风徐徐,碧波荡荡,仙岛渺渺,天台 巍巍,星汉迢迢。赞曰:大美不言,真人间仙境也!忽闻谷中琴声幽幽,玄乐绵绵。寻声觅去,至一茅舍。屏息静听,恐乱仙音也。曲终,一清丽女子开门曰:“先 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入内稍坐”。康喜遇知音,欣然入室。备茶对坐,方知是谷中女巫。虽人鬼殊途,竟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 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谈至兴浓,康曰“敢问神女所弹何曲?”神巫曰:“情之所至,信手而弹耳,无名之曲”。康请教再三,始授之,今《孤馆遇神》是 也。神巫曰:“见先生爱琴,吾另有《广陵散》相赠。此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不可轻传”。康问“何人所为?”对曰:“广陵子是也。昔与聂政山中习琴,形 同骨肉也”。康恍然大悟,恭请神女赐之,习至天明方散。
康毕生独爱此二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盥手焚香,方才弹 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及康将刑东市,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终不得许。康刑前索琴而扶。玄起处风停云滞,人鬼俱寂,唯工尺跳跃于琴盘,思绪 滑动于指尖,情感流淌于五玄,天籁回荡于苍天,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袁孝尼尝请学此 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竟慷慨赴死。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炼丹
炼丹之处
葛公镇
?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 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 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 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 庵、炼丹池、鹿迹石 。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 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 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 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
史籍记载
晋书 卷七十二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 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 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 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 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以祈遐 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 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 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 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 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 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 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 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 《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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