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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道对人类文明新思维的指示性价值

2017-12-12

○傅景华

 

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困惑学术界一个多世纪。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缺陷的不断显露,和其与人类保健医疗需求的矛盾激化,中医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中医及中西医的根本区别

中医本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此道不同于道家或道教。医道是生命之道,而通于自然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出现“道”字269次,多表示对本原、过程等的认识。而出现“学”字仅6次,只具有学习、学问等含义。《素问·至著教论》开篇即问:“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道术学技,主从以次,高下有别;中西之学,领域不同,内容各异。林亿序《黄帝内经素问》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又说:“奈何将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已为幸矣!”(《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明·顾从德刻本)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大精粹。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中医不属于“朴素”、“自发”的原始哲学;中医不限于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生命的运动方式为神、气、形,而不仅仅局限于形。形也并非形体。神为本,气为用,形为器。神是生命的主导方式,“神者生之制也”;气是生命的实现方式,“气者生之充也”;形是生命的运载方式,“形者生之舍也”。神绝非仅指思维意识,而包括自在的魂神意魄志;气不是组成人体的物质,而可泛指各类生命活动方式;形也不是有形实体,还包括生命空间与生命场,《黄帝内经》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关系。《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灵枢经》,明。赵府居敬堂刊本)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仅是人体结构与功能。尽管如此,在结构领域的第二、三世界,乃至第一世界的整体层次,中医也远远超越西方医学。甲骨文的“素”字是截断脐带的象形,表示生命的延续及其诞生的过程。“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答,“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是化变之道,而不仅是功能之学;是生命过程化变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功能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生命结构领域包括生命物质与生命空间,生命物质包括生命体与生命场,于是便有生命体、生命场与生命空间三个世界。生命体包括实体与粒子,实体下的研究对象有整体与部件之分,整体下有系统与要素之分,部件下有器官、组织之别,组织有细胞、分子之异……西医学刚刚触及生物大分子,其研究对象在第一世界实体部件层次分子水平以下。实体只是区域性生命过程的载体,而是生命空间、生命场与生命体承载着微观的生命过程。阴阳五行就是统一场数序。中医正反、虚实、开合、动静,包括表里、出入、升降、聚散等都属于空间与场运变的范畴,而不是实体与功能或机械运动的概念。《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就是说生命神机的发动不能离开生命空间,而不是指什么“人体皮肤的穴位”。

中医的认识过程包括感、知、悟,但其主要特征是悟思与感思,而且对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也远远超越形式逻辑。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经纬;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中医的主要范畴是道、德、气,数、序、类和机、化、变,态、势、象。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只是生道、化道、变道及病道、诊道、治道所属的范畴。抛弃与离散其主要范畴,曲解与异化其从属范畴,使中华医道在三大认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丧失殆尽,而西化“中医”在结构领域实体部件层次的劣势却捉襟见肘。

道、德、气、数、序、类是过程领域的范畴。道是关于对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是关于过程的认识,关于相互作用的认识。德是生道。“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本)气是运动方式,而不是什么“基本的物质”。数是作用方式,而不是定量运算的数字。数术与算术相对。后世将算术称做“数学”,从而导致数与算范畴混淆。既然数学的概念已深入人心,那么真正的数术应称做数道。数学描述物体的结构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显示过程的运动方式与作用关系。序是作用序列。《周易》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两仪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太玄经》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方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类是作用类别。《素问·阴阳类论》“阴阳之类,经脉之道”论类之理。《素问·示从容论》“循法守度,援物比类”论类之法。《素问·疏五过论》“比类奇恒,从容知之”论类之诊。《素问·徵四失论》“不知比类,足以自乱”论类之治。

机、化、变、态、势、象是枢机领域的范畴。机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万变发于一机。化是机之动,变是化之极。“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化变是由化至变,变化是变中有化。态是变化的方式,而不仅仅指状态。状态属形态范畴。态有神态、气态、形态之类。势是变化的属性,而不仅仅指形势。势有神势、气势、形势之异,其下又各有局势、趋势、时势之别。局势是关系属性,趋势是空间属性,时势是时间属性。如中医病机的局势有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有卫气营血、温病三焦、伤寒六病等。象是一切过程、枢机与结构的展现。象有神象、气象、形象之异。见其象而知其化,致广大而及精微。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生命内藏自隐、自调、自控、自生、自化、自和。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本能。中医摄生与治人就是调动这一本能。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治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像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中医病因是生命运动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治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以气化神,以神还虚,方得医道之真谛。

中医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变应变,以化促化;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而非法为法,圆机活法,法式检押,又是对待古方、运用常法的三个层次。

 

二、科学、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

“科学”一词系由外文翻译而来,首见于梁启超《变法通议》一文。西方的科学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古希腊时期,第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三是工业革命时期。古希腊的科学原是指分科研究的知识,与被称做哲学家们的综合性知识相对。公元5世纪时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中世纪”。15世纪时东罗马文明的再发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此人们高举科学和人文的大旗,反对宗教统治对人性的束缚,科学成为一种批判神学的精神武器,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崭新观念。由此便引发了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革命中,在科学昌明的巨人时代,以笛卡尔、培根、伽利略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共同开辟了实验研究的天地,从而奠定了实验科学的基础。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科学,是以物质结构为研究对象、以还原实证为研究目的、以分析实验为研究方法、以定量数据为客观指标、以形式逻辑为推理工具的实验科学。这一科学体系的建立,使人类在物质结构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成就。于是,对科学的概念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第一是科学概念的本义,第二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第三是科学概念的神化。我们所说的科学概念的本义,是指历史形成的本质性内涵。西化是指与西方实验科学等同,神化是指绝对化与宗教化倾向。各种辞书对科学的定义几乎都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1]。或‘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医的科学性根本不容置疑。“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医不仅完全符合科学的定义,而且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中医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庞大的知识体系。中医不仅有分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有综合各科的理论纲纪,更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和无与伦比的实践效果,这是任何学科所不具备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学,从而成为未来文明追求的目标。因为中医不仅包括对有形世界的认识,而且具有对自然和生命本原,以及其发生演化过程的认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科学”的概念却往往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混为一谈。更令人震惊的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绝不是少数人的观念,而是在当代思想界与科技界普遍泛滥。如果科学的概念仅仅是作为实验科学体系(近代才形成的)的代名词,那么不仅中医不是科学,而且中国古代所有的学术成就都不属于科学(因为不是实验研究体系的产物),把中国古代说成是“一个没有科学的社会”这样的逻辑便可大行其道了!

科学概念的西化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可怕,但是若再伴随着科学概念的神化,便使人类文明跌入几乎不可自拔的泥沼。鉴于现代科学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科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圣坛,“科学”成为鉴定一切、衡量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统治地位逐渐变成了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不可动摇。中医与中华文化被取代、废弃、消灭已是理所当然的结局。科学概念的西化与神化,不仅是中华医道的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在这一人为地把“科学’变为“神教”的前提条件下,便出现了把西医称做“现代医学”、把中医称做“传统医学”,然后再提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口号的怪现象。把西医归入“现代科学”,其指导思想为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与此同时,把中医纳入“古代科学”,其指导思想为古代朴素自发的哲学,然后再讨论“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不是需要现代化”?这是强盗性的逻辑和学术领域的荒唐。

在这种强盗性的逻辑和学术的荒唐之下,“中医教育”沿用所谓医学教育方法,并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教材尽量采用西医学的术语解释。“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成为“中医科研”的几乎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而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现今所谓“中医学”与中华医道背道而驰,是不伦不类地嫁接于西方科学的畸支。

挥舞科学主义的利剑,曲解、改造、消灭中医的主要力量,不是西医学界,更不是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而是中医界自己。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邓铁涛老中医说现在的中医是“泡沫中医”,因为“在五颜六色的表象下面,已经没有中医的内涵”。[3]李今庸老中医愤然作诗痛叹今日中医:“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4]崔月犁部长生前沉痛指出中医会“出现像日本消灭汉医一样的悲剧”。[5]

 

三、中医智慧对人类未来的指示性价值

人们把科学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否定,以及后者的自卫往往称做“科玄之战”。“玄”的含义显然是“玄学”。其实,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而不是学,更不是什么“玄学”。何况“玄”字也是被歪曲的。甲骨文的“玄”字是脐带上下延伸的象形,其喻义表示对本原的追溯。“玄之又玄”就是追溯再追溯,直通那自然和生命的本原。道与学是包容关系,本无战事可言,并非谁要挑起论战,而是科学主义的统治已占据了与之不相容的各个领域,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被改造和被排斥得几无立锥之地。

20世纪中医走过了孤独的旅程,曾出现过三次对科学主义的回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废止中医的劫难中,广大中医界奋起抗争。同时在理论上捍卫中医的传统,并且主动吸收西方医学的知识,以试图实现其中体西用的理想。张锡纯衷中参西,恽铁樵中西汇通,杨则民奋力为《内经》之哲学争辩……中医并没有被废除,还在民间得以巩固。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政策的鼓励下,中医又一次奋起论争。老中医纷纷撰文阐述中医理论,特别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的正确性。但同时也出现了以西医解释中医的倾向。80年代,迎来了中医挑战科学主义的春天。中医理论发展的热潮汹涌澎湃,大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气薄云天之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提出震惊全国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变革——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不过这一短暂的历史,很快被中医“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然而,西方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麦尔逊一莫雷实验和对黑体辐射的发现,从而引发了科学发展风暴和科学革命。随着相对论、量子论的问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分形论、超循环论、混沌论等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现代科学理论处在深刻而又广泛的变革之中。更有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惊呼,科学的这一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回归,是向中医智慧的回归。随着现代自然科学革命和人类认识的回归,中医必将成为21世纪道科之战的主战场。如果说中医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西化”,那么中医未来的发展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东归”。“西化”是被西方医学所异化,被“科学”边缘化、虚无化;“东归”则是向母体文化的回归,向中华医道的回归,向一种非常高的原始智慧的回归。近代的欧洲高举科学的旗帜与宗教统治作战,使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现代文明,但伴随的是科学的被神化,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然而被神化了的“科学”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认识上的巨大障碍。正如科学否定宗教统治从而迎来现代文明一样,必须否定科学主义统治,人类才能迎来未来文明,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对迎接未来文明的到来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医道复兴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突破口。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是相通的,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生命之道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中华医道的根本。

我们是华夏族的传人,要对得起祖先和儿孙,不能挖断自己身前身后的根,而要“与时俱进”。21世纪是东西文化交汇的时代,是人类认识东归的时代,与时俱进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医道的智慧!中华医道与科学主义新一轮的世纪之战,必将引导人类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参考文献]

[1]  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2]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祁芳.名老中医的忧思[N].健康报。2001-11-28

[4]  郝光明.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N].现代教育报,2001-08-10

[5]  崔月犁,中医沉思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1

 

【责任编辑   张进峰】

 

 

Indication Value by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for Man’s Civilization New Thinking

FU Jing-hua

(China Traditional Medicine Academe,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there have been pervasive mistaken concept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anation,validation and reforma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by Western Sciences.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a medical knowledge instead of mere medicine;it is knowledge with consideration of man instead of mere the cure of diseases;it is knowledge of process instead of mere study of structure;it is knowledge of converting and change instead of mere study of functioning.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surpasses science and includes the science of human body!Westernization and apotheosizing of scientific concepts is not only the disaster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disast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modem science revolution and the regression of human cognition,the important value in the wisdom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human beings has more and more embodied with the criticism on and revelation of parochial scientism being increasingly profound,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will demonstrate its indication valu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Chinese medal knowledge;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scientism;the battle between knowledge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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