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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双修_人与天一_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特点

2018-04-08

性命双修,人与天一

——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特点

段建海  董小龙

庄子养生学的价值旨趣,绝不同于儒家追求的社会本位型的道德理想,也不同于法家追求人的现实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理想,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本位,以完善个人的自由无拘的自然天性为目标的人本主义。

个体的生命存在是庄子道家思想的基本立足点,这是他对战争残杀、剥削掠夺的社会异化现象和儒家礼乐文化思想否定性批判的必然结果。虽然在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领域,庄子主张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庄子又强调主体应在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养生理论与实践恰恰是个体自由的获取,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肯定。研究梳理庄子的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的特点,对于澄清历史误会,还庄子以历史本来面目,发掘祖国文化遗产,古为今用,促进个人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人道主义的情怀

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在价值指向上体现出来的显著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巨大的社会转型期,追求人的现实利益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在“万民从利”的历史画卷的表象背后,庄子却发现了“殉物”异化现象的本原,这就是“以物为本”的文明价值取向。世人为“利”,为“名”、为“家”、为“天下”而奔波终生,其结果“莫不以物易其性”,莫不“伤性以身为殉”,莫不“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庄子·胠箧》,以下凡引《庄子》只注篇名)既然文明进化是对个人生命意义的否定,那么,一切的文明规范及其创造者对于追求自由的个人来说,统统都是负价值,由此庄子发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的愤世呐喊。象尼采的“上帝死了”的文化批判一样,这正是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人文重构。庄子在否定了以物为本的传统礼乐文化价值的同时,肯定并高扬以人为本的自然人性的人文价值。所谓自然人性就是摒弃人为(伪),恢复了人的无欲无知、“恬淡无为”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就象婴儿、赤子一样。《秋水》篇中所谓“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讲的就是自然与人为的对立。

那么,如何恢复人的自然天性呢?庄子在历史观上谓之为“复其初”、“复其性”、“反其真”。即归复到无欲不争、纯朴无私的“小国寡民”时代和“万物竞自由”的“至德之世”,为个体自然人性的完善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具体到个体的修养上,就是要以“忘物”“丧我”的“无待”人生态度,经过长期的修炼,达到物我两忘而交融为一的状态,进入“人与天一”的理想境界,从而使“天之自然”与“人之自然”合二为一,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先天之境。可见,庄子养生学的价值旨趣,绝不同于儒家追求的社会本位型的道德理想,也不同于法家追求人的现实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理想,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本位,以完善个人的自由无拘的自然天性为目标的人本主义。它所流露出来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

以人为本始终是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的现实出发点和归宿,是其学派学说独特的致思趣向。简单地说,儒家是人文主义者,法家是功利主义者,庄子道家是人道主义者。前两者就是以物为本的社会本位论者,庄子是以人为本的个体本位论者。

 

2、天人合一的根据(尺度)

天人合一是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的根据和尺度。但老庄道家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迥然有别。儒家认力,宇宙本根实乃人伦道德之本源,人之心性内含着天道本性,是故人应修养道德,弘扬天德。但老庄道家认为自然无为是天道和人道的共同规律,故人应顺应自然,合于自然。前者主张天与人一,后者主张人与天一。

庄子认为,构成宇宙本体的是阴阳之气,“两者交相成和”,生育万物,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之气的聚合,而万物的灭亡,则是阴阳之气的离散。如果“天气不合,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在宥》),或者“阴阳不和,寒暑不时”,则“必伤庶物”(《渔夫》)。人的物质生命运动同自然天道规律是一样的。人本无生无形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 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不仅如此,人的生老病死绝不是神鬼的赏罚使然,而仍然是“阴阳之息”(《人间世》)。

子舆气质好,但“阴阳之气有”,使他承受佝偻痉挛的痛苦(《大宗师>)。齐桓公得病,并非鬼神作崇,乃气受阻所致。(《达生》)同样的,人之所以喜怒无度,居处无常,行为暴戾,情绪激动,乃“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在宥》)所致。既然“人之自然”受制于“天之自然”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的所作所为便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要顺应自然,安命无为。庄子强调受道与天支配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换的。面对“不知吾所以然而然”的“命”(《达生》),主体既不能消极回避,也不能盲目反抗,而应认识命运,“养生”“卫生”,提高生命质量。可见,庄子是在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前提下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安命”无为并不是对人类生老病死变化之常的无可奈何,恰恰相反,这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生命运动规律的遵循的积极意义。

“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养生主》),是庄子总结出来的“养生之道”和“卫生之经”。孔子曾询问在急流恶浪中“被发行歌而游”的吕梁丈人的养生秘诀。吕梁丈人云:“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达生》),这实际上包含着遵循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两层含义。在这一点上,孔子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现实主义宣言,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运行规律问题的消极回避。庄子的伟大在于他以清醒的理智直面生老病死,并以巨大的勇气去认识生命运动规律,积极抗拒疾病灾难对人类生命的侵害,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提升人的生命意义。把个体养生的主观价值的确立和实现,建立在对自然生命规律充分认识的可靠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真善统一的特点。所以,庄子主张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与天为徒”、“人与天一”的天人观,绝不是取消人的能动性的消极颓废思想,而是主张在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故能成为庄子养生理论与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依据!

 

 

3、性命双修的实践

性命双修是庄子养生学在实践意义上的显著特点。性指人的精神生命,命指人的自然生命。性命双修指通过养气功夫,一方面使阴阳自然之气协调运动,促进新陈代谢的过程,克服疾病灾难对人的损害,延年益寿;与此同时,在这种“忘欲”“忘智”的修养活动中,缓解过度的心智活动给主体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精神疲劳,使心神专一宁静。这是养气功夫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互动互进,促使人的生理与心理过程的和谐统—,达到养生的目的。

庄子养气功夫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是“心斋”与“坐忘”。“心斋者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唯道集虚。气者也,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

中国第二届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从静功修炼的角度解释说,“心斋”法分为前后贯通的四个阶段。先是“一”字诀,即排除异端杂念的干扰,凝神聚意,进入修炼静功的状态。再是“听’字诀,“听”的对象不是“耳”和“心”,而是“气”,即“以气听气”,也就是听任一呼一吸自然出入、不必专门用心的“听息法”;三是“止”字诀。教人不要着重去听,让心的知觉不再起作用,促使神气合一,达到无知无觉的状态;四是“虚”字诀、“虚”是从无知无觉以后自然得到的境界,是由后天返还到先工,对“先天”之境的体验。李泽厚认为这里的“无听之以耳”“无听之以心”就是忘欲、忘智,达到物我两忘,物我为一的审美心理状态。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大宗师》)

台北的徐观复先生从文艺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说:“‘堕肢体’、‘离形’,实指的是摆脱由生理而来的欲望。‘黜聪明’、‘去智’,实指的是摆脱普遍所谓的知识活动。庄子的‘离形’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至溢出于各自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内的欲望,庄子即视为性分之自身,同样加以承认的。所以在坐忘的境界中,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李泽厚也大抵是这样解释的,他由此断定庄子哲学是美学。不管是“心斋”法,还是“坐忘”,都强调“忘”。即通过忘欲、忘智的修炼,逐渐消除手与心、耳与心之间的对立,让自然生理之气与主体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使主客体真正相通无碍,形成内在生命之气(The Vital Force)。这实质上是一种虚静、空灵、明彻的心境。它以人与自然、存在的自我(The Existent self)和精神的自我(The Inner self)的和谐统一为构建原则,以纯粹的观照态度为观省自我意识运动变化的透视器,以自由想象的情感运动为动力机制,以相对性与绝对同一性的统一为内调节机制,以“天人合一”理想境界为行为意向,它们处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动态结构之中。

庄子的养生学是从相互联系的静动修炼和艺术创造活动两方面展开的。当修炼活动中的对象是主体自身时,这种活动即是静功修炼,上述的心境即是阴阳自然之气与内在生命情感对立的消解,是气与神的统一;当修炼活动中的对象是艺术审美的对象物时,上述的心境即是审美主体的情思与审美对象的本质的同一,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活动的自由之境。

静功修炼和艺术创造活动,都注重性命双修。静功修炼通过“养气”来不断调节人的生物钟,同时消除精神疲劳和心理紧张,调节人的心态。艺术创造活动通过审美活动不断陶冶人的性情,同时又通过劳动技能实践活动来锻炼人的身体。总之,庄子的养生实践,旨在蓄养主体的内在生命之气,使人与自然、存在的自我与精神的自我由对立相隔通向自由无碍的物我两忘、物我为一的先天性的天人合一境界,主体的生命由此而不断臻于自由完善。

 

4、自由创造的境界

庄子养生理论与实践从其精神归宿上说是创造一种美和自由的人生。追求自由创造的境界是其具有终极意义的学派学术特点。庄子的养气功夫并不是《庄子》一书所述的“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导引之士,养形之人”进行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己”(《刻意》)的动功(按摩、行气、仿禽戏等),而是静功修炼,因而,养气并不是蓄养纯自然之气,而是气神合一的内在生命之气。故与后世道教的内丹功一致。庄子不是有神论者,而是朴素唯物主义者。其养生学始终与个体的生活情趣融为一体,具有审美性质,在超越功利的艺术创造活动中陶冶性情,从心理学的深层调节人的生命运动,从而体现出了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创造精神。庄子通过“忘”的人生态度长期修炼,铸造了“虚而待物”的心境。当主体以之认知改造对象世界时,可以说,这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认识活动和实用技能培养活动,而是艺术创造的审美活动。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其所以如此神似,乃是他长期观察修养的结果。“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忘其四肢形体”,这是培养虚静、空灵、明彻的心境的过程;“入山林,观天性,形体至矣,然后成见。”这是体味对象的生命本质,并把它内化为与主体的情感意识融为一体的意象的过程;“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己,则以天合天。”(均见《达生》)这是把内心中生动活泼的“神”外化为创造物的过程,正因为胸有成竹,才能“惊犹鬼神”。

为文惠君解牛的庖丁,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自由精神活动,那“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纯熟技巧,确乎是无法而法的至法,具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妙。得心应手,行神合一,伴随的是纯审美的艺术创造活动,庖丁解牛的动作,“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躇踌满志”(均见《养生主》)正是自由无碍的人生创造和物我为一的审美体验。

实际上庄周梦蝴蝶、宋元君择画师、汝闻天道,操舟若神、丈夫蹈水、工倕旋而盖规矩、大马捶钩、佝偻承蜩、濠梁之辩等诸多寓言故事,都具有“进乎技”、“闻于道”的自由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性质。如此个例在《庄子》一书中比比皆是。我们认为,庄子养生学钟情的这种以情感体验为特质的运思方法为直觉思维。它具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Vital experience)、宇宙哲理的瞬间彻悟和“不可言传”的性质。

庄子在养气功夫和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创造,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而,是一种真实的精神快感,是庄子的自由学说落实在“形而下”的人生层面所获得的真实不妄的人生自由。

综上所述,庄子的养生理论及其实践,是在人和宇宙自然的关系层面展开的,它以“气本”“气化”的朴素唯物论为理论指导,以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为致思趣向,以直觉体悟为思维方式,以养气功夫(静功)和艺术创造活动为主体内容,旨在强体健身,祛除疾病,使个体的自然生命得以超常绵延;更重要的是,庄子始终把养气功夫和主体的生活情趣有机结合起来,在艺术审美活动中陶冶性情,使个体的精神生命永葆青春活力,达到人与天一的超凡入神之境。这两者相依为命。

养气功夫为艺术创造活动提供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而艺术创造活动则使这种自然生命之“气”不断向人的属性靠拢,使个体精神生命中的情感意识不断渗透到自然之气中,最终转化为一种内在生命之气,以实现个体由生理底层向精神高层的超越和升华。这是中华民族在由童年走向青年时代的恶劣生存环境中,探索宇宙自然的客观规律,以战胜自然力、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通过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所拼争到的现实的自由。作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载中华文化的史册。同时,在竞争激烈、困难重重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个体终日奔波,身心交瘁,生命质量受到严峻挑战,如何克服疲劳,提高生命质量,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笔者以为,庄子的养生理论及其实践,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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