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幅员辽阔的元朝，为什么只存在了98年

元朝虽幅员万里、横跨欧亚，却仅存九十八载，其速亡之因，实不在外患，而在内溃——吏治败坏、族群歧裂、民心尽失。

监察严密，何以难挽颓风？

忽必烈建号“大元”，虽采汉法，设御史台于京师，复置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合称“三台”，下辖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岁岁巡按州县，纠劾百官。制度之密，远超前代。然法网虽张，贪墨如故。广西道廉访司曾查得一案：古县民何福庆因欠军人王买驴竹席数领，竟被活活殴毙。其妻何阿卢诉冤，反遭达鲁花赤月赤蒙古与簿尉史玉逼供，强令改称“夫自跌死”。廉访司揭之于刑部，二人方被罢职。此非孤例，实乃常态。

更可叹者，赃吏横行，几成风气。福州路同知小云失，先任兴化总管时已贪赃百余锭，后监造哨船，复索贿于石良璧；某县达鲁花赤忽察忽思，竟挪用酒课税银三锭购屋，刑部仅判杖十七，官位不动。蒙古语谓贿赂为“肚皮”，史册所载“收肚皮”之事，不胜枚举。

根脚为上，何谈公平？

元武宗曾喟然叹曰：“今中外奉公者少，循私者多。”然其制本源已偏。国家视如私产，官职授于“大根脚”——即与皇室亲厚或有功之族。律法明载：蒙古人殴死汉人，罚出征并赔烧埋银；汉人若伤蒙古人，则立斩且赔银。如此悬殊，百姓焉能信法？

昔吕洞宾游岳阳，见市井争利如蚁附膻，叹曰：“人心若水，浊则沉沦，清则上达。”元之御史台，亦未能免俗。崔资德奏请廉访使“首选正蒙古人，次及汉人、色目”，南人几无入仕之门。台中长官，必以蒙古人为首，汉人副之，南人屏于外。监察之器，反成护私之盾。

君主设监察，非为听民声，实为控新土。故法轻赃吏，御史受贿，不过“除名不叙”；地方官贪暴，多止于笞杖。士人久困科举停废之局，贤才不得进，而刻剥之徒遍据要津。胥吏狡狯，牧民如牧羊，唯知鞭笞催科。

民心既离，祸起萧墙。“贫极江南，富夸塞北”——韩山童一呼，天下响应。朱元璋立明后，严刑峻法，凡受贿八十贯即绞，隐匿户口者“极刑不饶”，盖深鉴元末之弊也。

《道德经》有言：“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元朝之亡，非亡于疆域之狭，而亡于仁义之丧。纵有铁骑踏破欧亚，若失民心，终如沙上筑塔，潮来即溃。张三丰尝言：“治国如炼丹，火候在守中。”元廷一味猛火催财，不知养民如养气，焉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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