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都是重文轻武,为什么会出现宋弱明强的现象

宋弱明强，非制度之过，实人谋之别。

一、制度设计之异同

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确立文臣治国之策。二府三司制将兵权、财权、行政权三分，枢密院调兵不统兵，三衙统兵不调兵，形成制衡。然此制虽防军阀割据，却使武将如困兽。北宋名将狄青因面有刺青遭猜忌，终被贬谪；南宋岳飞北伐功成，反遭十二道金牌召回，皆为制度之殇。

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设立五军都督府，以文官掌兵部，武将仅负责执行。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力挽狂澜，兵部权力崛起，形成“文统军”新格局。对比宋朝“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窘境，明朝虽重文，却未废武。

二、天命与人心之辨

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北狩，史书载其“金人索其子，帝乃绝嗣”，可见主弱国危。反观崇祯帝煤山自缢，宁死不降，虽无回天之力，却留忠君之名。此间差异，正如吕洞宾游华山时所言：“心若正，泰山可移；志若坚，江海可填。”

朱元璋起于微末，亲历战乱，深知兵权之重。其杀功臣非为私欲，实为防篡。洪武三十一年，胡惟庸案牵连三万余人，然此举稳固了文官集团对军队的控制。相较之下，宋太祖虽有“犯吾法者，虽贵必诛”之言，却未能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终致陈桥兵变之祸。

张三丰曾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宋失幽云十六州，辽金铁骑长驱直入；明收复失地，戚继光练戚家军，倭寇退避三舍。正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所言：“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南宋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志，终因高宗“直捣黄龙，与卿同返”的承诺而断送。反观戚继光抗倭，虽受掣肘，仍能以“鸳鸯阵”破倭寇。此间差异，非制度高下，实为人心向背。

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说：“天机不可泄露，然人心可测。”宋朝文官集团虽重文，却缺乏战略眼光；明朝虽重文，却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正应了《周易》所言：“君子以自强不息。”

综上所述，宋弱明强，非制度之过，实为人谋之别。制度是舟，人是舵，舟虽坚，舵不稳亦难行远。正如张三丰所言：“修道先修心，治国先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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