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掌管崇文门税收，新增一种税让百姓苦不堪言

税权之祸：和珅如何让崇文门成贪腐重地

乾隆年间，和珅在崇文门增设官员税，竟让国库充盈而百姓困顿，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崇文门自元代“哈达门”更名而来，取《左传》“崇文德也”之意，本应是文运昌盛之地。然至乾隆朝，此地却成了权臣敛财之所。据《清会典》载，崇文门税关“掌征收商贾货物税，凡车马行人，皆有定制”。可当和珅执掌此职，便如吕洞宾点化铁拐李一般，将税法改得面目全非。

一纸税令，百官同悲

乾隆四十年，和珅在崇文门旧制基础上，增设“官员税”与“举子税”。此举看似合理，实则暗藏玄机——彼时大清国库已现空虚之象，据《清实录》载，“乾隆三十六年，户部银库仅存四百七十万两”，而和珅此举竟让内务府“岁入骤增三百万两”。

张三丰曾言：“天下之大，利归于一。”和珅正是深谙此道。他将原本只向商贾征税的崇文门，强行扩展至官员与士子。正如《赤壁赋》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百姓在税负重压下，不过如蜉蝣般苟活。

山东布政使陆中丞便是最早反抗者。这位清官宁可“行李寄城外，空身入京华”，也要抗议这“官员需纳税”的荒唐规定。其气节可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然终因“龙颜悦”而败北。乾隆见内务府银库渐丰，竟破例让和珅连任八年，此等荒唐，岂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写照？

福康安的弹劾如石沉大海，恰似《史记》所载“秦王不怿，为之四面起”。这位“平定台湾第一功臣”最终反被和珅构陷，罚俸十年。此等因果，恰如《道德经》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二十载敛财，终成巨贪

和珅深知“财聚则民散”之道，却仍不遗余力。他虽调任他职，仍派心腹刘全坐镇崇文门，掌控此职近二十年。据《啸亭杂录》载，其“岁入逾千万两”，堪比国库岁入之半。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若吕洞宾以铁拐李之杖点化世人，和珅却用税杆敲打百姓脊梁。这般对比，恰似《庄子》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乾隆驾崩后，嘉庆帝痛下杀手，和珅“抄家所得，约值二亿两白银”。然此巨贪之源，实始于崇文门那项“官员税”。正如《资治通鉴》所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从崇文门税关的兴衰，可见权力与制度之关系。若无“不得连任”之制，何来和珅二十年专权？若无“官员免税”之规，何来百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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