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顼在史书中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吉顼为什么会留下负面形象

吉顼在史书中留下负面形象，主因《旧唐书》将其归入酷吏列传而忽略其匡扶李唐之功，实则《新唐书》已还原其复杂面目——史笔之偏，不在人物本身，而在编纂者身处的时代浪潮与政治立场。

吉顼其人，武周时期官至宰相，与侄儿吉温同列朝堂。世人常以《长安十二时辰》中吉温的谄媚丑态为谈资，却不知吉顼的命运更显历史吊诡。两唐书对他的记载竟如冰炭两极：一者视作毒蛇，一者奉为功臣。此等反差，恰似吕洞宾点化凡人时所言："人心如镜，蒙尘则暗，拂拭方明。"史家执笔，何尝不是一面蒙尘之镜？

旧史酷吏：笔锋如刀

《旧唐书》开篇即以"阴毒敢言事"四字定调，将吉顼钉在酷吏柱上。万岁通天二年，箕州刺史刘思礼妄言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有"两角骐麟兒"符命，吉顼闻风告发。武则天命其与武懿宗共审，二人竟以保全性命为饵，诱刘思礼攀咬三十六家重臣，致数千人冤死诏狱。此"功"使吉顼擢升右肃政台中丞，复因攀附张易之兄弟，入控鹤监而登相位。史家痛斥其行，如观张三丰论剑时所警："剑走偏锋者，终为剑所噬。"吉顼以告密为梯，岂料此梯通向的不是青云，而是万丈深渊。古语云"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史记·伯夷列传》），其时多少志士因一念贪嗔，堕入武周酷吏的罗网。

新史重光：抑武兴唐

至欧阳修修《新唐书》，吉顼形象豁然改观。刘思礼案实由武懿宗主审，吉顼仅作告发者；其入控鹤监亦非谄媚，实因"强敏"才干，与田归道、薛稷等名儒同列。尤为可贵者，吉顼力行"抑武兴唐"三事：相州募兵时，民应者寥寥，及李旦遥领大元帅，应征者日逾千人。吉顼归朝不居功，盛赞李旦威信，直令武家切齿。又于殿中与武懿宗争功，"严语侵之，无所容假"——高大英武的吉顼，俯视佝偻矮小的武懿宗，凛然道："突厥之平，赖宗室威望，非某等所能。"更密劝张易之兄弟扶保李唐，言辞恳切："天下思唐久矣！庐陵斥外，相王幽闭，上春秋高，武诸王非海内属意。"此等肺腑之言，深合《贞观政要》所倡"君舟民水"之训。试看八仙过海故事，吕洞宾曾以竹杖点化渔夫："潮退方见真礁石。"吉顼在武周浊浪中坚守唐室正统，恰是那退潮时的礁石。

两史之异，实因编纂时势迥然。《旧唐书》成于五代乱世，史官亲历藩镇割据之痛，对武周酷吏深恶痛绝，遂将吉顼一并打入另册；《新唐书》修于北宋承平，欧阳修等以"尊王攘夷"为纲，方见吉顼"存唐祚于将倾"之功。此正如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历史评价亦随云卷云舒而变迁。今人观之，当悟张三丰论史之精要："执一叶而障目，不见泰山；拘一端而论人，岂识全豹？"吉顼非完人，其告发行径确有瑕疵，然以一眚掩大德，实非史家之责。

究其负面形象之源，盖因《旧唐书》成书仓促，多采武周时酷吏档案，而吉顼恰陷身政治漩涡中心。后世演义更添油醋，竟将其与侄儿吉温混为一谈。然拨开迷雾，真相昭然：吉顼实为李唐复兴暗布棋局者。史笔如刀，可雕琢浮名；青史如镜，终照见本心。杜甫曾叹"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今观吉顼事，岂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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