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贵生思想与修仙路径解析

传统道教的法流，伴随着时代的因缘，已然迈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世间的各大宗教，都面对着社会现代化这个课题，多多少少都有些“世俗化”的表现，继续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里发生作用。

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个老话题：神圣与世俗，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此消彼长，还是可以相辅相成？这又成了宗教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事情。就像许多学者看到的，这个问题哪个宗教都躲不开，只是各家的教理、根基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回应的方法也就各有千秋。

对于我们道教而言，所谓世俗与神圣，说白了，就是“入世济世”与“神仙超越”怎么统一的问题。世俗化，不是说我们修道人的言行就和世俗人一模一样了，而是讲道教要面对这个世俗社会，要随着环境的变化，找到最合时宜的传教与修行方式。所以，这个矛盾在道教这里，就转化成了如何将入世的功德与出世的超越圆融起来。这个问题，从道教创立之初就存在了。

那么，面对这个千古的课题，传统的智慧是如何应对的？我们又该如何在继承中发扬呢？在此，姑且谈一些个人的浅见，与诸位同道参究。

入世济世的教义根基

道教是生根于民间的宗教，它是在老百姓最需要精神依托的时候应运而生的。所以你看它的教义，在宣扬出世逍遥的同时，骨子里却洋溢着一种积极的、关怀人间的入世情怀，主动去关心社会，关爱他人。

道教的这份入世情怀与济世功德，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深深扎根在其根本教义之中的。它的宗旨，在于以入世的态度和方法，达到济世、度世的目标，通过阐扬大道的义理来利益社会与人心。

这种自入世以求济世的路径，虽然外表上可能呈现出各种世俗化的形态，但其根本的旨趣，却是超越于寻常世俗生活之上的。所以道教的“世俗化”，内里其实承载着深厚的思想底蕴，是背负着伟大的宗教理想来推进世道。这种根据道教本身特质、随顺时代因缘而调整教化的精神，就是道经中所讲的“随方设教”。

在道教的经典里，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我们可以拣选几个关键处略作探讨。

由忠孝诚信，抵达齐同慈爱

尽忠、尽孝、讲诚信，这是我们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人伦基石，是儒家伦理的核心。道教从建立教团开始，就把这些道德准则吸收进来，作为重要的教戒。祖天师张道陵教化信徒，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诚信不欺诈”。

《太平经》讲：“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也说，能做到“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心纯一不二，便可以种下善根，成为“种民”。葛洪真人在《抱朴子内篇》中更是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则总结道：“仙经万卷，忠孝为先。”可见，这些世俗社会的道德基本准则，在道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从表面看，道教所重视的这些准则，和儒家的要求是一致的，主要关乎世间治道。然而，道教与儒家的根本宗趣终究不同。道教强调这些，是作为入世教化和个人修行的基石，是为将来的升仙度世打下基础，正所谓“仙道不离人道”。这体现的是道教那种“齐同慈爱”的上善之心。

什么是“齐同慈爱”？就是要将世俗的人伦爱心，升华到大慈大爱的至上境界。就像《度人经》里描述的：“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忌，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具体来说，就是《太上感应篇》所指点的：于暗室不起欺心，于歧路不行邪径；见人之凶厄而生怜悯，见人之善举而感欢喜；救人于急难，扶人于危困；一切恶事都不去做，所有善行努力奉行。要晓得“头顶三尺有神明”，是合乎道义的事就向前行，不合道义的事便退避不为。

强调的是诚信做人，宽容待人，无为不争，看淡名利。《道德经》早就提醒过我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想尔注》里说得好：仙人道士与俗人异。异在哪里？不是异在基本的道德规范，而是异在追求。世俗之人追逐功名利禄，而仙人道士，则当以大道的“上善”之慈爱为修行要旨，要明白名利财货都是身外枷锁，人生不可为外物所累，需“弃名利之缰索”，专务于道德，使生命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最终利益于人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通畅。

由济世利人，抵达上善若水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最上等的善行就像水一样，利益万物却处在最低下、最不争的位置，这样的善行才接近道的本性。因此，广行善举就成了道教入世济世，乃至得道成仙的核心内容。教团初立时，《想尔注》就强调“百行当修，万善当着”。

《抱朴子内篇》则将行善数量与仙阶挂钩：“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赤松子中诫经》进一步指出行善的福报：“为善者，善气覆之，福德随之，重邪去之，神灵卫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这样，善行就与修道成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由此推广开，道教劝化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行善的方法多种多样，核心在于心怀仁念，不事杀伐，怜悯并济度一切生灵，慈爱广被。具体来说：一是心念要善，要推己及人，乐于见到别人的好事，同情他人的苦难，不炫耀自己的长处，不揭露别人的短处，不说虚妄之言；施与恩惠不图回报，帮助了别人不事后懊悔；不生嫉妒憎恨之心。二是行动要善，要救人于穷困，济人于急迫，施药治病，救死扶伤，修桥补路，爱护自然。三是要善于帮助人解脱精神上的负担，看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得到一样高兴，看到别人有所失如同自己失去一样难过。遏恶扬善，先端正自己再化导他人。四是要慈悲对待一切生灵，放生度亡。

凡是生灵有难求救，都应当尽力帮助它们脱离险境。道教告诫世人：不要因为善事微小而不去做，也不要因为恶事微小就去做。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的心念一起于善，善事虽然还未做，吉祥的神灵已经跟随护佑了；心念一起于恶，恶事虽然还未做，凶煞的气场已经缠绕而来了。显然，道教劝善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济世利人，有益于社会人心的安定与和谐。但对于真正的修道者而言，其行善的标准并非止于世俗之善，而是追求那份如“水”一般“利万物而不争”的合道之上善。

由重人贵生，抵达逍遥成仙

《道藏》开篇经典《度人经》即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在道教看来，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希望人人都能享尽天年，进而达到长生久视。道教《五符经》认为“天生万物，人为最贵”。《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也说：“夫万物以人为贵，人以生为宝。”《抱朴子》讲：“生可惜也，死可畏也。”《妙真经》则直言：“德莫大于活。”

道教这种“重生贵生”的思想，是其区别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体现了对人生最深切的关爱。它不仅影响人对生命的态度，也促成了对一切生命价值的深刻认知。从“齐同慈爱”的精神出发，道教要求人们“慈心于物”，以仁慈之心对待宇宙所有生命，爱及昆虫草木、飞禽走兽，不可无故伤害。并在戒律中明确规定：不得杀害一切物命；不得焚烧山林田野；不得虐待牲畜；不得张网捕猎鸟兽等等。《太上洞渊神咒经》说：“道性本来清，救护一切人，普济于众生，太上布大慈。”

道教对生命与人生的重视，展现了最深切的人间关怀。重人贵生，最重要就是重视人的生命与生活。这包含两方面：一是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物质生活）；二是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解决生理生命的基本需求；精神生活则安顿人的心理与灵性追求。在物质生活方面，道教教人“少私寡欲”，淡泊名利，以此保养生命固有的元真；并致力于营造和平、和谐的生存环境。在精神生活方面，道教教人追求与道合一、逍遥无碍的境界。

人生固然多有困苦，但只要把握住“常道”这个根本，不以外在成就的大小高低为区别，只要内心能逍遥自在，心灵宁静，精神专一，那么所有困苦都如同身上的尘埃，振衣一抖即可脱落，恢复神清气爽。道教坚信：“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人人皆有道性，只要通过正确的修持修炼，由珍惜此生而悟道，由悟道而成仙，由仙而证真，必能达到“生道合一”、“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但一切重人贵生的修持，都必须以入世济世的“真行”为基础，从处世为人开始，提升个人修养。无论尘世路途与修行过程如何磨砺，其终极要旨都是契合大道，获得永恒的自在与逍遥。

由清静以正，抵达道德为宗

道教认为，修道应当有益于国家、社会、生灵和家庭。概括而言，就是要“德臻人间，福臻家国”。在诸多教义中，“清静无为”可算是最为紧要的治世修身之道。《道德经》言：“清静为天下正。”太上以此道治理天下、修养身心。治世，包括治理国家与安顿人心；修身，则不言而喻。

清静能使国家得以休养生息，能使社会人心归于中正平和，减少浮华躁动，能使人变得质朴、公正、廉明，减少机巧贪念，能使修行者的生命得到滋养，精神得到升华。在道教教义中，清静与无为、寡欲是紧密相连的。清静无为，是说要顺应自然而为，不逆反、不伤害天地自然的本来性情；对人而言，则是要保养人天生质朴清静的本性。清静寡欲，则是说人应当减少欲望，以护持这份质朴本性。《清静经》指出：“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排遣欲望，心自然回归清静。

唯有清静，才能使心神清明。所谓天地自然的本性、人质朴清静的本性，指的就是“道”的本性。《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道之士，性体圆明，常应对外界而内心常静，不为后天的七情六欲所伤损。人处在纷繁复杂的世间，要保持清静、无为、寡欲，返归先天的虚明本体，直至达到“常清静”的境界。

“常清静”才是道的至高境界，可称为“真静”，其状态是“心无其心，形无其形，物无其物……湛然常寂”。达到此种修身境界，能使身体健康，神智虚灵明澈。对于治世而言，君主能以清静寡欲而持心中正，圣人才能“以百姓心为心”，从而实现安邦兴国。《南华经》有言：“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亦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清静作为治世修身的重要法门，其根本是以“道德”为究竟归宗。因为在道教信仰中，“道德”既是社会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客观世界的本体与真理，是道教的最高信仰理体。通过清静使心正神明，治世使天下归于正道，如此则道全而德备，道普及而德充盈，万法最终归于道德。

道教这种以入世济世为基本践履，以神仙仙道为理想指引的学修之路，是其教义思想的根本特质。其他如由少私寡欲达至道法自然、由修身养性达至性命双修、由我命在我达至形神合同等，皆是这一特质的体现。由此可见，道教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积极入世以利益社会人群，其入世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济世度人，而其根本宗旨，则在于追求那超越凡俗的神仙境界，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理想。

神仙超越的理想归趣

从以上对道教主要教义的探讨可知，道教的教化与修行所遵循的义理，既要入世以济世，又要广行教化以度世，其根本目的则是引导众生超越凡俗，得道成仙。面对入世济世与成仙证道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道德经》中关于“可道”与“常道”、《度人经》中关于“度己”与“度人”的辩证论述，以及道家超然物我的思想智慧与神仙逍遥的理想，为道教解决此矛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此教义思想指导下，务道之士一方面入世济世度人，广行善举，关爱社会，以己之力利济他人，奉献社会，积功累德；另一方面修炼自我，或隐修于山林，或炼性于尘世，性命双修，以期自度度他。如此，便在更高的层面将入世与超越统一起来。在当代，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着重要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

仙道与人道

仙道，包括得道的神仙及其所处的逍遥胜境，是人类对永恒与自由的美好向往。相较之下，人生于历史长河中不过短暂一瞬，犹如匆匆过客，百年光阴，弹指即逝。且在这短暂一生中，又常有诸多烦恼相伴。为了护持先天本有的道性，为了身心的和乐与精神的逍遥，为了生命的永恒与升华，道教一方面教导世人要重视现实人生，夯实为人之道（人道）；另一方面又教导世人要学道、修道、行道以最终合道（仙道）。必须以修好人道为基础，以成就仙道为归趣。

王常月祖师有言：“人道未修，仙道远矣。”也就是说，入世济世的功德是实现神仙超越的前提和基石。正如《道德经》所喻：“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修人道，就是要以社会人伦道德为准则，成为世间的楷模，在入世济世中淡泊名利，减少私欲，实现精神的超越。珍惜人生、克尽人道，正是返璞归真、升仙得道的起点。

修仙与社会义务

修道学仙，既是个体的生命追求与内在体验，也离不开其所依存的社会。首先，修仙者本身亦是社会成员，受父母生养、社会培育，自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要入世济世，回报社会，维护社会的祥和安定，使德行惠及人间。

当然，尽社会义务并非意味着放弃宗教生活与信仰。恰恰相反，应以神仙为楷模，自尊自信，恪守道教教义与规戒，勤于修持诵经，礼敬神明，以道教的智慧指导言行，坚持宗教修持与风范。修仙者入世尽义务，关键在于以何种生活方式来展现自己。道经所谓“和其光，同其尘”，典型地体现了道教的态度：一方面要在文化与信仰上保持修道者的主体自觉（“和其光”），以道自戒，志在修仙证圣，同时又能与世人和谐共处，和光同尘而不被尘俗所累；另一方面，则以平和之心入世，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积功累德，济世利人（“同其尘”）。历史上许多高道，正是秉持此种态度，既坚守信仰、精进修道，又以超然之心成就入世功业，福泽家国。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

人生在世，离不开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需以精神生活为根本，并用精神来丰富物质的内涵。当今世界，物质生活日益繁复精致，令人难以割舍，也易使人沉溺于单纯的物质追求与享受。然而，物质再丰富，也无法构成生活的全部。人作为“万物之灵”，除了物质满足，更需要精神的支柱与归宿。道教认为人人皆有道性，这份灵性的满足无法仅靠物质达成，必须通过修道来实现和维护。这可谓是“生之道”与“仙之要义”。

人生际遇虽有贫富之别，物质条件各异，但追求精神的慰藉、逍遥与愉悦是相同的；所享有的物质有多有寡，但葆养本有道性（性命之真）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对人生而言，精神与物质相依，而精神生活的富足往往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对修道者来说，核心在于“形神合同”，以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物质条件应以有益身心为度，过分贪求反会役使身心，令人疲惫。故道教教义劝人“少私寡欲，淡泊名利”，以免心灵为外物所缚，精神受制，终至“持物丧身”。人生当入世以创造和享受生活，更需保持身心的安定与清明，多做济世之事以涵养形神；应以神仙超越的精神为旨归，使精神逍遥自适；关键在于学会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道教追求“形神俱妙”，其教化学说为协调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了极富启发的智慧。

信仰与理性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在道教中有其独特意涵。一方面，道教强调对神仙的信仰，重视实证仙道的各种修炼法门；另一方面，在神仙信仰的前提下，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教义思想体系，并在医学、化学、天文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其人文与科学价值为世所称道。

不过，这个古老课题在现代语境下被重新提出，自有其新的意义。现代文明的进程，尤其是高度发达的理性精神，深刻改变了包括信仰者在内的所有人的生存环境，使得二者间的张力在某些方面更为凸显。理性精神追求“至真”，宗教修持追求“至善”，理论与实践上都可能产生碰撞。从理性角度看，宗教的终极理想难以用科技手段全然证实；从宗教角度看，理性若片面发展而缺乏更高维度的指引，人类的前途亦堪忧，因为理性可判断事实，却未必能对其成果负全责。

这种深层的矛盾反映在关于神圣与世俗的讨论中，使问题异常复杂。就道教而言，修持是追求“至善”，而对“道”的信仰与体认则是追求那终极的“至真”。历代道教徒在修仙的探索中，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本身就说明“大道无为无不为”的精神，是涵容真与善的理体。修仙路上的诸多“命功”法门（如丹道修炼），或有理性一时难以全然理解之处，但它们绝非独立于“道”之外，相反，都必须统摄于道的理体之中，并以修心炼性的“性功”为基础，保持心神的清明。也就是说，一切法门必须符合道教的根本教义，否则便非“真道”。

当今时代，思想文化与科技日新月异，我们更应以道教追求至善至真的精神，开阔视野，不断汲取科学文化知识，完善自我，并以此弘扬道教的真精神。

入世与修仙证道的圆融统一

入世与超越的矛盾在当代更为突出，需要智慧地应对与解决。当代道教既要坚持入世济世，又要葆有其神圣性与超越品格。一方面积极入世积功累德，一方面潜心修仙证道。唯有将二者有机统一，方能臻于成仙合道的究竟境地。

首先，要将道教的思想文化智慧融入现代生活，指导人生，利益社会，使人们能在现实生活中葆有超然的精神，不为物役，不为名缰利锁所困。道教文化中蕴含的尊道贵德、济世利人、慈爱和同、顺应自然、崇俭抑奢、清静恬淡、抱朴守真、性命双修、天人和谐等智慧，对于现代人树立正确人生观、认识自我与人生价值、处理各种关系，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大力弘扬这些智慧，让民众从中汲取养分，是当代道教实现其普世精神的最佳途径。

其次，修道者自身必须坚持“性命双修”，以修持为贯通入世与超越的津梁。道教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智慧，但要让这些智慧深入人心，使人生得以升华，使修道者不断精进，就必须坚持扎实的修持，保持宗教的主体自觉，树立新世纪的道教风范。道教的修持涵盖斋戒、诵经、修炼（如文始派所重之无为妙法、大成净土所倡之身国同构）、行善积德等，总归是“性功”与“命功”不可偏废。修性，在于提升心性素养，积功累德，高尚品行；修命，在于保养精气神，强健身体，乃至探索长生久视、与道合真之境。需知，气功在至道修炼体系中多属后天有为、调和气血的筑基或下层功法，不能令人抵达长生久视、形神俱妙的根本成就。 唯有通过性命双修，参悟大道，以超越的精神入世济世，才能最终与道合一。修持的最高模范就是道教信仰的神仙，他们是入世功德与出世超越最圆满的体现。

将入世济世与神仙超越圆融结合，将道与俗两种生活智慧无碍地统摄于修真之路，这是道教教义与教化的根本旨归，也是当代道教传承与发展的核心所在。道教以其精妙的入世学说与修持法门贡献于人类，让人们在领悟大道奥义的同时，也康健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其要义在于，以修仙证道的精神境界来行入世济世之事，即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行。无论如何，一切行为皆是过程，关键在于这个过程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生、社会、家国，是否有助于实现精神的逍遥与信仰的终极理想。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道”的坚定信仰与体认的前提之下。

我们遵循社会公德，是为了尽人道以夯实仙道之基；我们行善利人，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趋近于大道的慈爱本性；我们主张清静、慈爱、不争、寡欲、素朴、虚怀，是为了使人心安定、社会祥和，以契合道的体性；我们教人贵生宝精，修炼形神，性命双修，是为了能超越生命的局限，成仙得道，与道合真。总而言之，万法皆不离一个“道”字。道教冀望，人人皆能通过学道、悟道、行道、修道，生活得健康逍遥，最终都能成为自度度人的“人间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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