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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封神演义》

2018-03-23

陈辽

 

一般认为《封神演义》的文学价值低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但在我国过去的旧时代里却也是妇孺皆知的。鲁迅对它的评价是:“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176-177)。新中国成立后,对《封神演义》的评价,可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该书认为,《封神演义》“通过富于神话色彩的描写表现了商周的斗争。全书所有的故率情节都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以仁慈爱民的武王和他的承相姜子牙为首的周,以暴虐无道的封王为代表的商,构成了斗争的双方。作者把这写成一种正义的力量和非正义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并且显示了自己的鲜明的倾向”(《中国文学史》,第946)。鲁迅说《封神演义》“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而《中国文学史》则认为“全书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指“商周的斗争”)而展开”。哪一种意见对呢?读过《封神演义》的人都会看到,《封神演义》中与描写商周斗争的同时,大量篇幅写的是阐教和截教的斗争,这两种斗争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全书的故事情节。鲁迅比较看重后者,而《中国文学史》则着重前者。应该说,鲁迅的意见更符合《封神演义》的实际。问题是,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叫做“阐教”、“截教”的宗教,然则《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和截教是什么宗教呢?《封神演义》里的阐教和截教之争反映了什么样的宗教之争呢?《封神演义》大写两教之争又是为了什么呢?研究清楚了这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将使我们对《封神演义》有一种新的理解。

对于《封神演义》里的阐教和截教,前人是作过探索的,但探索的不确。钱静方《小说丛考》,()认为《周书·克殷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憨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按:“此文在《世俘篇》,钱偶误记”)。这里把魔与人分开来谈,因此钱静方以为,《封神演义》作者遂由此生发为截教。鲁迅对钱氏此说持否定态度:“然‘摩罗’梵语,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当是误字,所未详也”(《中国小说史略》,177)。不过,鲁迅认为“阐教即道释”,是道、佛的合称,也不确。据我的研究,《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和截教,都是道教。

《封神演义》大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在此以前,明王朝对道教极为尊祟。《封神演义》成书前正是明世宗(年号嘉靖)统治年间(1522--1567)。这个皇帝是个道教迷,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阴真人、元虚园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应、统无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简直成了道教的教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道教信徒遍及全国。《封神演义》作者也不例外。不过他信奉的道教是另一教派,与明世宗信奉的道教教派不同。

还在我国华夏族的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巫祝文化,氏族中有人专司占卜与祭祀。进入阶级社会后,则有专职官吏执掌祭祀占卜之事,或称巫,或称祝,或称史。鬼神的观念在商代和两周期间已深入人心,战国以后,出现了方士。他们宣扬海上有神仙,神仙那里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对此也深信不疑,派方士徐福率五百童男女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虽罢黜百家,却也屡次派人入海求仙。汉代的方士更自诩能召致神仙,或吹嘘自己能炼制仙丹,吃了就可以不死长生。到了东汉后期,有张道陵其人造作道书二十四篇,以仙术为号召,开始创立道教。因为受道者要出米五斗,被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又经过他的儿子张衡和孙子张鲁,广泛传道,接纳道徒,道教影响愈大。据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我国道教自东汉张道陵天师道时代(142)至东晋末(419)为“第一期开教时代”;自南宋开运(420)经北周武帝及南北朝之末,一百六十年间(420---580)为“第二期教会组织时代”;自隋至五代(581---959)三百七十八年间,为“第三期教理研究时代”,自宋迄明万历三十五年(960---1607)为“第四期教权确立时代”,自明万历三十六年以后及于现代(1608---)为“第五期继承退化时代”。这一道教发展史的时代划分,大致符合我国道教发展的实际。写于道教全盛时期的《封神演义》是宣扬道教中的一个教派的长篇小说。

《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其实就是道教。《隋书·经籍志》:“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察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云发七签》卷一百一《元始天王纪》:“元始大王,察天自然之撒,结形未沌之霞,托体虚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际”,“进登金网,受号玉清紫虚高上元皇太上大道君,受金简玉扎,使奏名东华方诸青宫。”李叔还编纂的《道教大辞典》“元始天尊”条目中说:“道教最高之神,生于劫先,故以元始称。”再看《封神演义》中的阐教。阐教的教主之一是“元始天尊”,是他派姜子牙下山“扶助明主”,是他命南极仙翁取“封神榜”交给姜子牙,让他完成封神大业,是他赐予姜子牙坐骑“四不相”和法宝“打神鞭”等,助他兵伐商封王,是他在姜子牙逢到危难之时或派人或作法为姜子牙解危,是他亲率众多大仙破了“诛仙阵”、“黄河阵”、“万仙阵”。因此,很清楚,《封神演义》中的阐教教主元始天尊即道教中的最高之神元始天尊。


 

在《封神演义》中,阐教还有另一位教主是老子。元始天尊称老子是他的“师长”。破“黄河阵”时,元始天尊说:“此教虽是贫道掌,尚有师长,必当请问过道兄,方才可行。”可见元始天尊对老子很敬重。在《封神演义》中,老子又被称为“玄都大法师”、“玄都大老爷”。老子也法力无边,在破诛仙阵等大战中的功勋仅次于元始天尊。《封神演义》中阐教教主之一的老子也就是道教中的老子,《魏书·释老志》中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洞元本行经》说:“太上道君(按:即道教中的老子)者,放西那天郁察山浮罗之岳,坐七宝骞木之下,清斋空山,静思神其,合庆冥枢,萧朗自然,拥观万化,俯和众生。”《封神演义》把老子说成是阐教教主之一,道教把老子作为至高无上之神,尤能证明《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即道教。

与阐教对立的截教,钱静方把它视为由“魔”生发而成,其实截教也是道教。截教教主号称通天教主。而“教主”这一名目却是道教所特有的。《道教大辞典》“教主”条目解释:“谓开教之本主也。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张道陵为正一教主。后世正一门徒尊天代天师,亦称为教主:”最能说明截教也是道教的有力证据,就是《封神演义》中的通夭教主与元始天尊、老子一起都是“教尊”鸿钧道人的门徒。鸿钧道人说他自己:“高卧九重天,蒲团了道真。天地玄黄外,吾当掌教尊。盘古生太极,两仪四象循。一道传三友(:“三友”即元始天尊、老子、通天教主),二教阐截分。玄门都领秀,一气化鸿钧。”他在通天教主失败后下凡,就是为了调解他的三个门徒(“三友”)和阐教、截教之问的冲突的。他对这三个门徒说:“只因十二代弟子运逢杀劫,致你两教参商。吾特来与你等解释愈尤,各安宗教,毋得自相背逆。”果然,经鸿钧道人调解后,闭教与截教之间的斗争就告一段落,姜子牙伐商也不再遭遇大困难了。可见截教并非“魔”,也不是另一宗教,它也是道教。

《封神演义》里还有一个西方的未提及教名的宗教。鲁迅以为该教是“释”,即佛教,它也属于阐教,“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中国小说史略》第177)。据我研究,这个未提及教名的宗教仍然是道教。第一,这个教的领袖,也和道教一样被称为“教主”,如是佛教,是不会叫作“教主”的,第二,西方“教主”是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只有道教中著名人物才被称为“道人”,佛教,户著名人物是应称为菩萨的;第三,《封神演义》中写得明白,商周大战时并无佛教。蓬莱岛炼气士法戒,原是截教中人,后战败被俘,姜子牙下令把他斩了,这时准提道人前来相救。小说交待:“后来法戒在舍卫国化祁它太子,得成正果,归于佛教;至汉明、章二帝时,兴教中国,大阐沙门”。此外,《封神演义》又特别交待:狭龙山飞云洞惧留孙“后入释成佛”,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后成文殊菩萨”,九功山白鹤洞普资真人,“后成普贤菩萨”,普陀山落枷洞慈航道人,“后成观世音大士”;这是说,元始禾尊十二大门徒中的四个大门徒,后来才转入佛教,成为“佛”、“菩萨”和“大士”的。这也不是《封神演义》作者许仲琳的发明创造,《后汉书·襄楷传》中就说过,“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后来所谓老子西游化胡成佛的出处所在,即以道教作为佛教的“源”。所以,《封神演义》里西方那个未提及教名的教,虽然鼓吹西方是“极乐世界”,但《封神演义》作者却有意把它影影绰绰地写成也是道教,而且把它写成是后来的佛教的前身。

根据有关道教的经籍的记载,对比《封神演义》中的阐教、截教和西方那个未提及教名的教、可以旨定,《封神演义》写的其实都是道教。

既然《封神演义》里的闸教和截教都是道教,那么,阐教和截教之争又是反映了什么样的宗教之争呢?我的意见是,曲折地反映了道教内部的宗派之争,即南宗、北宗之争,天师道与全真教之争,符篆派与丹鼎派之争。道教在我国兴起后,内部宗派也随之产生。还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内就有丹鼎、符箓两派。丹鼎派的代表人物是魏伯阳与葛洪,符箓派的代表人物为寇谦之与陶宏景。魏伯阳是汉末人,其余三人都是晋代及南北朝时人。及至辽金时代,道教又分为南北两宗。南宗起于辽刘海蟾,北宗起于金王矗。南宗主张修性,北宗主张修命。性即神,命即气,性谓真我,命乃寿命。南宗与符篆派相承,此宗与丹鼎派相接。到金末,道教又有三派之分别:一是以张道陵为祖师的天师道道教;二是金末道士刘德仁所创立的真大道教;三是由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所创的太一教。这三大派中又有许多支派。及至元代,道教中丘长春一派最受元代帝主厚遇。丘长春师事重阳王真人王矗,当是北宗、丹鼎派的领袖人物。道教虽然宗派繁多,但大体上说,以全真教(丹鼎派、北宗)及天师道(符箓派、南宗)为两大教派,

对峙于南北。两大教派最大的区别是,全真教重修炼,不娶老婆,授徒传教,是为“出家道士”;天师道虽然也授徒,但天师(张天师)是世袭,所以可以娶妻子,虽然也斋戒,而在非斋戒期间,也可以吃酒食肉。所以天师道的道士,属在家者,是为“火居道士”。一般地说,全真教盛行于北方,天师正一道广泛流传在南方。《明史·职官志》:“道凡二等:日全真、正一,设官不给傣,隶礼部。”由于历代帝王(如明世宗)想益寿延年,长生不老,所以上层统治阶级信奉北宗、全真教、丹鼎派道教的多,而民间百姓祈求消灾避祸,则信奉南宗、天师正一道、符箓派道教的多。北宗统治色彩较浓,南宗民间影响较大。

 

《封神演义》中的阐教,乃是符箓派、南宗、天师道道教,截教即道教中的丹鼎派、北宗、全真教道教。这袛要比较一下《封神演义》阐教、截教中的人物言行即可一目了然。

元始天尊的大门徒姜子牙,明明是个“火居道士”,符箓派道士。他从昆仑山土遁到朝歌后,经宋异人的介绍,就和六十八岁的黄花女儿马氏成了亲。宋异人在后园空地上盖房子,盖了七八次,但过去一造起来就起火被烧毁了。姜子牙便为他压邪捉妖。他在牡丹亭里,见风火影里五个精灵作怪,忙披发仗剑,用手一指,把剑一挥,喝声“孽畜不落,更待何时!”再把手一放,雷鸣空中,这五个妖怪就都被他降服了。其后,他把玉石琵琶精捉住,“将妖精顶上用符印镇住原形”,再把妖精衣裳解开,“前心用符,后心用印,镇住妖精四肢”,运用三昧真火烧死了玉石琵琶精。他来到两周后,见武吉身犯死罪,为了救武吉一命,他“三更时分,披发仗剑,踏罡布斗,掐诀结印,随与武吉厌星”,果然救了武吉一命。《封神演义》里对姜子牙的描写,与日常生活中画符捉妖、装神弄鬼的“火居道士”没有什么两样。


阐教中的另一门人、西昆仑度厄真人的徒弟李靖,虽非道士,却也在家。他当官,讨老婆,先后生了金pfE、木托、哪咤三个儿子。惧留孙的门徒土行孙,喜好女色,他一见邓蝉玉,就想把她娶作自己的妻子。邓蝉玉被俘后,姜子牙便命土行孙“乘今日吉日良时,与邓小姐成亲”。洪锦杀死过周武王的兄弟姬叔明,应是西周的大仇人。但月合仙翁却把他救了下来,反而把龙吉公主配他为妻。这些都在说明,《封神演义》中的阐教是“火居道士”们的道教,即符箓派的道教,天师正一道的道教,南宗的道教,在民间流传很广的道教。

反观《封神演义》中的截教中人物,讲究的是修炼。一些畜牲,经过修炼,也能得道成仙。截教中道友,并无一人有家室,他们全都是“出家道士”。例如,通天教主的门徒龟灵圣母原是动物,修炼后有了人形。她和广成子相斗,被广成子的番天印打出原形,“乃是个大乌龟”。也是通天教主的门人乌云仙,被准提道人的六根清静竹裹住,也现了原身,“化作一个金须鳌鱼,剪尾摇头,上了钓竿。”虬首仙被缚现原形后,“乃是一个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伟”。灵牙仙被南极仙翁的三宝玉如意连击数下,“就地一滚,现出原形,乃是一只白象”。金光仙被擒获后,现出原形,“乃是一只金毛狮”。《封神演义》作者借老子之口攻击道教的另一教派:“老子命文殊骑了青狮至前面,老子指与通天教主看,日:“你的门下,长有此等之物,你还要自逞道德清高,真是可笑!”这里,把丹鼎派的有道道士比附为一些畜牲,是够恶毒的了!

截教中那些修炼成精的动物固然在《封神演义》作者扫荡之列,就是截教中的道法高明之徒,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蓬莱岛一气仙人的门徒余化,藏有戳魂幅,人莫能敌;左道之士风林,把口一张,黑烟喷出,烟内现碗口大小一粒珠,就能把来将打下马来;青龙关张桂芳,只要他大叫,一声“某某不下骑更待何时”,来将就会身不由己,掩下鞍桥;九龙岛炼气士王魔、杨森、高友乾、李兴霸,有“开天珠”等法宝,魔家四将,各有神通,邓忠、辛环、张节、陶荣四人各有异能;十天君摆下“十绝阵”,谁要入阵,就要绝命,赵公明更是厉害,他只要把缚龙索祭起,能“把黄龙真人拿去”,将定海珠祭于空中,元始天尊的众多门人,俱被打伤,云霄娘娘、碧霄娘娘、琼霄娘娘,或有金蛟剪,或有棍元金斗,后来摆起黄河阵,把元始天尊的十二大弟子俱拿入阵中……。但这些靠修炼成功的异人,最后都被杀败,一个个魂归“封神榜”。成汤的忠臣闻仲,为人耿直,连封王也俱他三分。他是截教金灵圣母的门徒,有时也自称“贫道”,只因他站在截教一方与阐教作对,最后也在绝龙岭归天。通过这些描写,《封神演义》表现南宗、天师道、符篆派的道教,明显优越于北宗、全真教、丹鼎派的道教。即通过阐教与截教的斗争曲折地反映了道教的两大教派之争。

宗教本质上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但人民群众也利用宗教与统治者进行斗争。特别是在

我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常常利用道教进行起义。东汉末年的张角、张梁、张宝,以太平道

(太平青领道的一派)收受道徒,发动起义,北宋王则也以道术起事;明代永乐年间唐赛儿起义也以道术作号召。并非巧合,起义者所利用的道教几乎全是符篆派道教。如“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侮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算是信道,死了算是不信道”(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198)。《封神演义》作者不见得同情农民起义,但他对符箓派道教好感,对丹鼎派道教反感,却是确定无疑的。《封神演义》中阐教与截教之争,正是道教两大教派之争在文学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在我们搞清楚了《封神演义》中阐教、截教以及西方那个不知名的教都是道教、小说中描写的阐教和截教之争原来是道教内部两大教派之争以后,我们还得进一步了解作家大写这两大教派之争又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是为了表现古代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封神演义》作者看来,西周与成汤之战,是有道和无道、正义与不义之战。西周是正义和有道的一方,封王是无道与非正义的一方。打倒封王,兵伐成汤,是顺天应民。这是朴素的民主思想。历史上的商封王,据郭抹若的意见,并非无能之辈而是做过对统一中国有所促进的若干好事的统治者.但封王也确实残酷地虐待被统治者,甚至对他的大臣也很暴虐。造鹿台、造炮烙,造虿盆,兴酒池,起肉林,宠容妲己,杀死比干,囚禁姬昌,逼反下属,最终兵败自杀,也都是历史。《封神演义》作者从朴素的民主思想出发,谴责了纣王,鞭挞了纣王。当伯夷、叔齐阻止西周伐商时,作者借姜子牙之口对伯夷、叔齐的所谓“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进行了驳斥:“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纲已绝,四维已折,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天翻地覆之时,四海鼎沸之际。惟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况夫天己肃命于我周,若不顺天,厥罪惟均。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命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予必往。如逆天不顺,非予先王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三纲”、“四维”是后来封建社会里的儒家才提出的,姜子牙伐封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姜子牙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封神演义》作者的思想。《封神演义》写作前,正是嘉靖皇帝统治期间。此人不理朝政,迷信全真道教,炼丹服药,企图长生不老。他重用严嵩和严世蕃父子,让他俩专权二十多年,朝政腐败已极。此人与封王颇有类似之处。生活在这一时代而又有朴素民主思想的许仲琳,不能不痛恨朝政的腐败,不能不谴责为虎作伥的全真派道教。所以,他通过创作《封神演义》,以截教来比附全真派道教,以封王之败来警告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许仲琳却又认为,主要在民间活动并在民间有很大影响的天师正一道、符箓派、南宗道教,是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的,于是他就以阐教作比附,表现这一派道教站在有道的西周一边,讨伐不义的纷王,深得民心。所以,《封神演义》写阐教与截教之争,并不是主观臆造出两个宗教,让他们无谓地争斗一场,而是为了表现他的朴素的民主思想。

第二,《封神演义》大写阐教与截教之争,又是为了把我国人民千百年来的神奇想象力加以集中、概括和再创造,鼓舞人民与自然力量和不义的社会力量作斗争。我国华夏族自出现盘古开天辟地、女蜗炼石补天神话起,中经《山海经》和汉魏六朝志怪,一直到《西游记》,创造了大量神话,表现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丰富的想象力。《封神演义》作者借表现阐教与截教之争,对我国人民这种神奇的想象力进行集中、概括和再创造,把它们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相比,在刻画人物、铺叙事件的才能方面不如《西游记》,但在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神奇的想象力方面,却又有新创造。如《西游记》中的哪咤,三头六臂,以一个天神的形象出现,为天庭降服孙悟空卖力。《封神演义》里的哪晚却是一个叛逆的童仙,是一个混身浸透着叛逆精神的形象。《西游记》中的杨戬,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受玉皇大帝调遣,与孙悟空作对。《封神演义》中的杨戬是在讨伐商封王途中立了大功,收服了为封王卖命的梅山七怪(不是六怪)。此外,《封神演义》还写了土行孙入地有术,哼哈二将口鼻神通,杨任“眼眶里长出两只手来,手心里反有两只眼睛”,地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所有这些神奇的想象,表现了我国人民征服自然力以及和不义的社会力量作斗争时要求有强大力量的愿望。《封神演义》大写阐教与截教的斗争,也是为了总结、概括我国人民神奇的想象力,鼓舞人民与自然力和不义的社会力量作斗争。


第三,也无庸讳言,《封神演义》写阐教与截教的斗争,也是为了宣扬作者的宿命论观点。在封建社会中生活、学习而又倾向符箓派道教的许仲琳,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他在《封神演义》里不止一次地说,“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而阐教与截教的斗争,两教门人在这场斗争中死亡,也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太乙真人对石矶娘娘说:“你乃截教,吾乃阐教,因吾辈一千五首年不曾斩却三尸,犯了杀戒,故此降生人间,有征诛杀伐,以完成劫数。”类似的话,元始天尊等人也都说过多次。《封神演义》作者有时干脆自己跑出来说:“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故此闭宫止讲;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此时成汤合灭,周室当兴,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将相之福,恰逢其数,非是偶然。”也就是说,成商的失败,周室的兴起,是命中注定的,阐教与截教之间发生大斗争,或生或死,或享将相之福,或上“封神榜”,全都“恰逢其数,非是偶然”。这样一来,前面我们论述的《封神演义》作者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对人民群众神奇的想象力的肯定,就与宿命论发生了矛盾。但是,这种作家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在古代作家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是社会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社会意识充满了矛盾,而作家自己又认识不到这一点以致在创作中表现了思想上的矛盾。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封神演义》作者思想的局限。

附言。本文中有关道家、道教的若干资料,参考了台湾版张成秋的《先秦道家思想研究》、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李叔还编纂的《道教大辞典》、王治心编的《中国宗教史大纲》、杜而未的《儒佛道之信仰研究》,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陈辽,现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丈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责任编辑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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