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道家对唐前文学的影响

简论道家对唐前文学的影响

汤漳平

当此时也，或朝隐于市，或深居山林，方能体会老庄之道的博大，进而用来修养自己，升华自己。凡此种种思想观念，自然也就发之于文。

道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假如我们要概括一点说，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道家代表人物的品格及思想所给予中国历代作家的影响；其二，道家经典作品的文学特质对历代作家产生的影响；其三，道家的审美观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然，这些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作家，当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这种影响必然会有意无意在作品中流露出来，在言行中表现出来，在审美情趣中反映出来。但是，由于各个时代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这种影响有时突出表现在这一方面，有时突出表现在那一方面，这也是很正常的。本文以唐代之前中国文学为观照对象，将这种影响作一简略的回顾。

山川大地，历史纵横

道家与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中，《诗经》是几乎与黄老道家同时代的作品，因此，真正受到道家影响的先秦文学作品主要是诸子散文与楚国文学。

（1）诸子散文

从文学的角度谈，诸子散文受到道家文学影响的主要是寓言的创作。

在庄子之前，中国虽然已有了寓言的作品产生。但都是比较零碎地记录于各种书籍之中，并未形成气候，寓言的篇幅一般也都比较短，内容简单。

庄子提出了寓言的创作理论，并自觉地运用“三言”作为他著述的主要创作方法，编写了近二百篇寓言，开启了以寓言故事作为说理的重要手段的先例，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庄子之后，诸子的寓言创作才大量出现。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中没有寓言故事的。

问候天空的山

庄子之后的诸子中，受其影响最大的，首先还是道家系统或与之有关的这部分论著。如《文子》和《鹖冠子》过去被判为伪书，现已证明其为先秦古籍，其中便有不少寓言故事；《吕氏春秋》其中有寓言近三百篇，超过了《庄子》；到西汉时的《淮南子》则数量更多了。其次，是和道家关系密切的学派、如《韩非子》，韩非虽属法家，但大量吸收道家的东西，他还作有《喻老》《解老》两篇，可见与道家关系之深。《韩非子》一书中，编述的寓言达320多条，但韩非多采历史和现实的有关内容编成寓言，与庄子多用神话故事和远古传说，海阔天空地讲述道家之理不同。形成这种原因主要在于所要阐述的理论不同，韩非的文章目的是要宣传法家的以法治国的道理，所以他不能不以寻常的事情来编撰寓言。

《晏子春秋》虽是一部以写晏婴的故事为主类似传记的作品，但其中许多故事均系传闻和编造，并寓以一定道理，同样可作寓言故事看，《晏子春秋》中有寓言故事187篇。此外，《列子》一书，相传为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所作，今世也已证明其为先秦古籍。其中仅八篇作品就有寓言和神话传说近百条，这些寓言和神话故事风格近于《庄子》，所以后人常以“庄列”并称。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道家文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的繁荣。

老子出关

其次是道家文学的语言风格对诸子散文的影响。先秦后期的诸子散文，多受道家作品语言风格的影响，尤其是《老子》韵文的影响。《庄子》便受《老子》韵文的影响，在行文之中，我们常可读到成段成段句式相对整齐而有韵的文字。

《庄子》之后，如《鹖冠子·夜行》篇：“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窗乎冥乎，中有精乎！” 显然模仿《老子》二十一章。其《世兵》篇，则大段整齐的韵文：“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迟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识其时？至人遗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盛衰死生，孰识其期？俨然至湛，孰知其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韩非子》亦如是，请看《解老》中形容“道”的一段文字：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以为近乎？游于四极；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

其文字、句式．使人自然而然想到《老》《庄》之作品。又如《荀子》《文子》《管子》以及出土马王堆帛书《经法·始争》，睡虎地秦简《吏道》，等等。可以说，战国后期说理文章中，夹杂整段的文字用韵，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已成普遍现象，这应当是和道家作品《老子》开其先例有很大关系的。

听道的蟾蜍

（2）楚国文学

战国中期，南方之楚国文学崛起，辕轹北土，自屈原起，至楚之火，时间长达百年，并经历了楚辞与楚赋两个发展阶段。究其原因，固然有众多方面：楚国来源于北方，其王族一直保有中原文化之丰厚底蕴。到南方立国之后，又吸取了南方各族如蛮，苗、濮、巴、淮、夷等地之文化．从而积蓄了强大的能量，为楚文学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除上述因素外，战国时代南北文化的频繁交流与融合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其中，道家文化对楚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道家文学不能成为楚文学的一部分，因为老、庄，无论从其生活的年代还是出生的地域，都属中原地区，只是后来楚疆域扩张了，才把老子故乡的陈与庄子故国的宋吞并了。况且老庄的活动地区也大都不在楚。但是，陈、宋诸国一向被视为楚国在文化方面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都保存有较多殷人的习俗；从哲学方面讲，道家思想独盛于楚，楚人祖先鬻熊被先秦诸子视为道家的重要人物，和李耳同时的有楚人老莱子，他曾“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古书记载中，先秦之隐君子，以楚人为多，孔子南行适楚．就遇到长沮、桀溺、晨门，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汉书·艺文志》所载楚人著有道家著作传世的便有蜎渊（环渊）、长卢子、老莱子、鹖冠子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之屈宋，他们一方面受到正统的官学教育，而有积极用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必然熟知老庄的著作，从而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熏陶。

丹光洒青山

今传之《老子》，许多学者认为是李耳的楚国弟子整理出来的传世之文本，因为其中有着许多楚地特有之方言词，如发端词之“夫唯”、文中爱用语气词“兮”，以及“躁”，“嘎”等字，据考证均为南楚之方言词。作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老子》，无论在篇幅、语言形式以及思想等方面均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老子》中的一些章节，谈起来浑同“楚辞”作品，这是因为它也是用楚语楚声创作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游国恩说：“老子是南方学术的鼻祖，同时又是楚辞的祢祖。”（《楚辞概论》）

《楚辞》中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地方随处可见。《天问》是一篇有关天一地一人（历代兴亡史）之间问题的诗篇，其结构与所探索的问题与《老子》有某种相似之处，与《庄子·天运篇》也有某种血缘关系。请看《天运篇》之开头：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事？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

这段话前为每句一问，后为两句一问。《天问》则篇幅更长，多达172个问题，句式变化也更灵活，有一句两问，一句一问，两句一问，甚至三、四句一问诸种。

入山远游

《楚辞·远游》，从总体思想显然受庄子之影响，希望摆脱黑暗社会的人身羁绊，寻求精神上的一种解脱，其神游天地、甚至要“与泰初而为邻”，显然都可从《庄子》中找到痕迹，同时，其中所涵蕴的“精气说”，冯友兰先生早已指出源自齐稷下黄老学派。《离骚》中之神游天地，虽最后又回到故乡，但他在痛苦的时候想到解脱，想到神游，这与《远游》也是有共通之处的．清末的廖季平否定屈原作楚辞，自然是错的．但他认为“《远游》之类，多用道家语”，“其根源与道家同”则有一定道理。

在艺术手法上，屈原的创作显然和庄子的创作有共通之处，作品中运用奇特而夸张的想象，大量采用古代神话与历史传说故事，以及寓言的运用等，这一方面与南方的神秘文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不应否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庄、屈大致为同时代人，庄略长于屈，其思想及著述应能对屈产生影响，况且作为怀王身边的重要大臣，又负有“人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样重要的使命，屈原应多次出使北方，这一点史书虽有记载，但恐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样，《庄子》中也记载有庄子前往楚国的事实．这种双向交流中. 应当庄对屈的影响较大些，因为庄年长于屈近三十岁。有人对《离骚》的结构感到困惑，其实读一读《庄子》的《逍遥游》，应当有所启发，“以文为赋”的《逍遥游》之章法结构，“三言”手法的运用，应当对《离骚》具有借鉴作用。

渔父香

至于《卜居》和《渔父》与道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卜居》之语言形式，其一正一反的十六个问题的句式，在《老子》中已开其端，如第十章：

载营魄合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庄子》中这类整段反问句式在许多篇中均可找到，如《齐物论》一篇中，便有三段文章连用十个以上的反问句式。也很显然，《卜居》中太卜所说的“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典出白《庄子·外物》篇写的宋元君杀神龟之事。

《渔父》篇中就更明显了，从文辞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对道家学说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渔父显然是庄子一派的道家人物，主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庄子》一书中也有《渔父》一篇，写道家人物的渔父与孔子的对话：屈原的创作，反其意而用之，

这两篇作品，宋•洪兴祖早已指出是“皆假设问以寄意耳”（《楚辞补注》），清•林云铭更进一步提出“惟以《庄子》所谓寓言视之”（《楚辞灯》），可谓知音者。

蝴蝶自在

屈原之后，在“好辞而以赋见称”的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楚文学又出现了新的气象，产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楚赋。楚赋是由楚辞发展而来的，所以刘勰说“赋”这种文学体式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文心雕龙·诠赋》）。赋的特点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这种特点在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作品中已表现得十分突出。楚赋的产生，为汉赋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当然，在赋体文学的发展中．是屈原开其端宋玉成其型的。而道家文学在其中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屈原的《卜居》和《渔父》应视为最早形态的楚赋，它们和道家文学的关系前面已经谈过。

宋玉的作品同样如此。今存宋玉流传的唯一楚辞作品《九辩》，虽主要受屈作之影响，但人们时常称赞的开头那段文字，写法上就类似于《老子》中的一些章节，《九辩》在“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后，便用一连串的比喻来描写苍凉的秋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僚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这样的描写，屈作中找不到，而在《老子》中却可找到，请看第15章所描写的“古之善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宋玉在赋怍中描写人物形象也常用此句式，如《高唐赋》写女神的形象：“其始出也，树兮若松树；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旗；湫兮如风，凄兮如雨。”《神女赋》中也是如此：“烨乎如华，温乎如莹”；“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等等。

神女应无恙，还在巫山间。

《老子》和《庄子》的许多篇章，常见排比和骈俪的句式，有些章节注意用韵，已开赋体文学之先声，如《齐物论》中之写风便是如此。因此宋人项安世曾说：

予尝谓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赋为文。庄周、苟卿子二书，体义声律，下句用字，无非赋者。（《项氏家语·诗赋》卷八）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曾说：“用辞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从总体上看，《对楚王问》依然同于诸于散文的问答体式，但注意句式排比，文中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与鴳雀的寓言。这篇作品应为宋玉早期的赋作，它并不讲究押韵，与定型后赋的句式也有很大差别，其用韵和骈俪句的使用，甚至还不及《庄子》中的一些段落。

宋玉的赋作，直到《风赋》《高唐赋》和《神女赋》，才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形成独特的风格，注意押韵和句式的相对齐整，即杂用三言、四言、骚体的句式，过渡之间用散句，这也是后代赋家普遍使用的典型的赋作风貌。在屈宋之前的先秦诸子中，战国中期以前，三言、四言的句式，《老》《庄》作品中使用得最多。当然，和宋玉同时的荀子也是使用较多的，这是因为他本身便是辞赋家。

从作品的内容看，许多地方同样可以明显看出宋玉赋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除上面所说的《对楚王问》受《逍遥游》之影响外，《风赋》一篇，令人想起《庄子·齐物论》中所写的“天籁“与“地籁”，两者在描写上各有千秋，都可称为写“风”的上乘之作。《大言》和《小言》二赋也显然受《庄子》一书中“小大之辨”的启发，《逍遥游》《齐物论》中都有“小大之辨”的各种寓言和具体形象：鲲鹏与斥鴳是这样，蟪蛄、朝菌与冥灵、大椿则是小年与大年。

此外还有大知与小知等 ，《庄子·天下》篇写到惠施时，有“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等，《钓赋》一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庄子》中所写到的“任公子之钓”；而文中所描写的“玄洲之钓“、“尧舜禹汤之钓”、“大王之钓”，和《庄子·说剑>篇中的庶民之剑、诸侯之剑与大王之剑写法上何等相似（《御赋》残简也有类似的写法）。

宋玉赋作中在刻画人物形象（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东家之子、《神女赋》中的神女，《钓赋》中玄洲的垂钓），描摹的各种事态景观（如《风赋》之写雄风与雌风、《高唐赋》之铺写高唐景观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创作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应当说也受到庄子的影响与启发。当然，宋玉赋中，这种刻画和描写更加细腻，以至于达到精雕细刻的程度，这些方面，显示宋玉在庄子散文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发展，形成了赋体文学“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文心雕龙·诠斌》），从而使赋体文学在他的手中达到成熟的程度。

心斋现真景

当然，处于战国中后期的屈原和宋玉，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他们和老庄有同有异，其同者，如强烈抨击社会的黑暗，追求人格的独立，不愿受俗世的污垢，及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等。然而，他们和庄子最大的不同在于缺乏庄子心斋坐忘式的严格的身心修炼。

有学者认为，屈宋的政治态度，更多表现在与当时在齐稷下兴起的黄老学派有关，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应当承认，道家，尤其老庄的文学特质对楚辞与楚赋的兴起与繁荣，具有重大的作用与影响

道家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从两汉至南北朝，时间长选八百年之久，其间，道家思想时起时伏，因而它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影响也不相同。以下试分而论之。

(1)两汉时期

两汉四百年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思潮与统冶思想，大抵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黄老思想占据当时的统治地位。武帝之后，采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道家思想一度受到冷落、东汉前期，阴阳谶纬的儒教神学兴盛，至中后期因朝政混乱和经学衰微而儒学独尊地位受到挑战。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两汉文学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青山带不走，风流总逝去。

西汉前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在著作中注意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提出冶国的方略。如陆贾《新语》，贾谊的《新书》等，这些作品在批判秦之暴政的同时，主张实行民宁清一的治国方略，这些政论散文中具有鲜明的黄老之学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据说陆贾作《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而贾谊的《过秦论》，向来被作为政论散文的典范之作。陆贾、贾谊的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俯视万物的气势，且说理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应当说与他们兼采先秦诸子学说中的众家之长，融汇合一，避免了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关，而这，也正是黄老之学的特点。

黄老之学是战国末朝从齐稷下学派中发展而来的，它兼采道、儒、墨、法、阴阳诸家之善，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当陆贾奏《新语》时，高帝的称善和左右皆呼万岁，我以为其中包含着对其说理的透彻性和文章的艺术性完美统一的赞赏。

在历史散文的创作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部受黄老思想强烈影响的作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信从黄老之学的，他曾著有《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总结和剖析各种学派的长处和不足．特别推崇黄老之学。司马迁秉承家学渊源，在撰写史学巨著《史记》时，从其对人物的评价，事迹的描写，《传》后的赞语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对黄老之学的赞誉之词。

拔宅飞升淮南子

汉代重要的道家著作是《淮南子》、高诱在为《淮南子》作序时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言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淮南子》在撰著中学习《庄子》的创作方法，如其《要略》篇所说：“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淮南子》的作者们自刘安至其宾客淮南大山、小山之流，均喜好辞赋，加上作品中师法老庄，故其著作多用寓言、神话及历史传说故事，想象丰富而奇特，与《庄子》一样具有浪漫气氛，并富有文采，语言多采用排比与对偶的句式，读来朗朗上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淮南子》无论从其立意到文章的风格，都显示其为道家文化之嫡传。

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家的学说成为正统的统浩思想，道家学说失去政治的扶持而影响力相对下降。然而，中国的士人，大抵从汉代始，便与政治上的“杂王、霸之道而用之”相类似，其学术与人格也是很难用一种行政命令加以规范的。历代稍有思想的士人，必然都在学问上博学多闻，杂采百家之长。当其年轻时，悬梁刺股，寒窗苦读，鲜有不思建功立业，有用于时的，此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信条便发生作用。而一旦到社会上去，发觉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往往难于一致，加上在封建社会中，种种不台理的社会现实摆在人们的眼前，当经受种种挫折与磨难之后，心灰意懒，深感壮志难酬，于是乎自然要怨天尤人，乃至呼天抢地了。当此时也，或朝隐于市，或深居山林，方能体会老庄之道的博大，进而用来修养自己，升华自己。凡此种种思想观念，自然也就发之于文。

问天

因此，尽管在儒学地位如日中天时．文人墨客的诗文之中，依然不时流露出道家的意绪来：如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刘向、扬雄、刘歆，东汉初年至中期的冯衔、桓谭、张衡、王充，等等，他们都是有感于世风文风的不振，或直言切谏，或著文立论，他们所用以反对当时的俗儒的有力武器，也往往是道家思想中的精华。如求真求实、疾伪去虚以及“天道自然”观，等等，我们在王充的《论衡》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东汉中后期，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儒学的僵化更使得社会思潮发生多元化的倾向，因而此时的上人开始“叛散五经，蔑弃风雅”，揭露黑暗社会现实，抨击封建礼法制度的文章与文学作品大量产生，这一思潮的出现，其间最重要的是，道家思想为魏晋时期从人的自觉到文学的自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两汉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是汉赋。汉赋中有多种类型，一是骚体赋，它主要是承继屈原骚体诗的形式，后人一律称之为赋，其实是不合适的，骚体赋与汉代大赋其实是两种文体，前者为诗，而后者为骈文与散文的结合体，难以称为诗的。二是汉赋，它主要有以描写宫廷、都城为主要对象的汉大赋和以自我抒情为主的抒情小赋两类。抒情小赋虽也许多是以骈散结合的句式进行创作的，但直抒胸臆，文字活泼清新，具有诗的意境，它们倒是和诗更为接近。

授道

西汉前期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是作者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的，因而有着更多的人生感慨，他将自己的不幸与屈原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感叹于“横江湖之鳝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其典故便出自《庄子·庚桑楚》。最突出表现其道家思想的是《鹏鸟赋》，从写法到思想，我们都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响。赋作以寓言的形式，写自己与鹏鸟的对话，其中大段引用的是道家的哲学思想：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

原本满腔热血为汉朝廷的兴盛出谋献策的贾谊，因受排挤而“俟罪长沙”，在悲苦和哀怨中他醒悟，只有道家的思想才可以达至真正的身心无忧、彻底超脱，无需寻求外界功名的慰藉。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有以为是招屈原或招山中隐士，甚至以为是招淮南王刘安的种种说法，这篇赋作从其艺术创作手法、意境和气氛的渲染、语言的表达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对《庄子》的继承和仿效。

收入《楚辞》中众多悼屈之作，从西汉到东汉的众多作家，他们在悼屈的旗帜之下，何尝不借古吊今，发泄自己对社会环境的不满？否则为什么他们都特别对《远游》感到兴趣，篇篇不离要摆脱尘世、仙游天地？司马迁的《悲十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中，也可以找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所在。

山河尽在一卷中

董仲舒这位儒学大师，也准备“将远游以终古”。至于张衡，其《思玄赋》也是如此，他感慨于功业无成，因此就上天下地去周游，要摆脱俗世的束缚。在游仙赋作中，只有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是个例外，他不是写自己神游天地，而是为谏武帝好神仙而写的，但后来谏变成劝，武帝读后，飘飘然有凌云之志。

两汉文学家还继承道家敢于揭露和抨击现实社会的丑恶的精神，以作品作为斗争的工具。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如实地记载当权者的各种罪恶，“不虚美．不隐恶”。

梁鸿在《五噫歌》中暴露帝王的奢华，他是从年青时起就不求功名富贵，以隐居度过一生的士人，当然，如果不是因《五噫歌》引起皇帝的不满，倒也不必逃亡吴地。东汉末年赵壹之《刺世嫉邪》，更是采用庄子的笔法，入木三分刻画统治者的虚伪的嘴脸和自私的本性：“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他彻底否定现实世界，呼唤“无为而治”的“尧舜”时代。此外，张衡的《髑髅赋》，从作品题材到创作中表达的思想都是从《庄子》那里来的，张衡创作此赋时，正是到达向外追求到向内探求的人生转折点。

为了追求自身的解脱，汉代作家除了采用想象中的道家神游天地的形式之外，还有的是对回归自然的向住，张衡的《归田赋》有感于：“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赋作结尾表示：“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物外真家园

西汉的东方朔却采取的是“朝隐”的办法，他虽然不满意自己长期不得升迁，却还在朝廷当官，他自己认为：“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真是一种创造，看来他是颇能体会道家的“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理论的。

东方朔作有《答客难》，用以发泄自己的情绪，后世颇有仿效者，如扬雄作有《解嘲》，张衡作有《应间》，同属一类。两汉许多赋家在自己的赋作中探寻人生的哲理，上述的众多赋作，如贾谊的《鹏鸟赋》、张衡的《思玄赋》、扬雄的《太玄赋》，冯衍的《显志赋》，等等，其中可以明显看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许多文人尤其关注生命的价值，《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便是如此，诗中流露出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思想，应当说也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2）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个特殊的年代，其所以特殊，表现在：一、这是个战乱频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的时期，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而经历了七个朝代：三国、两晋、宋、齐、梁、陈（北朝为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其间仅西晋是50多年保持国家的统一时期。这些朝代，一般都在40 ——50年之久，短者不过20 ——30年；二、这是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中原混乱的政局中，北方民族大批南下，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羯、狄、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众多国家，所谓”五胡十六国”，北方民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和汉族融合；三、学术思想上的大融合。汉初推行黄老之学，武帝开始独尊儒学，随着汉朝的灭亡，魏晋时期以及其后的各朝，虽各有倾向，然而儒、道与后来传人中国的佛学思想却在相互排斥中又相互吸收，并融合形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潮。

晴雪如幻

作为文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作家队伍，同样受着上述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而显出其时代的风貌。鲁迅和中国文学界都认为，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当然，文学的自觉首先得益于“人的自觉”。东汉末年，经学的式微，唤醒了土人的生存意识，他们冲决儒学名教的束缚，寻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生活方式。建安时代的“七子”、“三曹”，生当乱世，均亲身参预当时的平治天下的大事、尤其是“三曹”中的曹操颇以天下为己任，面对社会现实，其作品慷慨悲歌，气韵苍凉。曹丕曹植，也是经常亲自带兵，出入于行伍之中，在他们身边的邺下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曹魏政权的谋土，共同参与当时的天下大事，这样的一批人，当其为文之时，自然有与众不同的胸襟和气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建安风流

形成上述文风的原因，除客观上的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黄老之学的长期兴起有关。曹操于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大力提倡黄老之学，重刑名法术思想，取兼收并蓄的人才观念，追求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这些观念，清楚表现在他的诗文之中。

同样，社会的动荡不安，人生的忧患短促，使建安时代文人在作品中表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并往往从道家思想中寻求超脱。三曹父子均有存世的游仙诗，如曹操的《气出倡》《精列》《陌上桑》等，曹丕有《折杨柳行》《丹霞蔽日行》《煌煌京洛行》等，曹植则有《升天行》《远游篇》《仙人行》，等等。

曹魏正始年间，“玄学”之风兴起、在大将军曹爽的支持下，一批对道家颇有研究的文士夏侯玄，邓飏、何晏等人以道家思想对当时“尊儒贵学”之风进行改制，实行“无为而治”的治政方针。虽然这场“改制“之风因司马懿发动政变而未竟全功，但在学术方面则开了一代之风。

何晏、王弼通过注《老》《庄》《周易》，在学术思想界掀起玄学之风，先从哲理上提出道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并着重讨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形成“清谈“之风、有关“言”、“意”、“象”之间关系的论辩，以及形神之论等，《庄子》理所当然成了“清谈”中的热门话题。

正如闻一多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一一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他们说‘三日不谈《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分形

确实，正始年间的这股玄风，到“竹林七贤”们的身上，已经把老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司马懿发动政变后，控制了曹魏的政权，再次试图以“名教”来统一思想，控制人的精神，同时大开杀戒，导数“名士减半”的恶果。

这种高压政策反而引起士人强烈的逆反心理，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他们直接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抗拒这股逆流。阮籍就十分推祟道家思想，他先后写过《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与何晏、王弼相呼应，尤其最后写成的《达庄论》，将庄子置于六经之上。文中说：“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他特别欣赏庄子的《齐物论》，并以“大人”“真人”“至人”自许，在日常生活中放浪形髅，不守礼法。司马氏欲与联姻，阮籍大醉六十日，终于使司马氏无可奈何。他还写有《大人先生传》，嘲笑礼法之士为虱处珲中。

阮籍不采取直接对抗的办法，而星我行我素，因此，司马氏虽十分不满，却又找不到可以攻击的借口。阮籍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五言诗，是那个时代的顶峰之作，作品显示了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这是与道家精神相一致的。同时他的一部分游仙诗，表达他希望超脱现世羁绊、追求自由的理想。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阮步兵诗出于《庄》“，是很有见地的。王夫之也指出，阮籍诗“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

江湖之内

和阮籍齐名的嵇康，则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同司马氏集团对抗，他直接用道家的“自然”人性论反对名教礼法。在《释私论》中，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并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他写下《与山巨源绝文书》，公然宣称自己“薄周礼而非汤武”，由于嵇康确如其所言“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因而发展到直接与司马氏对抗并终于被罗织罪名被杀。嵇康的文章深受道家尤其庄子行文的影响，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充满强烈的战斗精神。其诗则深得自然之趣，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兄秀才入军》），常为后人所称道。

“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有类似的举止言行，刘伶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写有《酒德颂》，是一篇为酒大唱颂歌的奇文，在朝廷对策时，他大谈上古时代的无为而治，因而被斥为“无用”。

嵇康虽然被杀，但并不影响晋代的士人继续谈玄论道，在这种玄学之风的影响下，玄言诗应运而生，其实何止是诗，赋作中也多玄理。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当时的创作是：“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同样受玄风的影响，晋宋之间，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山水田园诗：其奠基人便是陶渊明与谢灵运。

竹林七贤

陶渊明和阮籍、嵇康相同，深受道家自然人性论的影响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言行。他厌恶官场的黑暗和虚伪，喻之为“樊笼”，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因而虽曾短暂出仕，却很快便辞官回归田园。他认为这是“复得返自然”。由于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的现实极端反感，促使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对现实的超脱。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希望寻找到一块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自由，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

《桃花源记》是老子和庄子著作中反复提到过的“理想国”模式的当代化，是隐士情怀的唯美表达，它作为一种参照物，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陶渊明写下一系列反映田园生活美好情景的作品，如《归去来辞》《饮酒》《归同田居》，等等。作品富于真情和理趣，形成平淡自然的美学意境，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之祖。

与陶渊明大约同时由晋入宋的谢灵运，由于当时政治斗争十分复杂，他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纵情游山玩水，并写下了大量的刻画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他在对永嘉、会稽、庐山一带山水的描写中，展示出江南山水风光自然之美，且诗中不乏“玄旨”与理趣。

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带动了南朝诗人对山水诗创作的兴趣，最终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派——山水诗派。应当说，山水诗从产生伊始，便渗透了道家的精神与审美情趣，至于其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与道家文学有不解之缘。山水诗派由南北朝入隋、唐，至唐代终于形成高潮。

仙游

此外，南北朝文学中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的还有游仙诗，虽然游仙诗从屈原的《远游》起，蜂拥效仿，但历代游仙诗的作者大都注重描写想象中的神仙境界，缺少实证，而吕洞宾、张三丰的游仙诗别具一格，他将个人丹道修炼有机地融合在游仙诗中，特别突出对性命的探求与超越，从而使游仙诗的面貌大为改观。吕洞宾、张三丰的创作从数量到质量，都是前代游仙诗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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