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中,大部分的古代王朝都是土地面积辽阔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国家的管理自然也是离不开各层官员,而说道官员的选拔,又要提到始于隋代的科举制。科举制可以说是古代时期官制史上的最大进步,除了最大程度的做到了“寒门出贵子”,也改变了无数的底层百姓学子的一生命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古时的人们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改变命运的,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弊端,比如模式僵化,还有发展到清朝时期的八股文,又成为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科举制的存在,还是有着相当多的正面意义,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科举制起源于隋朝,唐朝时又进一步的对该制度进行完善,科举制也基本成型。仔细算下来,从隋炀帝杨广即位的公元605年开始实行科举,一直到清末时期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并于公元1905年废除后,科举在古代中国一共经历了整整1300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1300年的历史中,古代哪些地区的知识氛围更浓厚,出的状元最多呢
除了民族自豪感,大家都还有一种家乡自豪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家乡人杰地灵,那么下面就列出数据来看看哪些地方才算是当之无愧。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除了是说苏杭两地的风景秀丽外,对应到两地培养学子方面也同样适用。其中苏州排名第一,历史一共出了3900多位进士,其中又有54位状元,比如范仲淹就是出自于苏州的吴县。一提到范仲淹,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他的诗词作品,不过其在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虽然其主导的“庆历新政”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依然可见其魄力和能力。
苏州之后,杭州排在第二位,一共有3500多位进士和15位状元,位列历史第二位。
还有江苏常州、浙江的绍兴和宁波也都是科举大户。此外,以徽商而出名的徽州人在科举史中同样有一席之地,也出了2000多位进士。另外一个科举大户就是江西的吉安,虽然江西的发展相较于江浙还有一定差距,但同样也是人杰地灵之地,吉安共有近3000位进士和20位状元,还有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和南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皆是出于吉安。
福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虽然与同省的厦门相比存在感较低,但是福州却也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福州有3200多位进士和26位状元。
还是福建同省的泉州也是学术气息浓厚,因为泉州自古以来就是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经济的繁荣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泉州共有2200多位进士和19位状元。
福建省第三次上榜,这次得到提名的是莆田。一提起莆田,又让人想到“莆田系”,虽然这个词汇并不是特别正面,但是莆田也是出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共有2300多位进士和22位状元。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最夸张的是在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的科举考试中,莆田同出了文武两位状元,分别是徐铎和薛奕,宋神宗也是亲自题词写下了“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的诗句。
到了南宋,莆田又再创神话,这次则是1300年科举史中唯一一次的“四异同科”。南宋高宗绍兴八年的一场科举考试中,当年全国一共出了293位进士,而兴化一地就出了16人,而兴化就是莆田古时的称谓。四异同科就是指考试的一科,在兴化就有四人同时考中,因为当时并未设立殿试,最后由黄公度取得状元,陈俊卿中为榜眼,从此也留下了“魁亚占双标”的说法。
莆田历来就是有着优秀的科举“基因”,而全盛时期则是在明朝,整个明朝时莆田出了500多位进士,其中300多人都是在朝廷中担任着四品以上的官职,最鼎盛时期甚至是朝廷一共六部,其中五部的尚书都是莆田人。
宋度宗赵禥称莆田为“文献之邦”;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也称“兴化多进士”;宋朝理学家朱熹也发出过“莆田人物之盛”的感叹;清代乾隆皇帝也称赞莆田“科甲冠八闽”。
例举过数据后,大家也都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北方的城市都没有得到提及。
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但是南北方之间的生活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关于粽子或者豆腐脑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使古时,南北之间也是存在争论的,比如明朝朱元璋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南北双方的争议,还因此出现了流放和凌迟。
明洪武三十年,这一年朱元璋任命来自于湖南茶陵的刘三吾作为当年的主考官,这次考试一共选拔出了50多位进士,接着又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殿试等环节,并由朱元璋为这50多人排名次。
可是等到最后发榜的时候,来自于北方的大臣们不愿意了,原来是这50多位被选中的进士都是来自于南方,没有一个是北方的学子。承认比别人弱并不难,但是如此悬殊的对比还是让北方大臣们心有怀疑,便联合上奏皇帝认为同属南方人的刘三吾有徇私舞弊的行为。
朱元璋细细一看也是觉得有些不太寻常,便任命侍读张信等人组织重新批阅考卷。张信一行人经过几天的批阅后,发现南方的考生确实更为优秀,而这50多位进士也皆是凭借真才实学考中的,便向朱元璋送达了此次科举考试无舞弊情况,并且考生也皆是真才实学的结果。
复审结果出来后,北方大臣们和考生还是很不满意,认为刘三吾和张信等人肯定是有串通行为,于是再度上书朱元璋表达不满。朱元璋也是有意早点解决这个闹剧,也并未再重新组织审阅和审判,突然就下旨判定刘三吾等人为“蓝玉案”的余党,将刘三吾发配至西北充军,二审考卷的张信等人则是凌迟处死。此外,这次的状元也被开刀问斩,其余进士也都被罢免,朱元璋又重新录取了全部来自北方的61名进士。
先不说事实如何,刘三吾和张信等人的情商也是属实偏低,因为蓝玉案中大部分被牵连的都是北方官员,而朱元璋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而且万一北方考生因此而向北投靠北元,肯定又是不利于明朝的统治,所以最后才以血腥的手段作为解决方式。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从整体来说南方学子确实是要优秀些,不过这也和从宋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相关。其实直到隋唐两代时,还是北方更为占优,不过从五代时期就开始逐渐的出现偏移,最终在宋代时,由南方彻底占据上风。
古代时期,平民百姓除了是立下战功,另外一条道路也只能是通过科举才能有命运的改变,虽然过程中也是存在着不少的徇私舞弊的情况,但相对来说还是更公平的。不过,古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读书的,因为读书的综合成本较高,而贵族子弟自然也是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还是以科举开始的隋唐时期作为例子,隋朝的首都是洛阳,唐朝是长安,因为两者都城均在北方,教育资源方面也是全国居首。到了唐朝中后期又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也导致作为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都城成为了动荡之地。因为北方战乱频发,这也导致北人逐渐南移,而南方又因为地理和气候的优势,成为很多人的理想居住地。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五代后,南方又开始加大发力,虽然北宋将都城设为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但是国内经济南方占上风的局面已经无法逆转。北宋灭亡后,南宋将都城设为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南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彻底成型。
由此可以见得,出产人才的情况也是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只有经济发达,人民生活稳定,才是教育的基础,另外人才的多少也和人口基数有很大的关系。最后就是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这才使得南方在科举史上占据了绝对性的地位。
从隋朝到清末。科举一共1300余年的历史中,也为历代王朝提供了不少的文臣武将。比如田园派诗人的代表之一,素有“诗佛”称号的王维就是唐玄宗时期的进士;与颜真卿相提并论的“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也是唐中宗李纯时期的状元;还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就是南宋的最后状元。
当我们以现在的“上帝视角”看待科举时,对其情绪或者看法也多少有些一言难尽。虽然考试至今仍是我们被选拔的主要制度,而且有关方面也总是提着全面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口号,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现在的考试仍然属于应试教育,所以很多人同情当年科举考生,因为我们同样也是这么过来的。
反方向来说,科举制最为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其自身的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弊端,尤其是后来的八股文更是成为了克制人们思维的枷锁。
不过以总体来看,科举好歹也是存在了1300年,所谓存在即合理,而统治者需要以科举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考生们也心甘情愿的做出这种服务。而寒门出贵子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使封建社会缺乏法制,科举仍是人们心中的努力方向。
明清之后,科举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愈发严重,所以还没等清政府被推翻,科举就率先被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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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源
出处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氏族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远古初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吴氏族脉
出自虞氏或有虞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少数民族吴氏
元、明、清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而采用汉姓。
苗族吴姓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吴姓,以苗族最多,最突出。苗族吴姓主要分布在湖南和贵州苗族地区,他们大部分是由苗民改用、借用汉字姓,而成为吴姓的,也有一部分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同化于苗族中而形成的苗民吴氏。
苗族吴氏,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如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一1368年)湖南靖州苗民起义首领,就是吴姓族人,名叫吴天保。明代苗族吴姓中还孕育出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得意门生吴鹤。
苗族原本无姓氏,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苗民借用汉族姓“吴”氏。清前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又有大批苗民借用汉字姓“吴”氏来作为自身姓氏,进行苗籍户口登记。在今日湘西苗族中,有“吴、龙、廖、石、麻”五大姓,而吴姓最多,排在首位。
湖南的苗族吴姓,广泛地分布在今湖南西部,西南部的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和邵阳城步县等苗族分布区。据民国时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载,乾城(今吉首市)的苗族吴姓,主要集中在坪垅、犁口嘴、三岔坪、地岭波等地。凤凰县的苗族吴姓,则以阿拉营、鸭堡寨、(木暴)木营、沙坪一带最多。永绥(今湖南花垣)的苗族吴姓,自吴姓祖公禄祖率其子孙居住于吉峒乡瓦水、窝必、铅藏乡的铅藏一带,子孙再逐渐迁徙到各地。因此,永绥以吴、龙、石、麻四姓为多,而又以吴姓人数最多。在吉首的新坪乡,1200多户人家中,吴姓近1000家,方圆数十里内都是一姓,且为同一吴姓血缘家族。与新坪乡毗连的新民乡和凤凰第九乡,也以吴姓人数最多,几乎占70、80%。所以湘西大姓,以吴姓冠首。
湘西苗族的吴姓,历史上又分出一支改从伍姓。在湘西苗族中,吴、伍虽不同姓但却同宗,所以两姓不能通婚。
据《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民族志》(91年征求意见稿)和部分族谱记载,今靖州的苗族吴姓都是从江西吉安府太和县直接或经贵州等地转迁来的。如靖州三锹乡冈冲村苗族吴氏家族,是从江西太和县魏司巷,中经贵州天柱远口,再于明朝中叶迁入靖州的,至今已传30代,繁衍成600人的一个家族,大堡子乡同乐村苗族吴氏家族,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从贵州天柱县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3代,发展至510人;藕团乡新寨村苗族吴氏家族,也来自远口,至今已传20代,发展至400人;新厂乡燕团村苗族吴氏,明代自远口迁来,至今已传20代,有480人;平茶乡地祥村苗族吴氏,清代自贵州锦屏新化乡印寨再经江边迁来,至今已传10代,发展至371人。
湖南苗族吴氏分为禾孝(ghaob xot)与禾弄(ghao nhlongb)两系。
在贵州苗族地区,吴姓也是七大姓之一。黔西北苗族汉字姓吴氏,是由苗族“孟恩路”家族中的一部分借用汉字姓而形成。只如贵州台江县方召“各务收”(即务收公)家族,在清朝末年领导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迫户口登记,将“务收”家族的“务”译成“吴”,其后裔于是变成了苗族吴氏。这些苗族吴氏,与汉族姬姓吴氏无任何血缘联系,就是苗族中不同地方的吴,有的也同姓不同宗,互相之间无内在的血缘关系。
苗族吴姓,在历史上产生了大批优秀子孙,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因此,我们的吴姓史自然不能忽略这特殊的一支。各民族中,异彩纷呈的吴姓宗族。
蒙古族
在纯粹的蒙古族七大姓中,吴姓居其一。相传远古时代蒙古有七大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酋长名叫吴兰苏和,他的后裔就以他的汉译名“吴兰苏和”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这就形成了今日蒙古族中的“吴姓”,它与姬姓吴氏无关。蒙古人又有改为汉姓吴氏的。《续通志·氏族略》记载:明王朝政府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如赐“巴图特穆尔曰吴允诚,子额特特穆尔曰吴克思,玛噜曰吴成谔,勒哲特穆尔日吴良布,敦日吴守义,济兰曰吴克诚,多罗曰吴存敬,玛噜曰吴管”。
满族
今日满族的前身女真族也有改姓汉字吴姓的。《滕县志·人物》中《吴升传》记载:“吴升,其先本女真吾古论氏,世居临洮,乃以吾作吴,因姓吴。曾太父吴珍,仕金为滕阳军判,遂为滕人。”则女真人改姓汉字姓吴氏,最迟在宋代已经开始了。
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中有吴姓,他们是由鄂伦春族中的“吴查尔坎”氏的汉译简化而成,与汉族吴氏没有丝毫关系。
赫哲族
赫哲族人中也有吴姓,他们也是由赫哲族姓氏的读音转译而成。赫哲族吴姓到现代产生了杰出的作家吴白丰,他就是优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编著。
回族吴氏
据《信阳民族志》记载:河南信阳回族中有一支吴氏宗族。回族吴氏应为姬姓吴氏被同化形成。又如回族人吴钟,清初武术家,河北沧州孟村县人。 哈尼族吴氏
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记载,哈尼族中有吴氏,自明初洪武年间(14世纪下半期)吴蚌颇而宗族始盛。吴蚌颇居云南临安府左能山下,因率哈尼族众开辟左能山有功,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之职,世领其所垦土地,准其世袭。从此,哈尼族吴氏蚌颇一支,就世袭为左能寨土司副长官。吴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杰骜不听道府铃束,后除职。清朝初年平定云南,吴蚌颇的第11代孙吴应科率本宗族投诚,清王朝因授给他土舍之官。吴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弟世标,世标传子吴义,义传廷辅,廷辅之子吴俟,嘉庆三年袭职。至民国时,左能土司仍为哈尼族吴蚌颇家族后人吴忠臣世袭。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如侗族、壮族、白族等,都有吴姓。又据《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在满州旗分内的高丽人中有吴姓。民国《奉天通志》也记载有吴那海,是高丽吴氏,归旗,居海州地方。朝鲜族吴姓许多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到高丽族后形成的。
满族和锡伯族
有吴姓,是由他们各自民族中的“吴扎拉”姓改从吴姓的。
除苗族外,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吴姓,他们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改用、借用汉姓“吴”而成,与姬姓吴氏没有丝毫血缘联系。但也有少数例外,如越(粤)族中的吴姓,就是吴国灭亡后,吴姓子孙南下逃难到越人中,久之便融合,同化为越人,汉武帝时有越人吴阳,封外石侯。
迁徙分布
秦汉以前的迁徙
古代的吴国,位置是在现今江苏省无锡县一带,此地也是吴姓发源地。周初,是泰伯的封地。至十九世孙寿梦的时候开始称王,国势也日益强大,国境一直延伸到今浙江省的嘉湖一带。与此同时,吴姓首先向北临近的齐、鲁之间迅速迁徙繁衍。这一带的吴姓,多为寿梦第四子季札之后。其后迁入河南、安徽等省境。
吴姓子孙在亡国之前,有过一些零星的外迁活动。如与邻国争霸时,有少数吴姓子孙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亡他国,远离家园。公元前537年,吴楚交战,厥由(吴王寿梦的第5子,季札之弟)受命前往敌营犒劳楚师,侦察敌情。一至楚营,便被抓住。楚人本拟杀他祭鼓,厥由大义凛然,严辞斥敌,使楚人折服,结果不辱使命。楚国撤兵,但厥由也被带回楚国。此后,他流亡楚国,娶妻生子。后代以名为姓,形成吴姓的分支——厥由氏。又如夫差的儿子吴姑蔑,在与越人作战中被俘;吴亡前数年,夫差的太子吴友和王孙弥庸也一同被俘,流落到越国。
秦汉时期迁徙
吴芮属吴征生这一支,父亲自楚迁居庐山。秦朝时,吴芮以才能出众,当上了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县令。他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吴芮纵观天下大势,知秦必亡,遂率领当地越人起兵响应。后转战西北,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一统天下,分封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食邑3千户。自此,吴姓宗族中吴芮一支又自江西迁到湖南。可惜命不长,吴芮做长沙王还不到一年,就于当年6月过早地去世,葬在临湘,谥号为“文王”(传见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四)。
。《广东通志》说,吴霸后裔兴旺,五岭以南,特别是广东一带的吴氏大部分是吴霸的后代。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至隋唐的七百余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因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吴氏宗族也在南迁之列。据唐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记载,这期间的吴氏大族主要分布在吴郡、武昌、濮阳、渤海、陈留等地,并呈南兴北衰之势。
自吴允承回迁吴郡奉祀先祖吴太伯三代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吴氏家族成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治的国戚,孙策、孙权兄弟的母亲吴国太便出自吴郡吴氏。
吴元三次子吴彪一支也迁回江苏无锡——古吴国旧地,主持吴姓始祖吴太伯庙祀,成为无锡吴氏主宗。无锡吴氏后来又分衍出六合、高邮、晋陵、邗里、新塘等众多的吴姓分支。
隋唐时期
吴姓在我国南北方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并逐渐在许多地方形成当地一大郡望。其中南阳吴氏,为汉初长沙王后裔吴复兴所开基,其后子孙繁衍各地,形成许多吴氏望族分支。但就其繁衍的势力和分布的密集程度而言,在魏晋以后,吴氏北上繁衍明显的缓和了许多,基本上是以我国南方一带为其繁衍的地区,这是与北方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吴氏子孙在江南分支开基的地方主要有今浙江的杭州、杭井、奉化、温州、临海、平阳、临安;江西的兴国、石杭;福建的莆田、福州、漳州、泉州、汀州;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南雄;广西的梧州、南思等地。其开基大都在秦汉以后,其中浙江、江西等地在隋唐之前;福建、广东等地在唐以后。
另据史料记载,入闽始祖祭公字孝先,为泰伯六十二世孙,原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时随王审知入闽平黄巢起义,堂族六人分居福州、泉州之间,称吴氏六祖,支分漳州及泉州。入粤始祖吉甫公,为宣公与世孙,宣公原居四川后迁江西南丰,后因战乱迁至福建汀州宁化县 总之,吴氏虽遍及全国,但繁衍发展中心为江南一带。
据《海盐吴氏宗谱》(光绪22年版)记载,廷尉吴公晚年定居石门语溪洲钱(今浙江桐乡县西石门),故居至清末尚存。谱称语溪洲钱吴氏,家族非常兴荣。大约在宋代中期,吴氏子孙,恃贵犯法,给语溪洲钱吴氏带来厄运。谱称因为这次犯事,至使语溪吴氏家族“家被籍,丁口窜毙殆尽”,仅有一胤,侥幸逃过于这场劫难。
大难后幸存的一胤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分居三处:长子吴德昭,留居石门洲钱祖居;次子吴德彰,赘居德清(今浙江省德清县)勾垒;三子吴德辉,赘居海宁县治前。留居语溪氏,后又分出三派:一派为吴绳翁后裔,分居马头村;一派分居海盐;一派分居石硅村,为吴申孙的后裔。
海盐吴氏一派,以吴馨为一世始祖。据《海盐吴氏宗谱》记载:海盐吴氏一世祖吴馨,字世芳,明末处士,世代居住在石门语溪洲钱。吴馨生子吴贤济,字北皋,排行第四。吴贤济是石门县的岁贡生,即秀才,当明朝末年,为避兵灾战乱,他将家室迁居海盐冈图画桥,成为海盐吴氏的始迁祖。
吴贤济迁居海盐画桥后,娶妻李氏,生育两子:长子吴相,次子吴宰。这两个儿子,以后又分为海盐吴氏的两个支派:吴相一支为海盐吴氏东支,吴宰一支为西支。海盐吴氏东西两支,后裔人丁兴旺,以书香传家。
陈留吴氏,属季札一支的后裔。传到吴恢这一代,家族始兴。吴恢官任南海郡(今广东广州市)太守,是二千石的大官。吴佑是吴恢的小儿子,自幼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稍大便颇有主见卓识。12岁时,吴佑随父亲到广州。当时,吴恢准备制作大批竹简用来写经书,吴佑劝阻说:“此书写成,势必动用车辆搬运回中原。别人不知内情,还会以为你在广州搜刮了大批珍奇异物。大凡易引起嫌疑的事,君子都极为慎重。”吴恢听后,感慨地说:“吴姓宗族,真是世代不乏优秀的‘季子’呀!”
父亲去世后,吴佑回到长垣县牧养读书,自得其乐。后举孝廉,又以品性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升任胶东侯相(胶东侯国在今山东平度县)。任职 9年,为政宽仁,深得人心。
后又改任齐侯国相(今山东淄博市),因刚直不阿,得罪大将军梁冀,被降为河间侯相(河间侯国在今河北河间、献县一带)。不久,辞官回乡,以教授经书为业,成为当时著名学者。活到98岁时,寿终正寝,葬在长垣。
吴佑生了两子:长子吴凤,少子吴恺。吴凤,字君雅,官任汉乐浪郡(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太守。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到达今朝鲜国的吴姓成员。吴凤生的一个儿子吴冯,字子高,官任鲷阳侯国(今安徽临泉县鲷城)相。吴凤的弟弟吴恺,任新息(今河南息县)令。
陈留吴氏吴恢祖孙4代为官,知名于当时。吴佑后代繁衍发达,因而陈留一地,成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吴姓的一大郡望。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吴姓已遍布全国。上代的一些吴姓大宗仍保持兴盛局面,季扎次子吴征生一支在两宋产生了科举官宦世家吴相家族,濮阳吴氏的一支经辗转迁徙后形成根深叶茂的汝南——太原吴氏,渤海吴氏成员南迁江南后落地生根,在两宋时期形成江南第一望族吴宣家族。沉寂上千年之久的吴姓正宗季扎四子吴子玉一支延陵吴氏开始复兴。隐姓达千余年的季扎长房后裔洞庭濮氏于南宋初年复姓归宗。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关系问题的存在,宋金长期对峙,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吴氏军事世家甘肃水洛吴玠、吴磷家族。以上吴姓望族都很重视世系传承,其历史渊源十分清晰。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吴姓的分布更为广泛,自上古保持世系传承不乱,代有显贵的世家大族几乎绝迹。这时期吴姓望族大都由唐宋时期的单家发展而来,并从地区分布上呈同姓异宗交叉分布,吴姓的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荒、析居、任官、政府组织移民等诸多原因引起的。例如,明清时期的江西南昌吴氏虽号称诸樊、夫差后裔,但其先祖却是来自安徽歙县的流民,定居南昌后,繁衍成当地大族。江西德兴建节的吴氏则是唐末为避黄巢兵乱而迁来的。江西戈阳吴氏在五代战乱时,从金陵(今南京)迁来的。湖南益吴氏主要有三支,九都冲吴氏其先祖吴世春、吴永鉴叔侄二人自江西清江来湖南益阳经商,从而定居益阳,后裔繁衍成益阳九都冲吴氏。泉峰吴氏,其先祖在元初游学湖南,而定居益阳,后世繁衍成益阳泉峰吴氏。夹流溪吴氏则是明初从江苏、江阴县迁居湖南益阳夹流溪,据其家谱记载,到清乾隆时,这支吴氏已传了13代。
近现代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最显赫的吴姓人物当属吴佩孚。吴佩孚属登州吴氏。据说吴佩孚曾考证他是延陵吴季扎的裔孙,吴姓开氏始祖吴太伯的第12l代嫡孙。
据《吴氏家谱》记载,登州吴氏来源于泰州吴氏,而泰州吴氏又源于浙江吴田吴氏。吴田吴氏是明代浙江山阴吴氏吴溶、吴渊、吴溥的后裔。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记载,这支吴氏的家谱因上世家中失火被烧掉,因而吴田吴氏可确认的始祖为吴回。在历史上,吴田吴氏迁居泰州(今江苏泰州有两支,一支是吴田吴氏第十四世裔孙吴潮先迁泰州而成泰州吴氏始祖,另一支是吴田吴氏五世裔孙吴承护下传12代裔孙吴万四,也自吴田迁至泰州东的安丰。随着泰州吴氏人丁的增多,又有吴潮裔孙吴僧儿吴佩十七世祖自泰州北迁山东蓬莱(古属登州),其后裔形成登州吴氏。登州吴氏虽然家族不甚显贵,但人丁倒还兴旺。登州吴氏自吴僧儿下传十六世孙吴可诚时,这支吴氏已没落无闻。
迁居台湾
吴姓的发源地江苏南部距离台湾较近,因此吴姓人迁居台湾的历史较早。早在吴国灭亡之时,吴姓子孙有一部分逃亡海上,其中一些人有可能迁到了台湾,然而见于历史记载的却是在元代。
明清以来自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吴氏迁居台湾的逐渐增多。在台湾的历次统计中,吴姓长期稳坐第七把交椅,这与南明永历年间郑成功渡海收复台湾,从潮州沿海,尤其是饶平、南澳、澄海各县收了不少昊姓士兵有关。在台湾历史人物中,吴姓人占有相当比重,如被称为“阿里山之神”的吴凤,宜兰的开拓者吴沙,抗倭名将吴彭年和吴汤兴,抗日民族英雄吴海水,著名作家吴浊流等都是近现代史上来台的著名吴氏子孙。
南北差异
由于我国南北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我国南北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显著差异。
南船北马我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南方以船为主,北方以马为主。其原因是南方气候湿润,降水丰富,地表河网密布,因此为适应“水乡”的船舶运输便应运而生。而北方多干旱、半干旱气候,草场广布,畜牧业发达,马匹除了提供乳肉产品外,又以其耐力好、速度快而被北方人民驯化为代步工具,成为北方大地的交通工具。
南米北面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南方人爱米饭,北方人喜面食,其实这与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同有关。我国南方的气候高温多雨、耕地多以水田为主,所以当地的农民因地制宜种植生长习性喜高温多雨的水稻。而我国北方降水较少,气温较低,耕地多为旱地,适合喜干耐寒的小麦生长。所谓“种啥吃啥”,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
南矮北高就人口的生物学特征而言,我国南方人矮,北方人高。据统计,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男子平均身高为1.693米,云贵川地区则是1.647米。从南北方的气温差异来讲,由于南方气候炎热,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较快,生殖器官发育快、成熟早,生命周期短,因而身材大多不高。而北方由于气候寒冷,影响了体内酶的活性,新陈代谢慢,生命周期长;再加上北方冬季漫长而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少,体内营养物质积累多,因而长得“人高马大”一些。
南繁北齐我国语言的地理差异表现为南繁北齐,即南方语言繁杂,北方语言比较单一。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都属北方方言区,从哈尔滨到昆明直线距离3000多千米,两地语言虽有区别,但通话、交流并没有太大障碍。而南方即使在同一方言区内,如闽方言区内,还分福州话、厦门话、莆田话、闽西话等,彼此差异极大,甚至听不懂。这些语言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一则我国北方多地势平坦的高原和平原,交通联系方便,老百姓交往、交流的机会多,彼此融合,因而语言差异不大。二则南方多丘陵山地,地形崎岖,交通闭塞,不利于人们交往,久而久之,便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土话”。
南尖北平和南敞北封我国居民屋顶的坡度从南往北是逐渐减缓的。南方屋顶高而尖,原因是南方的年降水量大,气候又炎热,高而尖的屋顶既利于排水,又利于通风散热。北方由于降水较少,所以屋顶多建成平顶,这样既可节省建筑材料,还可兼作晾晒作物的场所。另外,我国南方的园林建筑,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层次分明,苏州的拙政园是其典型代表。北方园林建筑则平缓严谨,粗壮质朴,内外空间界限分明。我国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做出总结:“南方为棚,多敞口。北方为窝,多封闭。”可见,从适应环境、居住舒适出发,南方建筑注重通风散热,北方建筑利于保温保暖。
南经北政从总体上看,我国北方军事、政治活动活跃,南方经济、文化发达。北方历来是我国的政治中心,秦、汉、唐定都长安(今西安),元、明、清定都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更确定了北方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的科学文化首先从我国东南沿海传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飞跃发展,使得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加强。因而“北方出当官的,南方出经商的”,这两句话较好地反映了南北方不同的政治、经济心态。
南轻北重由于受到资源和区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工业布局有南轻北重的地域特征,即我国北方以重工业为主,南方轻工业相对比较发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北方煤炭、石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丰富,因而逐渐形成以采矿、冶金、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东南沿海地区资源贫乏,但交通便捷、资金技术力量雄厚,所以便扬长避短,发展原料、燃料消耗少的工业类型,因而轻工业相对比较发达。
南涝北旱我国隶属东亚季风气候,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南方不仅雨季历时长,而且由于夏秋季节降水集中,因而常常出现洪涝灾害。而华北、西北降水较少,再加上垦殖、放牧过度,蓄水抗旱能力差,所以面临严重的“水荒”,影响着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党中央实施了南水北调工程,以调节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配矛盾,这样既可缓解南方的水患,又可解决北方的水资源危机。此外,形容南北方地理和文化差异的词汇还有南拳北腿、南辕北辙、南腔北调、南柔北刚、南甜北咸等等。
总之,南北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造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其中,地理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南北双方应正视这种差异的存在,实现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创造祖国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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