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寇多次骚扰中原王朝,各朝为什么没有主动出击

古代倭寇屡犯海疆，历代中原王朝未主动出击，盖因东洋浩渺、舟师劳顿，得不偿失，且倭患可防不可征，实乃地理与战略之必然抉择。

海洋天堑与战略智慧

中日一衣带水，汉唐之际使节往来不绝，日本遣唐使如云，尽沐华夏文教之风。然宋元以降，倭风渐变，至明初竟成心腹之患。洪武年间，倭船频扰浙闽，劫掠如蝗，太祖朱元璋愤然欲举水师东征，一劳永逸。此时刘伯温进言劝止，其理至简而深：东洋万里，风涛险恶，舟行旬月，士卒疲敝，未战先损其锐；更兼孤岛悬海，鞭长莫及，纵得其地，难驭其民。此非怯懦，实乃明察秋毫。昔张三丰云游东海，见巨浪排空，曾叹“一苇渡江尚需天时，万船征倭岂非逆天”？道家讲“知止不殆”，远征小邦徒耗国本，反失中原根本。曹操《观沧海》有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正道出海洋之险——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元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楼船尽没于神风，骸骨沉沙，此殷鉴不远。刘伯温所持，非仅兵家算计，实乃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玄机：内修政理，外安边圉，胜于穷兵黩武。

更有深意者，倭国自古“小国寡民”，《道德经》早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其扰边不过疥癣之疾。明廷控弦百万，备倭于沿海，戚家军一出，倭寇即溃如潮退。若如朱元璋初念劳师远征，恰似吕洞宾点化世人时所言：“舍本逐末，金玉其外。”相传吕祖曾遇渔夫困于风浪，笑指沧海曰：“海不扬波，方见真功；强征外域，终落空花。”此语暗合天道——中原王朝守土安民即可制夷，何须蹈海犯险？

倭患兴衰的内因剖析

然则为何唯明朝倭寇猖獗？须知倭寇非纯倭人，实乃中日流民、溃兵、商贾杂糅之乱。元末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遁海为盗，勾结日本浪人，遂成“真倭十之三，假倭十之七”之局。明廷立国之初，承元末凋敝，府库空虚，忽必烈征倭败绩之痛犹在，故太祖定“不征之国”策，将日本列名其上。此非示弱，实乃审时度势：元气未复而远征，犹抱薪救火。

致命一环在“海禁”之策。朱元璋为绝张、方余党勾连，厉行片板不许下海，却不知宋元以来海贸已成东南命脉。沿海黎庶骤失生计，或从倭为盗，或引倭入境，竟使“禁愈严而寇愈盛”。此正如《盐铁论》所讥：“堵其源而欲水止，岂不谬哉？”更可叹者，海禁抑商，反令倭寇独占走私之利，倭患遂成痼疾。观戚继光平倭，不靠远征，但凭练兵筑城、以倭制倭，终使“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其功成处，恰在守中制外四字——若当初听信远征之议，恐如隋炀帝三征高丽，国本动摇矣。

回望千年，中原王朝对倭之策，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守土为本，远征为末；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兵威强加之。此理早蕴于《尚书》“柔远能迩”，亦合张三丰“静观其变”之道。今日思之，海洋时代已至，然古训犹新：国之重器，在德不在险；安边之要，在民不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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