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发布：究竟该不该逃回北上广

一线城市压力大，想逃离北上广？逃离北上广后，一些人又选择逃回北上广，这是为何？

1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给出了答案。调查显示，返回小城市后面临的“工作机会少，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的局面，干事要“拼爹”成为对此现象最为形象的描述，身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仍为异客。这令不少年轻人又萌生了逃回北上广或者从四线城市重返二、三线的想法。

北上广深经济压力远高于其他城市

蓝皮书《居民生活压力感：城市比较研究》一章指出，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引起生活压力的因素从高到低分别是物价、交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赡养老人、健康。一线城市的就业压力感和二三线城市水平相同，但低于四线及以下城市。其他经济方面和家庭人际的压力感方面，一线城市均高居其他城市。

可见，即使有较好的就业环境，一线城市也并不宜居，“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公众话题。但是四线及以下城市也并非理想中的宜居城市。因此，二线发达城市和三线城市生活压力感更低，因此更宜居。这些二线发达城市具体包括青岛、大连等经济发达的计划单列市，三线城市则包括淄博、唐山等经济工业强市。

二三线城市相比：三线城市普遍宜居 二线城市宜居欠佳

谈及更为宜居的城市，调查结果显示，三线城市相较于一二线、四线及以下城市以及整体水平，在经济压力感、家庭人际压力感上均为最低，这和从社会环境、自然生态、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方面分析城市竞争力的宜居城市结果一致，认为三线城市普遍宜居，而二线城市宜居欠佳。

调查将二线城市细分为二线发达、中等发达、发展较弱城市，再和三线城市比较后却可以看到，二线发达城市在住房、交通和赡养老人三个与经济有关的压力感上高于三线城市，有较高的生活压力感，但在其他经济压力感上，特别是家庭和人际压力感上是低于三线城市的。

四线及以下城市家庭与人际压力感高

蓝皮书称，四线及以下城市除了交通和住房压力感低于一线、二线城市和整体平均水平，其他经济压力源也并非最低，收入、教育、医疗、健康、赡养老人、工作学业压力接近全国整体平均水平，而在家庭与人际压力感上更是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和二线、三线城市。

蓝皮书同时强调，四线及以下城市也可能并非理想中的宜居城市，逃离一线，返回小城市，工作机会少，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干事要“拼爹”成为对此现象最为形象的描述，身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仍为异客。

生活压力存差异 长三角好于珠三角及京津冀城市群

此外，关于几大城市群在生活压力方面的差异，报告也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长三角各项发展系数好于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具体说来，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包含了像杭州、南京这样充满活力的二线发达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不仅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和领域表现出了更好的协同发展态势，而且民众的经济和家庭人际生活压力感均较低，具有更好的身心健康状态。

“这与以往认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必然导致人们应激水平提高和心理压力增大的看法不一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应小萍表示，它向我们展示了良性协调的社会发展不但有利于推动经济进步、改善环境条件，而且同样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保护和促进，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身心健康的“双赢模式”，为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人民日报：应该如何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人民日报评论部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西方的理性启蒙，面对的主要是基督教会。而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除非极端个例，激烈的非理性言行背后的逻辑并非无章可循。作为最后的选择，它通常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市场竞争固然是优胜劣汰，但是否必定是赢者通吃一切、输者无处可逃？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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