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一个孩子养大，我宁愿去死”！从“不让生”到“不想生”，计划生育40年，国民都经历了什么

作者 l 志叔

来源 l 风云志（ID：fengyunzhi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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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面对新生人口增长缓慢的情况，我们有必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和妥善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冲击。

——法国社会学家 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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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子

我国终将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援引外媒的一篇报道中所提到的知情人士透露，我国将在2018年底或最迟在2019年将宣告这一政策的终结。尽管这一消息尚未被证实，但我相信并非空穴来风。考虑到我国即将面临的人口严重老龄化问题——10年后，每4人中就有1人为60岁以上老人；30年后，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34.7%；以及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人口政策从调减全面转为调增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如果错过了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全面调整人口政策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议事日程。首先是，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再提及“计划生育”；2018年8月25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上，民法典修订草案中，完全删除了“计划生育”的内容；9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的“三定”方案中，取消了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整合成新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可以看到，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意识大大增强，完全废止“计划生育”政策是迟早的事了。

然而，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享受自由生育的中国人，就愿意多生孩子吗 倒也未必。2016年是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第一年，虽然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为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但到了2017年，原本以为是“二胎”红利释放的高峰年份，然而事实是出生人口反而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各种官方和非官方预测均被无情打脸。

40年前，孩子不是我们想生就能生；40年后，孩子不是想让我们生就愿意生。

40年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为20.91%；40年后，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

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出生率和生育意愿

我们要从60年前的一个人和一篇文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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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项基本国策

历史发展证明，人口不是越多越好。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土地是有限的，工农业产出是有限的，环境承载也有红线，人口太多而资源太少，是要饿死人的。那么，到底人口出生多少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匹配呢

在62年前，中国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这样的调研和估算。

1955年，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全面人口普查结果的基础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完成了《新人口论》。当年中国大陆大概有6亿人口，按照他统计所得的22%年人口增长率，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彼时新中国仅成立6年，刚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经济底子薄，土地少、农业生产率又非常低下。在当时的国情下，别说发展经济了，连人吃饱饭都成问题。因此，他建议国家倡导群众有计划地节制生育。这篇文章他原本计划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但在意见征集阶段，出于一个学者的谨慎考虑，他主动撤稿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就是这一年，中共八大召开，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这个报告让马寅初很兴奋，他认为他的人口论开始逐渐为决策者所接纳。

终于等到合适的时机，在1957年的一次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向毛主席、周恩来等最高党政领导人做了汇报，并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因此，他的《新人口论》得以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浩劫，马寅初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严厉的批判。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马寅初被“平反”，他的人口论再一次受到决策者的重视。但由于1960年至1980年这20年间，我国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也实现猛增。决策者认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先机已经失去，必须要下重手整治。因此，在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被写入宪法。主要政策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并全面强制推行“一胎”。

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计划的，为了达到资源配置最优，人口增长应该也有计划。作为《新人口论》的逻辑基础，马寅初的这个设想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在实践过程中，计划生育40年，中国少生了4亿人，对我国优生、优育和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也给社会经济留下许多难解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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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四个后遗症

需要指出的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成时间是1955年。他据以分析的环境基础是百废待举、生产力低下、物资奇缺的新中国，有限的资源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事实上，世易时移，随着8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高达10亿的庞大人口基数反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为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然而就在1982年，在经历三次人口增长高峰后，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而且是“一胎”政策。这恐怕是马寅初始料未及的了。

“一胎”人口政策对社会发展至少造成了四大后遗症。

后遗症之一，造就了独生子女家庭。

尤其是国家公务员、医生、老师及国企员工等体制内的从业人员，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只敢生一个孩子，因为多生就会被开除或免职。所以，在城市家庭出生的80后群体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约有1.05亿人。而在农村地区，乡镇“计生办”的干部虽然将扒房子、没收财产、罚款、强制结扎、强制流产甚至引产等矫枉过正的手段都用尽了，但由于受“养儿防老”的观念影响，常常是第一胎生了女儿，还要再生二胎、三胎，直到生出儿子为止，所以，农村家庭出生的80后群体绝大多数都是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其实挺好的，从小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主。但是，随着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老去，如果独生子女与另一个独生子女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上有两边的双亲四个老人，下有1-2个孩子，即所的“421”或“422”家庭。所以，这些独生子女所面临的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压力是巨大的。

后遗症之二，亲属关系网被阉割。

非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属关系网是这样的。

而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属关系网是这样的。

而且，始终是这样的。

亲属关系网的阉割，对社会关系和互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城市居民，他们的社交被局限在一栋栋水泥森林中，沉迷在无穷无尽的虚拟网络世界里。再也寻不到血浓于水的那种亲缘关系和情感。

后遗症之三，男女比例失调。

由于“生男不生女”的观念作祟，许多婚育的家庭都会去做胎儿性别鉴定，尽管违法，为了生儿子，很多人托关系花钱也要鉴定。如果是儿子，就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就流产。所以，“生儿子”、“性别鉴定”是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重要原因，而“一胎政策”加剧了这种性别比例失调。据统计测算，2022年中国男性单身狗的数量将超过2000万，2028年将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这可能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性侵犯罪。

后遗症之四，失独家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独生子女，如果发生意外，生命陨灭，而其父母因疾病或年龄无法再生育时，就成为失独家庭。一方面，是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另一方面，是要承受想生而不能再生的无奈。晚年凄惨的失独家庭，将永远无法弥补丧独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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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把镰刀

有人的地方，就有韭菜，有韭菜就有镰刀。老百姓头上共有三把刀，住房、教育和医疗。

“二胎”放开，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及预期，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压力大，生了娃养不起。

当前，生育群体的主力军是80后，70后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而90后们还没有达到婚育高峰期。据统计，80后群体总人口约为2.28亿，其中独生子女约1.05亿，非独生子女约1.23亿。

第一把镰刀——楼市高压榨汁机。

面对高房价，出生在城市家庭的80后独生子女家庭，买房固然要被榨干“6个钱包”。而出生在农村家庭的80后，若要在北上广等城市实现买房梦，则要背负更多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一所蜗居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再生“二胎”、“三胎”，孩子住哪里 只能“鸟枪换大炮”，卖房换房了。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之下，换房谈何容易。拿北京来说，在“二套”贷款政策下，如果卖掉手上的80多平米两居换成90多平米三居室，大约需要多支付上百万的购房成本和利息，月还款额将翻倍。高昂的换房成本已成为80后不可承受之痛。

第二把镰刀——教育联合收割机。

教育和教辅成本，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选择二胎的家庭，笔者对教育花费深有体会。在北京，通州地区，最便宜的幼儿园，每月学费也要3000元左右，三年费用，要超过10万元。两个孩子的幼儿园费用超过20万元。身为普通工薪阶层，即便采用“穷养”孩子的方式，在机器人、钢琴、舞蹈、美术、武术、声乐、英语等特长课程包的轰炸中，只选择花费最少的舞蹈和美术，如果让孩子学有所成，掌握一技之长，每个孩子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因此，只是在上小学之前，两个孩子得教育成本约需要40多万元。而对于富裕的中产阶层，为了让下一代延续阶层的优势，其最佳选择是只生一个孩子，然后提供最高端的教育，赢在起跑线上，成为中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这也是选择海淀、西城天价学区房的家长们的真实意图。

第三把镰刀——医疗实锤绞肉机。

尚未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保障不了日渐油腻的80后家庭飞涨的医疗花费。普通的感冒发烧，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一周的治疗期，花费就需要几千元。但80后们 “上有老、下有小”，都是易感人群，冬天和春天的流感往往很难躲过去，再加上从外地老家过来帮忙看孩子的老人，门诊治疗没有医保，每一粒药片的花费都是“真金白银”。因此，高昂的医疗支出，对80后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

此外，除了经济压力，无人看孩子及耗费精力，也是80后群体们不愿意多生孩子的影响因素。

80后目前正值职业发展的关键期，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情况下，妇女赚钱的能力已经和男性齐头并进。如果生二胎而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势必需要妈妈辞职看孩子。高昂的房贷压力下，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共同承担贷款月供，如果孩子妈妈离职，家庭收入锐减，导致房贷和生活压力更大。

此外，养孩子耗费精力也是大家要重点考虑的情况。前几天，在一次孩子课外活动上，聊起生二胎的事，有一位孩子家长对笔者家里的两个孩子她羡慕不已。当被问起，她要不要生二胎的事，她说，“再生一个，把孩子从小养到现在那么大，我宁愿死”。

这是中国千万个家庭“想生孩子，又不敢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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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破局之论

其实，国家放开“二胎”政策，还是对人口增长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新出生的1723万人口中，“二胎”出生833万人，比重提升至新生人口的51%，而与之相对的是，“一胎”出生率持续下降。正是新增的“二胎”冲抵了减少的“一胎”。但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形势将越来越不乐观。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娃意愿，“想生又敢生”呢 笔者没有“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意志和能量，但也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共同推动决策者制定利国利民的人口新政，造福子孙后代。

1、尽快废除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舆论引导，打消老百姓生育疑虑。

统一政策归口，严禁强制征缴“已超生家庭”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欠账。

据报道，有网友微博爆料，江西婺源的卫计委在国家卫健委取消“三定”方案的第二天，还在向他强制追缴超生二胎的“社会抚养费”6万余元。当地政府振振有词，说是“依法办事”，另有砖家站台，说是“符合政策”。

在国家人口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有家庭愿意多生娃已经很难能可贵，多生了还要被罚款，这种缺乏前瞻性、逆历史潮流的行为，着实让人齿寒。国家应该卫健委应该尽快出台政策，严禁各省市强制征缴“已超生家庭”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欠账。

同时，加强舆论引导，促使“不敢生”的家庭“敢生”；影响“不愿意生”的家庭，激发其主动生育意愿；对于超年龄而又愿意生育的中年群体，强化“试管婴儿”技术和政策支持。

2、强化政策支撑，从惩罚超生，到鼓励生育，再到奖励生育。

鼓励生育，要民主，要自由。

据某官媒刊发的署名文章，建议国家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但如此，还要对不生孩子的“丁克”家庭征税。请问，不生孩子有罪么

不能总把老百姓当韭菜，想怎么割就怎么割。国家实行“计划生育”40年，共征缴了多少社会抚养费，我们不得而知。但奖励生育，不能总向老百姓收钱，国家还要拿出真金白银，比如，把过去征缴的社会抚养费用在奖励生育上。

3、制定家庭发展政策，减轻居民生活压力，让育龄群体“愿生敢生”。

首先，住房政策和贷款优惠上，朝“二胎”、“三胎”及“多胎”家庭倾斜，从实质上鼓励生育；其次，在教育上，将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尽管做不到像西方福利国家那样享受居民“终身免费教育”，但把“九年义务教育”拓宽到“十二年义务教育”，相信政府还是有实力的；再次，完善社区工作管理制度，鼓励以社区为单位解决幼儿抚养、老人赡养等问题；最后，降低医疗事业费用，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异地医疗保险门诊无法报销问题。

4、制定与企业相关生育配套奖励政策，通过奖励企业，进一步推动女性员工敢于生育。

对于女性职工因孕期、哺乳期无法正常工作，而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国家应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参考，予企业一定的奖励和补偿。鼓励企业对女性职工生育“放行”，打消企业顾虑，推动女性职工敢于生育。此外，还可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并奖励以职工企业为单位建立的“儿童日托”中心，以解决幼儿抚养和教育问题。

综上，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驱动力。先有人的繁衍，然后才有社会，才有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繁衍人口和教育人口一样都是民族发展的百年大计。希望激励人口发展的新政策尽快提上决策中的议程。

岁月无痕，文字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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