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医与术医

程雅君

中医与中国传统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关于医、哲之不可分割性，前贤早有相关论述，如孙思邈提出“哲医”的概念，云：“是以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孙思邈，卷八十四）《明文海》亦有“甄权、许胤宗、李杲，皆古之哲医也”（黄宗羲，巷三百十六）的论述。当然，古人所谓的“哲”是指极高的智慧，与现代所说的哲学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无疑存在很多重合的地方。学者刘长林先生在2007年的一次中医哲学研讨会上指出：“中医危机的瓶颈不在医学本身，而在哲学。”（刘长林）中国科技部“国家中医发展基础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先生认为：“中医药学是体现人文与科学融合的知识体系”。  （贾谦等第115页）因为中华医道兼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以“术”载“道”的体系，因此中华医学中既有对“形而上”的研究，又有“形而下”的内容。

  “形而上”即“道”的层面，属于中医哲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下”即“术”的层面，属于中医学研究的内容。“道”是中医之神，“术”是中医之形。神以御形，形以载神，形神不可分离。就中医而言，道术不可偏废。以道御术，以术载道者，可谓道医；重术轻道甚至背道求术、弃道崇术者，可谓术医。

一、道医

    中医在不同阶段融摄了不同的哲理入医，而汇集成博大精深的中华医“道”。此医“道”与道家哲学、儒家哲学、佛教哲学一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医是很重视“道”的医学体系。这首先表现在道家思想对中医的影响上。道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有诸多表现：“此其道生”（《上古天真论篇第一》l“去故就新，乃得真人”(《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l“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这里所说的“真人”、“至人”都是道家的术语。古代著名的药学著作解申农本草经》也表现出浓厚的仙道思想。如书中收入药物365昧，以合周天365日；药分三品，上品药据称有延年登仙之效；其中多次提到“神仙”、  “仙方”、“仙药”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解中农本草经>，都是以道家为基本中医哲学思想的，所以才以真人、神仙为追求的最高境界，才把有利于养生的方药称为仙方仙药。

    道家哲学对中医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兹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作概括的论述。

    1 道本体论。《黄帝内经。素问》云：“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恍惚之数，生于毫厘，起于庋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灵兰秘典论》）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老子》中的相关论述：“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

    2道法自然。<黄帝内经。素问》认为，  “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则能“益其寿命而强,，，并“归于真人”。（《上古天真论篇第-》）这与道家哲学中“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基本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3阴阳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阳应象大论》）阴阳理论在中医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几乎所有的医家都用阴阳理论来解释疾病的成因及治疗的原则，它与《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无疑存在继承关系。

4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转化。《黄帝内经。素问》云：  “寒极生热”（《阴阳应象大论》l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类似的思想在《老子》中早已有之，如《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四十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

 5用辩证的态度对待事物。<黄帝内经。素问》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至真要大论》）与此相似，《老子》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

    6重视对道的把握和体悟。《黄帝内经。索问》云：  “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上古天真论篇第-》）“与道合同，惟真人也。”（《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同上）

7．天人合一理论。《黄帝内经。素问》中说：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日：  ‘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日：‘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着至教，疑于二皇。’帝日：‘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著至教论篇七十五》）这里把掌握医道与“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的方法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相联系，反映了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庄子》中有明确的表述：“天地与我并坐，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正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所以才可以通过观察天地的变化及规律来把握医道。

    不仅《黄帝内经。素问》带有道家道教思想的深深烙印，事实上，金元时期以前的医家如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等，其医学思想也多有比较明显的道家道教思想倾向。晋人葛洪、陶弘景，唐人孙思邈等名医的著述，直接见录于<道藏）），他们的道医身份更是世所公认，毋庸赘言。

    中华医道除了受到道家道教思想即道家之道的影响，还受到儒家思想即儒家之道的深刻影响。而且在金元时期，还表现出了从道家之道向儒家之道转化的特点。作为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观其生平，曾受医术于道教中人，屡次谢绝朝廷征聘，可谓以道自居、以道自守的模范；论其学术，作为其学术理论基础的五运六气学说，他倡导的病因病机“六气化火”论，他所主张的“水善火恶”论、“善药”论以及他以慎养人身“三宝”为核心的养生观，都说明了他的以道为本、从道推衍的特点。因此，刘完素的中医哲学思想明显受道家道教影响。作为医家改革家的张从正，其对医学的改革突出体现在援儒革道上。  渗见程雅君）李东垣的家学、师承、际遇决定了其“根儒向道”的中医哲学思想。朱丹溪的中医哲学思想鱼接来源于儒学，其援儒入医是其医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儒”是宋明新儒学即宋明理学，而不是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糅合老庄道家思想和汉传佛教大乘精神（主要是禅宗精髓l因此，宋明新儒学本质上是融摄三教、三教合一的哲学体系。金元四大医家的中医哲学思想表现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纯正道医刘完素——援儒革道张从正——蹄艮儒向道李东垣——釉摄三教朱丹溪，从中正可看出中医哲学从道家向儒家的转化。

    儒家之“道”作为中华医道的合理内核，在朱丹溪及其代表作《格致余论》中有典型的体现。

    1.“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观点，朱熹认为，  “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据此，朱丹溪明确提出，医学是“吾儒格物致知一事”。

（<序》）

    2太极生阴阳的理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朱丹溪在（（市目火论》中开首即云：“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中医典籍中出现“太极”这个词汇，当首推朱丹溪的医学著作。

    3气本论。朱丹溪云：“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之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钥。”（同上屿宋代理学家张载“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的点一致。

    4“人心听命乎道心”的修身论。朱丹溪认为：“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而火唯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  （同上）表现在养生方法上主要有：  (1)主静。朱丹溪根据太极变化之道理，认为：“《传》日：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病而死矣。”（同上）因此，应在动中求其静。“静者，性之所以立一也。”（《房中补益论》）(2)寡欲。朱丹溪有专门论述房中养生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色欲箴”、“房中补益论”中。他明确反对以“房中为补，，，说：  “房中之法有艮止之义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贝何补益之有……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同上）(3)清淡饮食。朱丹溪主张饮食要“茹淡，'，反对偏食膏粱厚Ⅱ未，说：“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也，惟与谷肉菜果相宜。”（<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因为胃气“清纯，，，所以人之饮食要“茹淡”。又因胃气“冲和，，，所以饮食要节制，无伤冲和之气。而清淡饮食属自然冲和乏味，“有食人补阴之功”。

    5《周易》象数学。朱丹溪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实来源于《周易》的象数学。朱丹溪以宇宙的日月星辰变化为凭，用天包乎地、月禀于日来说明阳多而阴少的道理：“人受天地之气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阴气难成”的观点：  “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有待于乳哺，水谷之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可见阴气之难成。”阴气难成，而人之情欲无涯，心之君火感物而动，引动相火则耗阴精。所以阴气不独难成，而且易亏。因此，造成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有人认为，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与“洛书”之数理相关。如把“洛

书”中所有的偶数与偶数相加，奇数与奇数相加：

    1+3+5+7+9= 25        奇数之和代表阳

    2+4+6+8—20          偶数之和代表阴

    阳数之和大于阴数之和，这个数值正巧与朱丹溪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吻合。而这个阴用- 4/5的数值比例，我们认为许就是朱丹溪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的真正蕴意和依据所在。从这个表达式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健康，其阴阳气血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比例；只有这样人体才会在广阔的人与自然体系中适应自然，进而更好地把握自然，反之，“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参见李柱、王明忠）

    本文认为，金元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一方面使得部分医家援儒革道(~zp张从正l甚至儒化蜘李东垣)；另一方面使得很多儒者乃至“硕儒”加入医学行列（如朱丹溪l共同促进了中华医“道”从道家之“道”过渡到儒家之“道”。同日寸，又由于如下两个原因，使得各医家的中医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性。首先，儒学本身的发展，从北宋的道学到南宋的理学，事实上己融摄儒释道三教，从而使得道、儒思想在中华医道中很难明确区分。其次，中医学以道为本，换言之，任何医家的哲学思想都离不开道家道教。这样就形成一对矛盾，即正统思想以儒为本，非儒不荣；医家思想以道为本，非道不彰。这种矛盾对医家而言是无法逃避的。对于甘心做个良医的，安贫乐道可也；而对于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就要调和改良之，所以才有张从正的援儒革道、李东垣的根儒向道。张从正做过太医，李东垣也有捐资为官的经历，可见他们之所以革道，与其想走仕途有一定的关系。而怍为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泰屡次推辞皇帝的征聘，根本无为官从政之心，所以是个纯正的以道家道教为基本思想的医家。到了朱丹溪，他运用新儒家哲学成功地将道家哲学“同化”入医，从而大大充实了中华医道的内涵，成为中医哲学从“道”转化为“儒”的一座丰碑。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三教

合一是后世中医哲学的基本思想。

道医

中医哲学从道家向新儒家的转化过程中，有两个关节点的成功突破：

(1)哲学上的突破，即宋明理学把长期冲突的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

(2)医学上的突破，即朱丹溪把宋明理学运用到医学领域。如此由哲而医，由医哲，哲理、医理良性互动、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完善，而后中华医道进入鼎盛时期。可见，不管中华医道的“道”偏道家抑或偏儒家，有一点非常之肯定清晰，那就是：中医学是一个以道御术、以术载道的医学体系，在术和道之间更重视“道，，，是有“道”的医学体系，故本文称之为“道医”。

二 术医

术医以清末民初唐容川《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余云岫《灵素商兑》为标志，以唐容川、张锡纯、张山雷、恽树钰、余云岫、王斌等为代表。在这个阶段，中医几度陷入存亡的边缘，虽没消亡也元气大伤，始终面临着被质疑（是否科学？）、被政造（中西医结合）的命运。术医从重视医之道逐渐转向重视医之术，逐渐背离了中华医道之精神；背道求术、弃道崇术是其特征。

术医的研究取向、发展趋势逐渐“西化”，其论病论证、处方用药几乎都离不开西医西药，这主要是由于西医学的冲击和影响所致。中医从道医畸化成术医后，局面即每况愈下：1912年出现“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1929年由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洗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王斌歧视中医的政策为毛泽东主席所察觉，  1955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朱健写的文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强3月11日又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

争））o（参见贾谦等，序一）但是，以王斌为代表的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王斌被批判、被撤职而消失，迄今犹在中医学界有广泛的不良影响。

    其实，中医和西医两大医学体系差别的根源主要在哲学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医和

西医在认知领域的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于1984年在世界第17届内科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转引自同上，序五）

    本文认为，中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传统必须进行扬弃，但关键是如何扬弃。如果说中医学是以“医道”为基础的话，则中医学的发展事实上离其基础越来越远。这种背离基础的扬弃实在令人不安，而这种发展陷入困境也是必然的。中医学一定要回到中华医道的路子上来，因为纵观中医学发展史，每一次大发展都是立足于基础而取得重大理论突破的。中医学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不是修修补补，更不能用西医的一套理论方法来论证中医学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应“衷中参西”，而不应“全盘西化”。

    中医学的现阶段发展主要应在“衷中”上下工夫，让西医理论方法在其中发挥“参”的作用。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继承好传统，很多中医学的精髓被忽略了。拿众所周知的中医特色“整体观”为例：谁都知道中医有个整体观，但什么是中医的整体观？中医整体观究竟包括哪些层面的意思？一般认为是空间上的整体，即身整体、身一心整体、身心  灵整体（谓之人整体）、人  社会整体、人社会  自然整体溻之天人合-）o但是，这种对整体观的认识本身就不整体，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中医更为重要酌两个整体观：时间整体及时空整体。对中医整体观的认识只有认识到这三个层面，才是真正的整体观。否则，中医处方为什么又叫“开时间”？为什么同样的病、同样的人，遣方用药不一样？子午流注、飞腾八法强调在不同时间取不同穴位，不用时间整体、时空整体何以解释？若机械地拿系统论来“套”中医整体观，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造出空间整体的模型，但时间整体和时空整体如何制造？仅此一处，便可见中医之“玄”；说明用现代实验方法难以或无法复制中医之真，这导致中医被误解、被误读，乃至被以讹传讹。中医学具有不能被现代医学所能包含的太多内涵，故

只有溯本求源才有可能获得发展。

    那么，中医学的根本原理从哪里寻找呢？本文认为只有从中医哲学中去寻找。弄清了中华医道的基本脉络，不难看出：中医哲学的最初阶段受道家哲学影响最大，而后受融摄三教的新儒学影响明显。但不管怎么说，近现代以前的中医学都是有“道”的医学。近现代以降的术医则是引“西”入“中”、同化不成反被畸化的结果。中医哲学史上也有哲学思想大转折的先例，如援儒入医、兼融儒道、融摄三教，但中医并没有因此而面临危机，反而发展得更加完备、更具实证性，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及金元时期中医学的鼎盛即是明讧。中医面临空前危机恰恰是发展到术医阶段：由于不通医理、不通哲理，更不讲“道”理，只用所谓的科学性来责难中医，只用机械的规则来束缚中医，才导致中医发展的举步维艰。中医和西医哲理不同，医理不同，“道”理更不同，由此导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人体观、疾病观等的不同。具体比较如下：

    ①中医辨“证”，此“证”体现了整体性，突出了功能性，因为综合而比较抽象。西医辨“病’：此“病”反映的是局部性，突出了器质性，因为直观而相对具体。

从上可见，中医和西医因为特色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的优势。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证优势。中医以“和”为贵，认为和而不同，无伤大雅。中医本是开放的体系，认为互相借鉴才是科学的态度。而把西医规则强加于中医，则不啻于拿神父的教条苛求孔子门生。其中道理，庄子有个形象的比喻：

自然曰道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僬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僬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曰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道本“浑沌，，，偏偏要凿“七窍”以显其直观具体结果是“七日而浑沌死”。“忽”、“倏”以术乱道，以假惑真，终置“浑沌”于死地。以所谓的“科学性”来改造中医，“日凿一窍，，，己历数十载，中医岂有不死之理？从中华医“道”由道家之“道”到新儒家之“道”的“成功”转化，又从道医向术医的“失败”转化，鉴古观今，可见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中医，如果能做到： 

(1)哲学上的突破，即把中西哲学融为一体； 

(2)医学上的突破，即把这种融摄中西的中国哲学引进中医，完善乃至重塑中医理论，如此将中华医道之“道”理、哲理、医理“一以贯之，，，则中华医道复兴有望。而仅仅以医理上研究中医（更不要说现代术医的研究方法j因为没有解决“思想”问题，所以其实不是究竟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唯有从哲理到医理，又从医理到哲理，双管齐下，才能正本清源，找到中华医道的活水源头，找到解决中医危机的突破口。由此亦可见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程雅君，2007年：<援儒革道，叶落归根——金代医家张从正道医思想辨析））．载《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古籍：《黄帝内经））《庄子））．《格致余论》。

黄宗裁：《明文海））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o

贾谦等，2007年：《中医战略强中医古籍出版社。

李柱、王明宗，1994年：《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与洛书之数））载<甘肃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

刘长林，2007年：《中医哲学：思想、原创与机遇）），载《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预备会暨中医哲学研讨会发言记录》。

孙思邈：《备急干金要方强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责任编辑：冯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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