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苏轼在被贬官期间为何还有能力购置房屋

揭秘,苏轼在被贬官期间为何还有能力购置房屋

说到苏轼，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故事。

苏轼被贬至黄州，除了基本工资外，每年只能领几瓶“官酒”加一些退瓶费。为养活一家老小二十余口，他每月初一取出4500钱来，平均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然后再把叉子藏起来。

苏轼平日里虽然认为自奉甚俭，实际上还是“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他每次外出，总是饮得酩酊大醉而归。因嫌村酒不佳，便以“百钱一斗”的代价自配蜜酒，并遍赠亲友。

除此之外，即使在贬官期间，苏轼还有能力买房买地。一同乡劝他去许州买房，苏轼回信说“囊中止有数百千”，已经让儿子在荆渚买了一个小庄子，自家在京师还有一些产业，如果变卖可以得钱“八百余千”，不知能不能赶上许州的房价?不仅如此，苏轼还曾向友人打听：听说京师有人欲卖荆南头湖庄子，总价六百千，首付只要二百来千，其余可以按揭，不知是否可信?

可见，虽然苏轼自称“为穷之冠”，很会哭穷，但他实际并不能算困难户。只不过与他贬官以前的境况相比，经济状况已大不如昔而已。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苏轼当年为什么会被贬？

苏轼当时被贬是因为与当时变法的人意见不同，写诗讽刺变法，所以入狱后遭贬官流放。

写诗讽刺朝廷变法遭告发。

当时宋代皇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的事情，当时苏轼与那些参与变法的人一件不一致，所以经常受到排挤。苏轼自受到如此排挤无法在朝廷立足，因此自己申请外调但是苏轼在外任职上，看到了变法的很多弊端，于是苏轼写了一些诗讽刺和批判这些变法。

当时有个叫沈括的就把苏轼写的这些诗上报给朝廷，当时沈括是巡查新法施行情况的时候看到了苏轼的诗稿，认为苏轼这是在诽谤朝廷的政治事项，所以当时就把这件事上报给了皇帝宋神宗，但是当时宋神宗并没有重视这个沈括的话，所以当时也没有把苏轼怎么样。

二、写文表示不满变法，入狱后遭贬官流放。

后来，苏轼调官，他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表明自己不合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也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不满。

之后，负责检查官员的人员李定以及何正臣等人就写了折子给皇帝要弹劾苏轼，他们说苏轼在文中写的话那是赤裸裸地攻击朝廷的政事，反对朝廷现在实行的新法变革。当时实行心法变革的人都对苏轼极为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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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苏轼就被抓起来然后押解到到御史台的监狱，之后就被提讯。经过一番提讯后，苏轼最终承认他写的文中就是讽刺变法。经过审理后对苏轼进行了定罪，当时苏轼所犯的最原本应该被关进牢狱里两年，但是当时皇上实行了个赦令，所以苏轼不用被关押，但是皇上下旨因为苏轼讽刺变法对朝廷带来的影响，所以要对他特责，因此就把苏轼贬官流放了。

人生榜样导师:苏东坡

　摘? 要：苏轼在“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中最负盛名，这不仅因为他在仕途、文学、美学、书法、绘画、烹饪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完全是大师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任何岗位上，他的心中都装有老百姓，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关键词：苏轼;仕途多舛;坚持说真话;做利民之事;自强不息;拒贿反贪

　　苏轼，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文学家的身份为中国人民所熟识，而他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政治家。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轼”，是企望他像“轼”（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 ，可确保安稳）那样处世圆通。然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因而不容于污浊的封建官场。虽然他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逐，但是，他的心中装有老百姓，在任何位置上，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

　　一、苏轼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苏轼从政为官40年，曾历过三次大的贬谪，但一直坚持为官以民为本，坚持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他的一生都坚持说真话。

　　据《宋史·苏轼列传》，苏轼刚做官时，朝廷为了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的胜利，由宋仁宗下诏，宫中要多悬红灯。宫中红灯不够，负责去民间买灯的官吏强行要求老百姓减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苏轼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在朝堂上当面批评仁宗，说：“战争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庆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像现在这种搞法，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请陛下收回成命，减少悬挂红灯的数目，给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苏轼的话虽然很尖锐，直接驳了皇帝的面子，但仁宗仔细想过后，认为说得有道理，就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在小范围内搞个庆祝就行了。

　　宋神宗在位时期，特别宠信王安石，准备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王安石也为遇到这样一位明主而高兴，言谈之间难免流露出赞扬神宗独断专任的话。苏轼听到后，马上予以反击，说：“晋武帝因独断而统一了全国，而苻坚因独断攻晋却败亡，齐桓公任管仲而称霸，而燕哙专任子之却丧身。”王安石一听点到了自己的痛处，就再也不提这些话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就向神宗表示反对让王安石主持大政，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希望陛下能聚合文武官员的人心，注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政治体系。否则的话陛下就会失去人心。”但是，神宗没有听进苏轼的话，坚持任用王安石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全面改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官员的反对。朝廷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被调出京城，贬到地方上去做官。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就不满意，这会儿又看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对者都排挤出了朝廷，不满的情绪更为强烈。同时，他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又有恶吏因缘为奸，利民之法变成扰民之法。苏轼遂提出批评，议论激烈，为此他被外贬。宋神宗死，王安石闲居，守旧派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且官吏恣虐，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

　　二、苏轼一生坚持做利民之事

　　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却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贬后，仍然专注于为民办实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先后两次来杭，分任杭州通判（监州）和知州，可谓与杭州有不解之缘。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由于贫困和医药匮乏，古代瘟疫频发。元祐五年（1090年）春季，就突发一次疫情，适逢苏东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些稠粥和药剂，并派出官员和医生，在多处为病人医治，被救活的人不计其数。但此时杭州贫病之人实在太多，他于是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将自己50两黄金捐出，以供城中病坊运转。这所名为安乐坊的免费医院，明显带有民助性质。

　　离任杭州后，苏轼因高升回京，一位挚友送来黄金5两、白银150两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勤政廉洁的苏轼就将这笔礼金转赠安乐坊。而此时的安乐坊，每年以千斛租米作为基金，运转正常，故而苏轼用礼金购买田地，获利后再添助安乐坊。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不久，安乐坊也被朝廷赐名安济，遂为官办。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出任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知州。第二年春天，密州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受灾百姓纷纷外出逃荒，有些人甚至把婴儿抛弃在道旁。面对如此惨烈的灾情，苏轼一面积极组织灭蝗救灾，一面上书朝廷要求免去密州百姓的赋税。发现弃婴现象后，他又千方百计从府库中调拨粮食，救助这些弃婴，总共救活了几千人。在苏轼的领导下，密州百姓终于战胜了蝗灾，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后仅3个月，就遇到一场巨大的水患。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洪水八月二十一日到达徐州城下，在一个月内就先后淹了45个县，毁坏粮田农舍无数。这期间徐州城的富人开始外逃躲避水灾，苏轼获知后认为：“富民一出，民心动摇，城也难守了！”于是亲自带衙役守城门，将富人强行劝回城中，稳定了民心。当洪水到达徐州城时，因被南面的大山挡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于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眼看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遇险不乱”，冷静理智，除立即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门外，又亲自踏着泥泞小路到武卫营动员士兵。他诚挚深情地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听后也感动地对部下讲：“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们同样义不容辞地上城墙护守。而苏轼本人更是以身作责，一直坚守城墙上。他与军民一起在东南一带城墙上风餐露宿，吃住都在城墙上的小棚内，太困了就闭眼养一会神。他到处查看，不分昼夜地指挥加高加厚城墙的工程，拼死护城，终于将继续上涨的洪水挡在了城外。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十月十五日，洪水最终回归黄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全城官兵百姓欣喜欲狂，张灯结彩共庆抗洪胜利，更一致赞颂爱民抗洪的好太守。但苏轼并未满足现状，而是考虑今后如何更好抗洪保城的事。他及时写好奏章上报朝廷，请求拨款修建防洪外墙。次年二月，皇帝不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劳，还拨款3万贯、1800石粮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东南修建防洪外墙。

　　苏轼在徐州除了治水抗旱、劝农耕桑等成就外，还首次成功地开发煤田。徐州蕴藏丰富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任后，为了解决冶铸用煤问题，派人四处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田。为此，苏轼特作《石炭》诗歌颂徐州人民自力更生、开发煤矿的壮举。他在是诗引言中写道：“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三、苏轼一生自强不息

　　苏轼一生，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所以他虽在多地为官，却每到一地，留下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他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无论是在升官，还是遭降职贬官期间，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在降职贬官时，也能做到乐观随和，自强不息。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苏轼便开荒种田，以解决吃饭问题。由于经常辛勤耕作，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便像他景仰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东坡种花二首》等诗多次唱咏他种花栽树的忠州城外的东坡）那样，将自己耕种的这块地也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敬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就这样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渡过难关。

　　生活虽然艰苦，但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首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苏轼看来，天下万物，如果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元祐六年（1092年），苏轼被贬到惠阳（今广东惠州市）以后，家里没了收入，衣食不继，仍采用老办法，自己动手种山芋，住茅屋。居无定所是他当时最大的麻烦。他有一阵子借住在官府的一处房子里，叫合江楼，在江边上，风景较好;后来不许住了，他又搬出去住在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这个亭子叫松风亭。当时朝廷形势危险，返朝无望，自己年纪又大了，要是一般人都忧愁得睡不着觉，可苏东坡却太能睡了。他在松风亭里写了一首关于睡觉的诗，后面两句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就是说，告诉你们啊，东坡先生正睡得好，道人打钟的时候轻点打，不要吵醒了他。

　　苏轼从广东北回后，选择住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当地一位崇拜他的读书人邵民瞻陪他去看一套房子。苏轼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钱刚能买下，后来挑了个吉日住入新家。他与邵民瞻在月下散步时，听到有个妇人哭得很伤心，便推门进去。妇人向苏轼说：“我有一套房子传了百年，而我的儿子不成材，卖给了别人，住了百年的旧房子永远没了，我只能住这样的小屋了，怎能不痛心？”问她房子在哪儿，原来就是苏轼刚买的那套。苏轼再三安慰她说：“你的房子是我买的，不用悲伤，今天把房子还给你。”说完，他从身上掏出房契，就着油灯点燃，房契顿时化为灰烬。第二天，苏轼叫来妇人的儿子，接他母亲回到原来住所，竟然不索回他买房子的钱。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苏轼却把儋州当成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兴学风。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后的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中过举。但苏轼北归不久，他的学生姜唐佐就举乡贡。此前苏轼曾赠诗给他：“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果然没有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海南人民一直把苏轼看作是海南文化的一位开拓者、播种人。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正因为苏轼心中装有人民，所以能够勉力为人民办实事，同时亦不畏奸佞，执法严明。在杭州，富豪颜巽及其子颜章、颜益共为奸凶，枉法贪赃，还集众惊扰一方。苏轼依法逮捕颜氏父子，刺配牢城，为当地除了一害。在定州，他对吏治严加整饬，将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赌博成性者处于杖笞，并加强纪律，训练士兵，使北部边防得以巩固。

　　四、苏轼一生坚持拒贿反贪

　　苏轼在京城做官时，一次，他的老乡带着厚礼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苏辙帮忙谋个官职。同乡之情不便明伤，苏轼就讲了个寓言，说是有个很穷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里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墓里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去掘这墓定能发个大财。未成想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又岂能如你所愿？”盗墓人就说：“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齐的墓。”伯夷接着说道：“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叔齐就更帮不上忙了！”那个穷人听后很失望，于是悻悻地回去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徇私帮您啊！老乡听后便知趣地告辞了。苏轼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乡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绝了老乡的请求，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也很发达。当时开封是世界特大城市之一，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达官贵人为了促成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封买地建房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外，多余部分还用来出租。《资治通鉴》披露，不少皇亲国戚兼营房产开发，连权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资建造商铺，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产开发与今日不同之处在于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专属的建设机构除外。他们在修建宫殿、城墙之后，就转型为中央财政“搞创收”，由朝廷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盖住宅建商铺，盖好后卖给或赁给市民。当然，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寸土寸金的开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不但普通人望而却步，连一些名人雅士都难以承受得起，只好当起“房奴”。

　　苏轼在都城算得上是当了多年的高官，应该不差钱，可却无缘在京城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有花园别墅式的“豪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他也没钱为其购置新房，最后还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苏轼是廉洁自律的“清官”。苏轼胞弟苏辙，同样是从政多年的“官员作家”，也买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

　　苏轼始终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对贪污非常痛恨。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他在杭州做客时，朋友做寿请他吃饭，当地知府杨贵和县令王笔也是座上客。宴席上，有人提议，谁作诗作得好，谁就是首席上宾。 县令王笔抢先吟诗一首：“一个朋字两个月，一样颜色霜和雪。不知哪个月下霜，不知哪个月下雪。”王笔吟诗以后，沾沾自喜，等待赞扬。 这时，有位宾客也赋诗一首：“一个出字两重山，一样颜色煤和炭。不知哪座山出煤，不知哪座山出炭。”知府杨贵夸两首诗作得好，然后也吟诗一首：“一个吕字两个口，一样颜色茶和酒。不知哪张口喝茶，不知哪张口喝酒。”知府的诗，当然赢得了几个人的赞赏之声。

　　苏轼早就听说杨贵和王笔都是行贿买官、贪赃枉法、见利忘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贪官 ，便想借此机会痛骂他们一顿，于是吟诗一首：“一个二字两个一，一样颜色龟和鳖。不知哪一个是龟，不知哪一个是鳖。”苏轼吟诗完毕，引起众宾客齐声喝彩。县令王笔在羡慕之后，仔细一想，觉得不是滋味——这“龟”和“贵”，“鳖”和“笔”都是谐音，这分明是骂他和杨贵！他气急败坏地斥责苏轼：“大胆狂徒！竟敢辱骂知府大人和本县令！”

? ? ? ? 苏轼不慌不忙地回答：“王县令何出此言，要说骂么，你们的诗才是骂！因为霜雪怕见阳光，煤炭可烧成灰，茶酒进肚排出来的是尿。至于我的诗嘛，这龟和鳖乃是象征长寿之物，我是为祝寿而作的，何见得是骂呢？”对方听完这番话，顿时哑口无言。

　　苏轼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纪念，究其原因在于他为官清廉、吏治风清，在于他心怀百姓、务实为民。他怀有强国富民的宏伟抱负，关心民间疾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福利、办实事。他不计荣辱得失，不顾困难压力，不作空论清谈。正直、干练、为民造福的苏轼，正是以其实干家卓有建树的政绩，以其两袖清风的廉洁，赢得了当时民众的衷心拥戴，也赢得千百年后人民对他的敬重和热爱。

历史纪录片《苏东坡》

苏轼20岁中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欧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让考生自由表达心中所想，因为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把苏定为第二名。苏30岁已是知名大文豪。

北宋国库虚空，积贫积弱。宋神宗急于改革，于是王安石变法推行，王安石追求高效、快速，把所有人变成同一种人，统一思想。因变得太快太急，苏轼不支持。后苏轼辞去官职，隐居。

苏东坡率领军民抗洪，得到嘉奖。

后一些小人检举苏诗讽刺新法、朝廷和皇帝，御史台下令抓捕苏。用绳子捆住苏，押往京城受审。御史台是北宋最高司法机关，大院里经常落有乌鸦，于是又叫“乌台”。

苏轼大儿子给狱中的苏轼送饭，约定“如果判了死刑，为了让苏有心理准备，就给他送鱼。”苏迈花光了盘缠，于是出京筹盘缠，让亲戚给送饭，结果亲戚不小心给苏轼送饭时送了鱼。他以为自己要死，给苏辙写了两首诗，可见兄弟情深。

王安石托人带话给神宗，说圣明时代不能杀有才华的人。太后也为苏轼说情，说先帝在的时候就很看重苏轼兄弟两的才华，你把他放了我的病情才能好。

被关押130天后，苏轼被贬官黄州（湖北黄冈），历经五年。在黄州苏心中积郁，常去定国寺静坐参佛，慢慢化解了心结。他在黄州虽有虚职，但无收入。朋友通过关系，将黄州东门外一块坡地无偿给苏轼种以维持生计，苏轼给它起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他种植大麦，人不食大麦，但大麦对地的要求不高。苏在黄州过得潇洒，屡屡犯禁，夜晚出城去东坡上喝酒，饿了宰病牛吃，再翻墙回城。

苏常去与和尚下棋，晚上饿了，和尚唤小和尚做吃的，只剩下一碗坨掉的面条，小和尚加了麻油放锅里煮，结果睡着了，苏进去看时，面条已经被炸成了面饼，觉得好吃，便去给饭店老板讲这种方法，后被命名“东坡饼”。

因城外的东坡土地是官地，担心被官府收回，苏决定去购买属于自己的田地，买地路上经过沙湖，突遇暴雨。写《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苏之前，词不为正统的文人所接受，苏之后，词正式站上历史舞台。他改变了词的题材，使词不再只写男女之情。

苏有次出门喝酒，回来时太晚，敲门无人应，于是去江边散步。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城中传苏轼乘船跑了，他朋友吓一跳，赶紧去他家找他， 他正在床上大睡。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在生活中发现乐趣。

“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苏轼作《遗爱亭记》，以称颂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功能。

黄庭坚打趣苏轼，说他的字像石压蛤蟆，苏回应说，你的字像树梢挂蛇。日本有句有名的话——东坡、山谷、味噌、酱油。是说苏轼和黄庭坚就像味噌和酱油一样必不可少。

因乌台诗案受牵连的王定国被贬谪岭南，北归时与苏轼见面，王定国的妾柔奴唱歌弹曲，唱的非常好，使人心静，苏轼问柔奴，为什么心态还能如此好，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王安石虽层官至宰相，但晚年凄凉，经历被亲信背叛、变法失败、丧子之痛。苏离开黄州后，与王安石在金陵会面。二人虽政见不同，但彼此尊重、彼此欣赏。

宋神宗驾崩后，太子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任命司马光组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在民间看到一些变法举措的益处，又与司马光政见不同。因有过乌台诗案的经历，苏轼明白自己不宜留在朝廷，再三请求去地方，后被任命杭州太守。

苏轼有一日感觉自己修禅大有精进，便写一首诗让人过江带给好友佛印禅师，内容大致为——我如今意志坚定，八风吹不动，佛印一看哈哈大笑，让人回话——放屁放屁。苏轼气急败坏，过江来找佛印理论，而佛印早在江边等候，他对苏轼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明白过来，哈哈大笑。

苏轼在杭州治理西湖、建苏堤，让百姓在岸边种菱角。后又被朝廷重用，重回汴京，官至礼部尚书。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上位，党派之争又起，苏轼被贬谪到岭南，在惠州服刑。

苏轼曾饭后拍着肚皮走，问身边人，你们说我肚子里装着什么，有人奉承装着满腹经纶，苏轼的侍妾朝云说，你这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说只有朝云懂我。苏被贬岭南之前，遣散家仆和侍妾，只有朝云坚持陪伴苏轼来惠州。两年后，朝云病逝，苏轼为其写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在晚年，再次被贬谪到儋州（海南岛），以为自己将死在儋州，连棺材一同带去。。三年后，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返程至常州时，苏轼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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