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的三大病症,危害堪比黄巢起义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复国，却已病入膏肓，藩镇、宦官、党争三大病症，终致天下大乱，其害不亚于黄巢起义。

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实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乱后，唐朝势力退出西域，进入漫长收缩期。表面上看，唐肃宗在名将郭子仪等人辅佐下，复国成功，但朝廷兵力和财力早已捉襟见肘。为平乱，只得开放节度使自行筹钱征兵，这些兵卒只忠于节度使，不忠于国家，久而久之，节度使便成了半独立的军阀，职位甚至父传子袭，俨然地方土皇帝。唐朝皇帝的实际统治区域，萎缩至首都附近，这些藩镇中，有的嚣张跋扈，公然不服朝廷；有的表面乖顺，暗藏异心。皇帝不能容忍此局，遂在统治区改革税制，国库稍裕后，便扩军企图武力削藩。然乱局之中，朝廷想以一敌众，无异于痴人说梦，只得联合乖顺藩镇共击叛逆。但所谓乖顺者，忠诚亦薄如纸。例如783年，唐德宗命泾原节度使出兵平叛，其军过长安时，竟因犒赏食物粗劣而哗变，转而围攻长安，吓得德宗在宦官护佑下仓皇出逃。虽后来朝廷军收复长安，迎回德宗，但皇帝威望已一落千丈，此乃藩镇割据之祸。

藩镇割据：兵权私属，国威扫地

唐朝中期，为御边患，设节度使，赋其高权。安史之乱后，此制反成痼疾。节度使钱粮自募，兵卒私属，渐成独立王国。皇帝欲削藩，却如抱薪救火，联合此藩打彼藩，终致内耗不休。昔年泾原兵变，德宗逃难，正是此症发作之象。道家有云：“内修不固，外患必生。”唐朝之衰，首在兵权外泄，国威扫地，藩镇割据，恰似人体经络阻塞，气血难通，终至肢体麻木。吕洞宾曾言修行需“凝神守一”，而唐朝散权于外，如何能守？

宦官与党争：内廷之祸，朝堂之斗

德宗逃离长安时，宦官护驾有功，遂被视为家奴可靠，皇帝竟将军事指挥权付予宦官。自此，宦官权力膨胀，竟至废立皇帝的地步。权力一旦稳固，纵有贤君亦难根除。唐文宗曾设谋诛宦，却计谋败露，反遭宦官控制之军歼灭己方。文宗悲叹：“人笑周赧、汉献受制权臣，朕更不如，为家奴所控！”晚唐时，武宗、宣宗虽略有作为，驾驭宦官于表面，但一遇幼主昏君，朝政又落宦官之手。与此同时，朝中大臣分牛李两党，争斗近四十年。两派政见无大异，纯为争权夺利，且各结宦官为援，党争愈烈。宦官干政与牛李党争，内外交攻，朝堂乌烟瘴气。正如《史记》所警：“内乱不止，国无宁日。”此二症，深似紫微星暗，朝纲紊乱。引用道家故事，张三丰修道讲究“清静无为”，而唐朝内廷纷争，恰背此道，终致元气大伤。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乱后，唐朝虽存，实已山河破碎。

上述三大病症，百姓早已苦不堪言。850年后，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终致874年至884年黄巢之乱爆发。黄巢率军从山东起事，转战南北，最南抵广州，再北陷洛阳、长安，屠戮甚惨。朝廷联合藩镇围剿，虽平乱成功，但唐朝已衰弱至极，军队凋零，长安残破，节度使势力反凌驾皇帝之上。907年，宣武节度使朱温篡位，唐朝覆灭，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此间兴衰，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唐朝未能渡劫，反沉沦于内忧外患。观其全程，安史之乱后三大病症，危害之深，堪比黄巢起义，皆足为后世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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