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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人生|修身是做人的根本

荆十三 2024-05-28 17:08:29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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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1] 。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大学成书年代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 

《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历代概况

《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汉唐时期

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

⑴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位,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

⑵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⑶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

⑷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宋代时期

⑴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⑵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

元明清时期

⑴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

⑵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

⑶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

  • 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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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台湾将《大学》列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纲。

⑵《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必修课。

⑶《大学》成为部分高校相关专业博士生必修课。

⑷《大学》学习形式呈现多样化,国学经典地位依然稳固。

修身就是让人心中的善一天天地多起来,恶一天天地少下去。

《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如果这个根本就被扰乱了,其他的要想做好是不可能的。

修身不是君子的事情,而是所有的人必须做的事情。无论职位高低,出身尊卑,都面临着做人这个大问题。

一个人只有修养好自己,才能让人信服,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才会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修身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修身不是要独善其身,而是为治国平天下作准备。

一个人只有修养好自己,在家庭中和家族中说话才有份量,才能管好家庭,进而管好家族。

人生最大的使命,说起来只有一句话:改变自己。

把自己修正,改造的更好,才是我们应该终身全力以赴的事情。

可惜我们花太多时间要改变别人,经常以教导别人,影响别人,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却忽略了修持自己的重要性。

一些人听到修,就会想起佛教,似乎只有佛教主张修,要修就必须找佛教。

其实儒家重视修身,道家倡导修道,佛学当然也需以修为主。

儒、道、释三家之外,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犹太教,可以说都重视修养自己的品德,务求严格自律。

《礼记·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从地位高的人,一直到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人例外,都必须要以修身做根本。

这就告诉我们,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本,而是末。

修身才是根本,如果根本做不好,后面都是空谈。

欲望无罪不必尽去

欲望与生俱来,人人都有。时代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欲望越多。

人的欲望,并没有好坏的分别。可以说有时候善,有时候恶,关键在于合理不合理。

换句话说,合理的满足欲望即为善,不合理的满足欲望,便是恶。

这种事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真正做起来十分困难。因为义与利相比较起来,一般人多半重利而轻义,以致反应的相当不合理。

孔子的衡量标准,说起来就是一个“义”字,凡是合乎“义”的利,他都不反对。

我们常说一念之差,其实就是公和私的差别,公心兴起,便灭掉私心;而私心兴起的时候,公心就不见了。

自我修持最要紧的地方就在于去私心而修公心,就这一念之差,关系到欲望的善恶。

许多人利欲熏心,痴心迷惑,凡事只想到自己的利害,并不关心别人的痛苦。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念之间,把握不住。

面对欲望,认同欲望,满足到合理的程度,才是自我修持的正当态度。

竞争要有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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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可避免的关系。

一般人看法,人生在世,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存,为求取生存,大家必须动用智慧彼此竞争,以求适者生存而免于淘汰。

从小培养竞争的习惯,形成现在“人人手中一把刀”的无情社会。

不错,人有兽性的成分,需要与禽兽竞争生存,但是人也应该有人性的成分,以“仁爱”和“互助”来代替恶性的竞争。

我们把竞争区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

良性竞争具有君子的风度,能够做到克制自己,爱惜节操,并且关切别人,以合乎竞赛规则的心态来竞争。

而恶性竞争,则是言而无信,不择手段,而且只顾自己的残暴方式,目的在踩在别人头顶上,使自己表现得高人一等。

人是万物之灵,必须以仁爱、道德来取代竞争强权。

换句话说,应该从现在的竞争文化,返回到原来的礼让文化。

礼让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不竞争,而是站在礼让的立场来展开君子之争,可以说是良性的竞争。

礼让文化,含有礼让为先的因素,却也主张当仁不让。意思是先礼让一番,再来当仁不让。

让到合理的地步,然后采取当仁不让的措施,既为君子之争,也就是良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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